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見證－－對真實的追求》 　　 　　 高行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諾貝爾獎一百周年紀念演講」講辭 　　 　　 今天要討論的題目是文學與見證，如果說文學是人生存的見證，在座的想必都不會反對。而真實與否，對作為人之生存的見證的文學來說，是一個起碼的判斷，想必大家也都會贊同。在文學面前，除了真實，沒有甚麽能令它屈從，在這個自由精神的園地，作家也只接受一個指令，那就是對真實的追求。其實，真實從來就是文學最基本的價值判斷，如果這超越現實功利的文學居然還有其價值，還值得人為之受苦，還值得寫下去的話。 　　 然而，這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政治對文學的干預與封殺，在人類歷史上卻是罕見的。而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干擾，更前所未有，不是把文學變為政治宣傳品，就是拿文學來為政治鬥爭服務。文學革命和革命的文學並沒有造出一個美好的新世界，卻弄得文學喪失本性，鼓吹暴力，並訴諸語言的暴力，把這本是自由精神的園地也變成戰場。 　　 這種從政的介入文學，曾經一度弄得鋪天蓋地，這在西方與東方都如此。文學批評也首先是政治判斷，作家被貼上標籤，非左即右，不是進步就是保守。要是在極權制度下，更有甚者，不愛國便賣國，不革命便反革命，中間道路是沒有的。沒有政治態度也是政治，連沉默也成了對抗，不許可沒有政治態度，不許可脫離政治，就這麽霸道。 　　 　　 回到觀察者的身分，以冷靜眼睛看人生百態 　　 　　 文學要超越政治的干擾，回到對人及其生存困境的見證，自先要脫離意識形態。沒有主義，回到個人，回到用作家個人的眼睛看世界，訴諸自己真切的感受，而非人民的代言，也因為每一個統治者或競選者都以這同樣的名義說話。 　　 一個不從政的作家，當然也別標榜為社會正義的化身，且不說這抽象的社會正義還不知在哪裡，這種誇張聽來總不免虛假。作家同樣也不是道德的化身，在未修成聖人之前，何以能以道德的完善來訓導世人？ 　　 作家當然也不是法官，再說，這也並非是個令人羨慕的職業，雖然想當法官的大有人在。作家不如回到既無特權又無權力的一個原罪在身的普通人，這也是他最恰當的身分，寫出他對人世的觀察，倒更為實在。 　　

然而，剛剛過去的這個世紀，許多知識精英都發了瘋，彷佛上帝一死，便都成了救世主，不是要把這陳舊的世界打個稀巴爛，便是要建立一個嶄新的烏托邦。自然也有跟著發瘋的作家。知識分子並不因為擁有知識，就一定能免除瘋病，瘋狂其實也潛伏在每一個人心中，這自我一旦失控，便導致癲狂。 　　 也沒有人能免除自戀，對自戀的控制還得建立在對自我的觀察上。擁有某些知識，甚至很有學問，卻不一定具有反省的能力，暴君和狂人往往智商並不低。人的不幸，並不總來自外在的壓迫，有時也出自自身的弱點。自我無節制的膨脹，造成對人世的觀察的障礙而判斷失誤，更何況也還能導致個人的毀滅。 　　 世界並不從自我開始，也不以某一個人為終結。把前人一一打倒，把文化遺產一概剷除，這種顛覆也不僅僅出於弒父情結，同不斷革命的這種意識形態連繫在一起，就不只是內心的衝動，而是鬧了一個世紀的一種傳染病，給世界也帶來災難。 　　 作家在觀察大千世界的同時，如果也能觀省自我，通過對自我的觀省再反觀他人，所達到的洞察力，會遠遠超過對事實的客觀描述。作家所以不滿足於對真人真事純客觀的報導而訴諸文學，也因為通過文學的手段可以達到對人世更深刻的了解，哪怕這種觀察出自於作家個人，有其局限。這種主觀性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記載的卻是人真實的感受。 　　 作家不如回到觀察者的身分，以一雙冷靜的眼睛看這人生百態，倘也能同樣清醒內省自己，便多少得以自在，從這觀省中得趣，而不妄圖去改造這個世界。再說，人連自己都改造不了，更何況改造他人。這樣的文學也就不賦有甚麽使命，而恰恰是沒有承擔的文學才可能貼近真實，不去製造假象。對真實的追求，是人免不了的一種激情不編造謊言的文學，通常首先是寫給作者自己看的。在私人日記中記錄的通常都是真實的，除非想到有一天別人可能偷看，這才訴諸隱語。要是通篇都是隱語，弄得連自己都看不懂，這日記也就不必再記。作家所以寫作，而又不指望靠這文字謀生，總得確有所感，不吐不快，這樣的寫作當然不必去討好讀者，而這正是文學的初衷。 　　 不幸的是，這社會越是現代化，作家這行業也越加商品化，文學產品同樣逃不脫市場規律，而且得爭相兜售，這樣的市場文學當然不再以真實與否作為價值的判斷。 　　 當今的文學，說的是以人生的真實為價值判斷的文學，一方面在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干擾下，這干擾至今不斷，另一方面又在文化商品化的擠壓下，這擠壓隨同經濟的世界一體化還有增無減，弄得不得不退居社會的邊緣。還堅持這種寫作的作家也就不由自主只能在夾縫中生存，又幸虧這自由世界還多多少少有那麽些夾縫，要是在鐵板一塊的極權制度下，這樣的作家不逃亡又如何生存？ 　　 這令人多少有些沮喪的文學的局面，其實也是人的生存困境的一種寫照。追求真實的文學既不肯服務於政治，又不去贏得市場，讀者當然有限，也只有像在座的諸位還對此有興趣，並給以獎賞，這也就不壞了，無可抱怨。

