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缘

李莫三

谨以此篇献给漂泊在外的游子们
(一)
　九月末的一个下午，晴。一个人呆在家里无聊，拿起了电话找朋友打牌。一连拨了几个号，都说“忙着呢，别烦我”。无奈只好上街逛逛。街上车水马龙，各家商场前树满了国旗，迎接五十周年国庆。走着走着，看到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哥，蹲在路边抽着闷烟，正好上去借个火。“老哥，借个火。”“呦，HILLTON呀，档次够高的。”“唉，凑合着抽吧。”我答道。“老哥是下岗了吧，在这儿等着再就业呢。”“下岗？我这个职业还不至于。”他一脸诡笑。“那您是......”我纳闷地问道。“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不泄天机，只解危机。小老弟要不要占一卦？”原来是个看相的。闲着也是闲着，就那他解解闷吧。“好吧，您受累给我看看，不过不准我可不给钱。”“行。”他很有把握的答着。
　　　看相的掏出了眼镜戴上，抓过了我的手，又看又摸，弄得我都不好意思。这要是碰到个美女，那便宜可占大了，算的准不准不说，先落着“实惠”。看相的问：“年龄？”我说：“二十三。”看相的问：“血型？”我说：“嘿，您老还挺新潮。A型。”看相的笑了笑，又问：“星座？”我差点儿坐下，忙说：“巨蟹。您还问不问幸运数字，颜色什么的。”看相的说：“那倒不用，学历？”我说：“大本。”看相的看了看我，笑了笑说：“小老弟，恭喜你。”我忙问：“怎么了？我明儿要中巨奖吗？”看相的说：“那倒不是。你是我看过的人中学历最高的一个，可不包括买来的证呀。今天免费送你一卦。”那倒省事了，反正我也没打算给钱。我说：“谢谢您了。我想问问我多大结婚。”看相的又看了看我的手，想了一会儿，随即皱了皱眉说：“情况不太好。”我说：“怎么了？我有艾滋病吗？”看相的说：“你有没有艾滋病得去医院问，那是后话。我看出你这一生结不了婚。你命犯天煞孤星，无伴终老......”“得得得，您这一说我成华英雄了。”“你和华英雄不一样。十万个人中出一个华英雄，一万个华英雄中出一个你。”我笑着说：“那全国十二亿人就剩我一个光棍呗。您可别看我头发留得长，就往郑伊健那算呀。”“信不信由你。不灵你砸我的卦摊。”“嘿，您这话有水平，有层次。我看您这儿有卦没摊呀。要砸还得直接砸您，回头我再弄个两三年有期徒刑，我可犯不着。就算我信了，那您说有没有解救的方法？”“多做善事，必有好抱。”“好吧，那就再见了，您老忙着吧。”“再见，哪天你结婚了，拿着证来砸我的卦摊，只要没有公安局的和税务局的在这儿转悠，我就在这儿等你。”“行了，别提您那卦摊了。”我无心逛街，径自回家了。
　　　过了几天，我转念一想，那个看相的不会是练法轮功的吧，那玩意儿祸国殃民，今后还是少招惹。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年底，澳门也回归祖国了，全国人民都欢天喜地，热烈庆祝。我还是待业在家，成天打牌，喝酒度日，也没有女朋友。我总在安慰自己，我生命中的那个她正在某个地方等着我，我喝酒时，她也举起杯。可我不能总在家中虚度，家人不能养我一辈子，我得去先找个工作，然后是女朋友。现在找个称心如意的工作不比找女朋友容易。不是给的少，就是歇的少。迎着千禧年的第一道曙光，我辞别了家人和朋友，踏上了开外南方某市的列车，去那里寻找我的梦想。
