中国现在有知识分子吗，我怀疑，所谓知识分子，最基本的要件是要有独立思想的人，而这一点，仔细想一想在现在是很难有生命力的。两千年儒家学说的教化，专制政权用血腥和恐怖一次又一次地强化，官本位已经在中国社会中深入人心，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中国人的奴性。世界上可能再也找不出比中国人更多的奴性的了。奴性的一点点积累，必然是人性的一点点萎缩。人的独立精神只有在没有奴性的人身上才能闪现独立的人性光芒。想在自称奴才的人中成就出伟大的人格，无异缘木求鱼。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疏远权力，甚至敌视权力的，知识分子就其本性来说应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应是权力的虚无主义者，因此，知识分子必然要有批判的立场，以弱小者为本位，对抗强权阶级；对知识分子来说，生存的勇气就是批判的勇气，而这勇气也是只能来自批判的,从批判到批判。

对知识分子来说，民间的立场就是社会底层的立场，民主的立场，人道主义的立场。民间社会是人类良知的持有者和保存者，潜藏着克服权力罪恶的巨大的变革力量。我们说批判所需的理性、意识，最后都必须回到个人的、民间的立场上去。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创新精神，为追求观念而活着。他应该是所在社会的怀疑者，批判者和挑战者，对其生存的环境和自身所置于的价值观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独立思考是必须的。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个是在独立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至多是些诠释者而已。

中国的专制制度，何能维持上下五千年？全仗有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为统治者拍马，以儒家理论维护封建政权，为皇帝歌功颂德乃中国知识分子第一大传统。

这种人代表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部分特征，既，对权力特有的依附性。原因是一个民族长达几千年处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王权之下，“学得文武艺”除了“卖与帝王家”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从而形成了这是他们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对权力的依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却因为“毛附于皮”的背景发生了很多畸变，抗拒畸变的为民请命者纷纷被“活埋”。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庙堂，成为帮忙的“忠臣”、帮凶的幕僚和帮闲的戏子.

但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即使缺乏反抗的条件，面对政治上的不人道和不公正，可至少还有沉默的权利，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呀。但“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句千古名言，使他们中的聪明人很快就习惯了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既看形势，又观风向。知识分子一旦缺失了公共良知，整个时代就变得不可救药了。知识分子的妥协，使这个社会的奴性无以复加。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了这个处世哲学，当汉奸做奴才也能心安理得，例如明朝时有个范文程，就用这门学问帮着努尔哈赤“和平解放”了边关重镇抚顺城（现在的抚顺市），当上了满人的大学士。这个范文程，随新主子进关后，一路招降纳叛，用的就是这个哲学。“识时务者为俊杰”使现代版的部分知识分子已经从 “奴才”发展到了“帮凶”！更不用说从幕僚、师爷、秘书到写作班子“梁效”一代代的层出不穷。

总有一些知识分子，不放过一切机会向权力跪拜。如果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就是奴性太深了。这已经不是什么生存权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素质问题。每当有点儿风吹草动，就有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跳出来献媚、跪拜，这简直形成了中国的“权艺复兴”运动。看看“强国”的一些“左派”时时显露出的媚态，就什么都清楚了。有谁逼他们吗？没有，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权力崇拜”。这种谄媚没有人逼他们作，也与经济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他们是骄傲地自甘堕落的。

在这方面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大跃进能在中国轰轰烈烈搞将起来，知识分子们也功莫大焉，此话怎讲？当年搞大跃进，一些地方官员放了很多“卫星”。为了使人民相信亩产万斤粮，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科学家出来用科学论证的数字为领导说话。因为人民更相信科学家说出来的数字。于是有那么一部分科学家抓耳挠腮、费劲心血用“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了亩产万斤粮的“事实”，所以那时候报纸广播里的高产卫星田等，可都有知识分子的“功劳”。

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回到２０世纪上半叶先辈们曾走过的那条路，彻底摆脱对权力的依附。这种依附性虽然不是知识分子自身一手造成的，但确乎已渗入不少知识分子的骨髓，甚至内化为他们的一种情感倾向以及认识、评判事物的既定思维方式。不改变这一精神状态，老是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甘愿成为权力的诠释机、传声筒，在屈原人格的阴影中打转，这个老大民族就不可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 　　 　 　　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字可以说是多如牛毛，我想说的是，虽然中国不乏个体的优秀知识分子，但从整体来看，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群体，做一个知识分子，首先应该要求有独立的思想，有独立的做人的品格，这不是写在纸上无法实现的东西，而是切切实实可以达到的现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