這樣的文學本來是非功利的，從事這種寫作的作家當然不能指望得獎才持之以恆，恐怕也不指望千古不朽而坐死在冷板凳上才寫下去的。作家如果不從這種寫作中得到某種滿足，也難以持續。對真實的追求，卻是人免除不了的一種激情。人生來都渴望真實，撒謊卻是在日後求生的過程中日漸學會的。只不過，從事這種寫作的作者特別執著，對真實的追求這種衝動轉化為一種愛好，總需要得以滿足，變得有如欲望。 　　 而真實有許許多多的層次，對事實簡單而膚淺的陳述，不能令作家滿足。再說，對真人真事的見證，不是囿於政治或社會的禁忌，便是受人事的利害關係或社會習俗的制約，對真實的觸及也只能框定在一定的範圍內。陳述的角度便已經包含了判斷，而且只能停留在事件本身，背後的原因及延伸的後果也排除在外。因而，這類的見證只能停留在事實的層面，雖然可以滿足新聞媒體的需要，更深的真相還遠未披露。 　　 　　 文學的見證，往往比歷史深刻得多 　　 　　 文學的見證卻並不只滿足於當事人有限的證詞。須知，並不是所有的證詞都是充分的，更何況由於證人的怯懦，或出於證人的立場而有意無意作的掩飾，或是雖然想要吐露卻心理有障礙而說不出，更別提那些在證人視野之外還在暗中隱藏的肇事者和不可明言的動機，而文學卻無所顧忌，可以超越這些限制。 　　 選擇見證文學這種寫作的作家，當然也很清楚，以真人真事或依據個人的親身經驗來寫作，就文學創作而言畢竟是自我設限。而作家所以接受這種限制，則來自對真實的追求，真實與否，也就成了作家高於一切的價值判斷。 　　 文學的見證較之歷史，往往要深刻得多。歷史總帶有權力的烙印，而且隨著權力的更替而一再改寫。文學作品一經發表卻改寫不了，作家對歷史的承擔因而更重，儘管並非是作家有意肩負這重擔。歷史可以一再變臉，也因為不用個人來承擔責任，而作家面對自己印出來的書，白紙黑字卻無法抹殺。 　　 再說，歷史掩蓋的真相難道還少？作家去追究被歷史掩蓋的真相，恢復消失了的記憶，除了挖掘冰冷的史料，更重要的是依據活人的經驗，通常是作家個人和家族的經歷，這類的見證當然帶有自傳和傳記的痕跡。作家進入這種寫作時最好是作為旁觀者，保持足夠的距離，尤其是涉及到一個充滿災難的歷史時代，免得落入受難者的地位行文也跟著悲慘起來，流於控訴。 　　 誠然，這種觀察也還保持個人的角色，哪怕面對一個偌大的時代的巨大的災難。倘若有了足夠的距離，即使泰山崩於前，也不至於壓死。這雖然只是個人的見證，然而，至少是對歷史必要的補充，讓歷史忽略的乃至於掩蓋了的記憶得以保存。