　　　下了车，眼前是一个新奇的世界，街灯繁华，行人匆匆，好像每一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唯独我在漫无目的的闲逛，与世界两个节奏。走着走着，看到一个巨型广告牌，广告牌底下贴满了寻职的小广告。我走上前仔细地看着。“晨星！”“李晨星！”我扬起头，环顾四周，尽是陌生的脸。“嘿，刚几年不见就不认识了。”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姐走上前，拍了拍我的肩。“你是......，阿萱。”“对嘛，好歹我们也好过。我就说你不会忘了我嘛。”“可你怎么在这儿呢？”“我还要问你呢。大学毕业，不回家找个外企捞点钱，这么远来这干什么？”阿萱不解的问。还没等我说话，她又开了口：“先别说那么多了，你肯定还没找到住处吧，去我家吧。”说着，她抢过了我的行李，拉着我就走。她问了问以前的朋友的事，我含糊地答着。突然她告诉我她结婚了，在去年春天。我身子一怔，拉住她说：“阿萱，其实我已经找到住处了，是一个大学同学的姑姑家。我想我还是去那儿吧。”“几年不见，还是这么不会撒谎，我知道你是怕我老公误会。你放心，结婚前，我就跟他说了我们的事。好在我们没有过“超友谊的关系”，他都谅解了。他很开通的，你就放心住在我那儿吧。”当晚，我见到了阿萱的老公,姓何，三十来岁，公司职员，一般人，有点儿胖，说话很慢，不过倒是个酒中知己。于是，我就在阿萱家里暂时住下了。
　　　这里的工作也不好找。我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回来给一家报社写东西。凭着在大学通讯社练就的文笔，混点儿稿费，给阿萱的老公买烟买酒，隔三差五地与阿萱的邻居凑成一桌麻将，赢点儿零花钱。一个月后，工作没找着，倒是成了那家报社的专栏作家，有了较固定的微薄收入。
（二）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还算幸运，有了一个落脚处，与阿萱一家相处得很融洽，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何先生每天下班回来总是和我聊文学，虽然他对文学所知甚少，但热情蛮高的。我经常给他讲解报上发表的文章。我负责打理的那一专栏是有关古诗词赏析的，偶尔写一些新诗充数，虽然格调不是很高，何先生还是听得如痴如醉。
　　　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我开始对找工作的事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了，更多的时间在路边摆摊卖点儿零货，和工商税务人员打游击。一天晚上，阿萱给了我二十元钱，让我去外面吃点儿。我没问为什么，无外乎是什么结婚纪念日之类的须要两个人共度的事。钱，我没要。已经给人家添了不少麻烦，就算现在赶我走，我也是很感激他们了。我走在街上，无处可去，路过一家家餐馆，没有进去，好在也不饿。走着走着，忽然身后有人将我抱住，嘴里在叨咕着什么听不清楚。我侧脸一看，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头发很乱，垂在肩上，遮住半张脸。我说小姐你怎么了，她抬起头，还没张口我就闻到了很大的酒气。真倒霉，遇到个醉鬼。“对不起，可以把我扶到对面的酒吧吗，刚才送走个朋友，一个人回不去了。”我说了声滚，甩开她往前走。“好啊，你不管我，那让我被车撞死好了。哈哈哈，谁来撞我呀......”我回头一看，那个女人竟走到了马路中间，摇摇摆摆地原地转圈。唉！算我倒霉。就扶她过了马路，再赏她一个嘴巴再走，我也不吃亏。打定主意，我走上前把那个醉女人扶过了马路。她撩了撩头发，我看清了她的脸，还算是个没过期的美女。看在是个美女的份上，一个嘴巴就免了，我扭头便走。“哎，你别走。”我转过身，“难不成你还想赖上我，钱包没了？手机没了？反正我也没事，咱们派出所说去。”“不是。我是想谢谢你。如果你没事的话，我想请你到我的酒吧喝一杯，喝多喝少算我请客。”她笑着说。“你请客？你是老板娘？我看你的酒吧还不够你喝的呢。你还能喝吗？你要不喝我可不去。”我半开玩笑地说。“别那么多话，小心有劲说话，没劲喝酒。”她拉住我的袖子，晃悠着进了酒吧。
