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出了一部电影叫“Stanford Prisoner Experiment”。 囚徒怎么和斯坦福大学联系得起来？原来这是真有其事。1971年，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Philip Zimbardo在斯坦福大学做了这个旨在研究人在囚禁中心理反应以及后果的实验。这位心理学家忽然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即那些经常被报道的美国监狱中看守的暴行是由于他们本人的残暴个性还是由于监狱环境的影响呢？   你们怎么看？

   为了找到答案，他（Zimbardo）做了这样的实验设计。

   他从斯坦福大学在校生中招募了两拨人。一拨充当假想的看守，一拨充当假想的囚徒。这个实验计划为期两周，每个学生志愿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报酬（相当于现在的88美元）。

  有许多学生来应征。他也不是每个人都要的。进入实验的人必须接受一系列的心理测试，确保每人在精神方面都很健康，没有虐待狂之类。他们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没有女生。

  很奇怪，很多被选中的学生都情愿去当囚徒，而不是看守。他们说他们可以从坐牢中学到一些东西。或许是这个角色更具挑战性吧。

  为了使实验逼真，饰演囚犯的人在实验开始的前一天晚上被真的警察从家中押解到斯坦福大学的地下室—模拟监狱的所在地。大多数人都笑嘻嘻的，只不过是个游戏么。

  “ 囚犯”进入“监狱”后像真的囚犯那样被打指模，拍照，换上带号码的囚服。然后被关到一个有铁门，铁窗的“牢房”里，三个人一间。

而“看守”们则一律换上卡其布的制服，每人发一个哨子，一个警棍，还有一副墨镜。他们可以用所有他们认为必须的办法使监狱保持纪律，囚犯臣服。但是不能用武力。

很快两拨人就进入角色了。尤其是看守们。他们开始用各种方法折磨囚徒。让他们排成一排背自己的ID号码，从头背，倒过来背，快速背，唱着背，用怪嗓音背。谁背错了就要做push-up.

  还有迭被子。迭了一遍又一遍。口头辱骂也很普遍。看守们做这些的时候似乎很享受。

  一个囚徒忍不住骂了一声就给关进了单间。囚徒们不敢响了。当囚犯们变得更顺从，看守们就变得更专横。囚犯好像觉得他们真的在监狱里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去，甚至为了这互相告密。

  到第三天的时候，囚犯们造反了。他们把铁床拆掉，用床板顶住门，不让看守进来。看守用灭火器喷洒把囚徒逼至墙角，冲进了牢房。

   他们把囚徒卡住喉咙拉出来，按在地上绑起来。又把他们的床都扔出去。领头的另外关起来。

   一个囚犯明显变得精神崩溃，他不断地尖叫，哭泣。他变得意识不清，严重忧郁。他被送回家了。后来又有三个人出现了感觉异常。

  到第六天的时候，实验再也不能进行下去而不得不结束了。

   所有来参观这个实验的人都没有觉得什么不妥，除了一个刚毕业的女心理学家。当她看到看守押着囚犯们去上厕所，头上顶着包裹，脚上栓着链条，手搭在前面的人肩膀上。看守们叫骂着。她忍不住哭起来，对实验管理者说：“这太可怕了，你在对这些孩子们做什么啊？”

Zimbardo自己后来也承认，过了很多年我才意识到，我那时只想着我的监狱长的角色，而忘记了我的心理学家的责任。

影片通过描写实验把这个主题引出来：环境比个人秉性似乎更强大, 人们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作恶（那些“看守”在实验前和囚徒没什么两样，而在实验后完全成了不同的人）。

一个“看守”后来说，假装权威是很有趣的，权利带给人快感。“我跑到一个牢房里把一个“囚徒”刚刚折好的被子弄乱，那个人卡住我的喉咙嘶叫到，我刚折好！我用棍子敲了他的下巴，跑出来.”  当权力在某些人手里时，滥用是很容易的事。

很多“看守”很惊奇自己会做出那样的事。很多“囚徒”也惊奇自己会变得那么胆小，害怕。

再有，善恶有时似乎在转换。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虐囚的士兵是为了获取反恐所需的情报，恐怖分子是为了民族解放，在他们的同仁眼里他们可能是道德英雄。

在那以后，由于这类心理实验所带来后果的危险性，美国心理学会规定任何大学，医院，政府机关要进行此类实验，实验计划都要经过广泛的研究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