這種見證文學當然並不迴避政治，就其寫作的內容而言，然而不旨在從政，不為某種政治搖旗吶喊，更不站到某一政治派別的戰車上，也就超越了所謂持不同政見。它觸及禁忌的題材，不論政治、社會、宗教或是習俗的，伸張的卻是文學的獨立不移，也是作家孜孜以求的精神自由。 　　 作家當然也可以有非常明確的政治目的，乃至於就要為某一政治效力，甚至投入政黨或某一政治派別中去，那也是作家個人的選擇，只是別強求他人也跟隨服務就是了。那種把對政治的介入弄成不可違抗的全民的意志，強迫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非服從不可，導至整個民族隨之瘋狂，這在極權專政下已屢見不鮮。任何人對政治都有介入和不介入的自由。然而，就文學而言，作家個人即使介入政治，不妨還可以同他的創作分開。這樣的先例不乏其人，從雨果到左拉，到卡繆，這多少也是法國作家的一個好傳統，對西方和東方的作家來說，都值得借監。 　　 說到當代文學，特別是小說創作，作家將個人的經歷小說化越來越普遍，也因為如此貼近已有的經驗，並非憑空虛構，更容易進入體驗，感受到生命的脈動。其實，這也並非始自今日，以往的許多經典之作都來自於作家不同程度上把自傳加以小說化。從曹雪芹到普魯斯特，把作家自己的人生經歷同內心的感受，也包括把生活中的可能經過想像而加以虛構，或是把真事隱藏在虛構的背後，統統融為一體。 　　 只要能捕捉到人真切的感受，事實與虛構的分野何在，對考據作家的生平或許有用，對文學而言，卻沒有意義，有意義的倒是，觸及人性的深淺，能否揭示人生的真諦。 　　 真實雖然可以達到卻又不可窮盡，迄今為止的文學對人之複雜及其生存困境雖然寫了又寫，卻並沒有把哪個題目諸如生、死、愛、欲，就此寫完。宣布前人已死的文學革命，也並沒有把人從所處的困境中解救出來。只要人類還沒有被自己的瘋狂毀滅掉，這對人生探究的文學就還會做下去，且總有話可說。 　　 人藉以認知的手段，這語言也同樣沒有窮盡，對一個事件或是某一感受都可以不斷追述下去，即使寫的是瞬間的印象，或內心的一閃念，都可以有不同的表述。至於是否準確而新鮮，則同敘述者個人的觀點與敘述的方式聯繫在一起。作家總也在找尋他獨特的敘述，換句話說，找尋的是通往真實感受他自己的路，哪怕藉助於虛構。小說的寫法當然也無需固守某種格式。

然而，對新方法的追求，如果不喚起作者更貼切的感受，對文學表述方式的探索如果不是出於對真實的追求，徒然成為文學形式的標新立異，自然也沒有多大的意義。見證與報導，傳記與自傳，回憶錄、日記乃至筆記，進入小說創作，都是作者要找尋的通往真實的路。 　　 　　 在高度凝神狀態下，眼前豁然開朗 　　 　　 文學通往真實的路建立在感性的經驗上，作家靠對經驗的記憶，通過想像，重新喚起具體的感受，作為座標，從而進入未曾親身體驗過的領域。即使是虛構，也還是從已有的感性經驗出發，並且時不時再回到經驗上來，想像才不至漫失而變成隨意的編造。作家當然不只依據自己的生活經歷，他人的閱歷同樣也可以借監。

然而，這種間接的經驗得激盪起作家自己真切的感受，才能進入創作，否則只是死的材料。所謂靈感，正是這種觸動喚起的直覺，霎時照亮了內在的通往真實的路。這也是在高度凝神的狀態下，感覺變得如此敏銳，眼前豁然開朗，哪怕是未曾經歷過的竟也觸摸體驗得到。這種領悟和科學的發現一樣，並非是隨意的杜撰。 　　 文學也只能從個人的感受出發去認識人生，因而總是從認知的主體出發，這也就註定了經驗無法遺傳，他人的經驗和教訓未經過自己的切身體驗也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

人類所以不斷受難和發瘋，暴行和戰爭所以避免不了，恰如嫉妒和仇恨不能免疫，一再重複的謊言也可以變成真理，都出於人自身的劣根，也就註定了人無法改造。教育雖然可以傳授知識，卻未必能喚醒人的良知。文學也同樣無能為力，把文學作為教化的手段只是一廂情願，相反，既誇大了文學的作用，又限制了文學的自由。一個作家，除了留下時代的見證，還又能做甚麽？ 　　 沒有完人，烏托邦設想的新人在革命的現實中喪失做人起碼的良知而成為暴君，兇手或是打手，比比皆是，大可把一個國家變成監獄和地獄。人的惡和怯懦也恰恰是人之為人而非上帝的證明。從造物主或救世主回到人，從超人回到脆弱的個人，作家觀照這大千世界，同時也這樣觀省自己的話，會明智得多。

作家在觀察大千世界人世百態的同時，要是也意識到這觀察者並非就那麽清明，同樣也時不時為種種偏見和妄念左右，把這經常處於盲目的自戀中混沌的自我也加以觀省的話，自然會冷靜得多，不僅從偏執與虛妄中解脫，也贏得較為透徹的洞察力，自嘲與幽默感，憐憫與寬容也就隨之而來。所謂作家的良知，便從那種本能的混沌和盲目的狂暴中覺醒。而良知，與其說是先驗的良心，倒不如說是一雙更為清醒的目光，凌駕於作家本人的好惡與政見之上，由此得出的觀察自然更為透徹，也更深刻。 　　 作家所以能如此清醒觀察世界，又超越自我，也是在寫作的過程中實現的，並非先有一番修練。或者，不如說出自一種態度，也就是說把自己切實作為一個觀察者，而不是去充當裁判，並且把這種觀察貫穿於寫作的始終，保持觀察所必需的距離。觀注其時，也同時喚起審美，從而獲得一種趣味，一種啟發，一種領悟，這便是作家從事這種超脫現實功利的寫作得到的報償，否則，很難持續這種熱情而又保持冷靜。 　　 真實依然是文學作品，最基本的品格 　　 古往今來的文學，不僅僅是以現實和歷史的真人真事為題材的見證文學，其實都是人生存困境的見證。沒有哪一個作家不活在他所處的時代，而文學史上那些偉大的作品也都是作者的那時代人所達到的真實寫照。從這個意義上說，神話和史詩都深刻觸及了人類生活的真實，之後的詩和再之後出現的小說，捕捉的同樣是人的真切感受。

當歷史同文學逐漸區分開來，前者日漸成為政治權力的記載，後者卻越來越訴諸個人的感受。如果說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尚在人類的集體潛意識的支配下，歷史和文學還未分家，那麽，中國明、清之際和歐洲十九世紀的小說則寫的是人生百態，即使是虛構的故事，也都建立在對現實社會中人際關係的冷靜而準確的觀察上。二十世紀以來的現代文學，對人世的關懷雖然轉向對內心的關注，真實依然是文學作品最基本的品格。 　　 不僅他人是地獄，這混沌不堪的自我何嘗不也如此。被現代性弄得精神分裂的人，卻迷失在自己製造的語言的魔障里。以自相反覆的言說來取代真實，同用意識形態來改造世界一樣，都是人自以為是的虛妄。真實就在那裡，並不靠語言的詮釋，把語義分析引入文學，離真實相反倒越來越遠。用語言學的觀念做成的文學理論，固然可以用於分析文本，離文學創作還十分遙遠。 　　 達到真實也不靠形而上的思辨。真實如此感性，又如此實在，隨時隨地活生生地存在於人的感知里，是主體與客體的交融。而主體以外那物的世界，則是科學的對象。再說，文學也只能從主觀的而且是個體的感受出發，去確認人生的真相。

把科學的工具理性引入文學，把對人的認識弄成觀念的建構與解構，都落入智能和言詞的遊戲裡。這個新觀念層出不窮的時代，每一個簡單的主義只要納入一定的程序，都可以演繹出一套理論，甚至等不到論說成形，就已經由更新的觀念宣布過時了。

二十世紀之初曾經推動過文學藝術革新的現代性，到了這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也已經化解到商品推銷的機制里，不斷製造的時髦並不觸動社會，唯新是好，越益蛻變成一條空洞乏味的原則，不再能刺激出新鮮的思想。 　　 當今，商品經濟的世界一體化和信息的爆炸，面對的卻是思想的日益貧乏。政治的權力鬥爭導致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侵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非左即右的選擇和政治正確，取代了人的獨立思考。作家個人的聲音如果不捲入這全球性的混聲大合唱，不投入到某一政治派別中去，不能不變得極其微弱。 　　 　　 回到當下，不去製造明天的謊言 　　 　　 幸好，文學畢竟是自由精神的避護所，也是個人的尊嚴最後的防線。而作家的稟賦就在於，當人們苦於說不出而喑啞的時候，上帝居然賜予他語言。

文學所需要的語言，恰恰來自於不為言說而言說，直抵真實。這此時此刻人活生生的感受，沒有主義，也超越觀念。人之所以為人，通過語言的表述而意識到自身的存在，並非倒過來，由定義和觀念來解說人的存在。 　　 人之為人，本來沒有主義，主義的建構正是要把人納入到一定的規範中去。文學上的主義也一樣，把文學塞入某些理論框架里，好嵌入特定的意識形態和道德教化中去，以適應社會的秩序和政治的權力結構。 　　 而人所以意識到人之為人，就在於個人的獨立不移，因而才有自我表述的需要，也才有文學。老的主義完結之時，沒有必要再去發明甚麽新的主義。 　　 告別意識形態，不如回到人的真實，也即回到個人真切的感受，回到當下，不去製造關於明天的謊話。也告別強加在文學頭上的那種僵死的歷史主義，那種把審美也納入編年史的序列，以進步或保守，前衛或過時，當作文學批評的標準，而真正深刻觸及人生的作品卻永遠也過時不了。也告別語言的顛覆，把社會革命的那套策略弄進文學裡來，把文學創作變成翻雲覆雨的文字遊戲，倒是消解掉了文學固有的人的涵義。回到人性，回到對人的關注，這關注既超越是非倫理的判斷，也大於一切價值，而再大的價值莫過於真實。

對人的關注，就已經超越了一切價值的判斷，倘若捕捉到人生命的脈動的話。而人這活生生的性命高於一切，喚起的苦惱和歡欣，欲望和靈魂的悸動，也是任何價值體系無法估量的。 　　 觀察大於判斷，也高於判斷，也因為判斷之前已先有標準，再去裁決生活，也就走樣了。把他人作為地獄卻忽略了自身的怯懦。而惡之所以得逞，也同人自身的脆弱有關，屈從到默認，再到同謀，每一步相距都不太遠。對惡行的觀察，如果也注意到人自身難免的軟弱，就不止於對惡作道義上的指控，而觸及到惡之所以能到處橫行，人解脫不了的這困境的根本。 　　 而觀察者，有容乃大。從對人世和自我的觀省中喚醒的理解和悲憫，也遠遠超出是非恩怨的判斷。不管是悲劇還是喜劇的作者，倘若抽身到觀眾席里去關注他們的人物，所達到的淨化與解脫，又遠遠超越了歷史的見證。作家，歸根結蒂，得是人性的見證者。 　　 如此這般關注真實的時候，也就不再顧及甚麽價值不價值了，這關注和對真實的追求便成為作家獨特的而且是至高無上的倫理。回到真實的人生，哪怕這人生的真實如此令人困擾。當作家傾心關注之時，他筆下的文學興許就得救了，雖然未必能拯救得了他自己 　　。 　　 誠然，文學並解答不了甚麽問題。人也解答不了人所不能解答的那些最明顯的大是大非。人能放棄戰爭？結束種族屠殺、政治清洗、宗教狂熱和恐怖主義？人制止不了較之自然災害還嚴重千萬倍的這些人為的災難，只能陳述經歷以及由此引起的感受。發現與驚訝，困惑與膽怯，生活中當然也時不時會有快樂、鼓舞和振奮，也會有疑慮和苦惱，又生出幻想與虛妄。文學只能給活人和沒活夠的人一些參照。而人並不知道人到底要到哪裡去，或是以為要去哪裡卻又去不了，或是知道要去哪裡並努力去，而這究竟又有甚麽意義？ 　　 人如果從文學中得到些感觸，有所感動或醒悟，這就夠了。文學倘若能喚起人思考，這文學就有其必要；而喚不起人思考，這文學也就可以結束了。當文學喚起人的感受又促使人思考之時，那就沉浸在這感受中去體會其中的意味。 　　 這時候，讀者和作者大抵在相近的層次上，有所溝通。一個個孤獨的個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理解，而人與人之間要是達不到起碼的理解，爭鬥和暴力就難得避免，當然也就談不上寬容與憐憫。雖然人與人之間相互如此難以理解，封閉在各自的經驗里，藉助文學卻多多少少得以溝通，這本無目的的文學寫作畢竟給人留下生存的見證。文學要是還有點意義，大概也就在這裡。 　　 　　（原載美國《世界日報》2001年12月10、11、12日藝文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