　　　这个酒吧不是很大，零零散散的摆着几张桌椅，客人也不多，四五个围在一起拼酒，两三个坐在角落里喝闷酒。音乐还不错，是我最喜欢的欧美流行乐。老板娘把我拉到一张桌边坐下，问我喝白的还是啤的。我说除了二锅头其它我不喝。老板娘笑了笑，冲着对面喊着：“猴子，看见我有客人怎么还不上酒，还想不想在这干了。”“要什么酒？”那边问。“两瓶二锅头，要红星的，五十六度的那种。”不一会儿，一个二十来岁的侍应生把酒端了过来。“他叫侯越，你叫他猴子就行了。”老板娘指着那个侍应生说。“你叫什么呀？小老弟。”老板娘又问我。“李晨星。木子李，清晨的晨，繁星的星。”“哈哈，跟我的偶像只差一个字，他是沉浮的沉。你没看过文艺新报吗？他写的诗我都会背，哪天状态好，我给你背两首。”其实她说的李沉星就是我，我从大学时期至今，发表文章一直都用李沉星这个名字。看着她一脸神气的样子，我装作不知，问道：“是吗？哪天我也买一份报纸看看，不过看也不一定能看懂。”“不懂就问我，我好歹也是个师范中文系毕业的。”“那你为什么干这行了，当个老师不是更安稳。”老板娘一听这话，脸一绷，厉声说：“请你喝酒，问这么多干什么？不喝就出去！”我看了看周围的人，他们正往这边瞥，弄得我很没面子。“好，我不问了，喝酒。二锅头，最来劲儿了。”我先干了一杯，说：“可我总该知道你叫什么吧......”“我姓吴，吴明光。口天吴，日月明，光辉的光。”还没等我说完，她就接口说着。“这名字真怪，你要是有一哥，叫这名字合适。”我逗她。“又贫。喝酒。”
　　　这一晚，我和吴明光喝了个通宵。凌晨四点半，客人都走光了，酒吧也打烊了。吴明光把我送出了酒吧，我回头看了看，懊，是“星光酒吧”，营业时间晚八点至早五点。“你家住哪儿？要不要我送你？”吴明光挺大度地说。“不了，我家就在前面不远。”我回答说。“那你送我吧。也不远，走路也就十分钟。”嘿！比我高！走在路上，风一吹，我们的酒意也消了大半。“看不出你还挺能喝，二十几了？干哪行的？”吴明光问我。“二十六了，给人家打工。”我故意多说了两岁。“昨晚是不是吓着你了，真不好意思，我平时不是这样的。昨晚有个朋友要出国了，喝的有点儿多。”“没有啊，碰着你比碰着劫道的，挨一闷棍强多了。要不然酒精就不是进胃里了，那就是擦脑袋上了。”我又逗她。“又贫。”昨晚她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字。
　　　我把吴明光送回家后，坐公交车回到阿萱家。一进门，阿萱就跟我急了。“你昨晚去哪儿了？来这儿半年没学会别的，学会夜不归宿了......哎呦，满身的酒气，你在酒缸里睡的吧......”本来不错的心情，经阿萱一唠叨，我有点儿不痛快。“这话应该留着教训你老公，跟我说是不是有点儿过了。”我回了她一句，把头扭了过去。过了好一会儿，阿萱没有动静，我扭过头看她。她平静地看着我，就像从前一样，只是脸上多了两行眼泪。“怎么了？你这是跟谁怄气呀。我就是一混人，跟我可不值得。你们家老何呢？这么早就上班了。”阿萱突然扑到我怀里，哭出了声。“他去自首了。”“什么？你说什么呢？什么自首？”我被弄糊涂了。“他挪用公司的钱炒股，赔了三十万。公司已经察觉了，跟他说只要把钱补上，写份辞职信，就网开一面不告他了。可我们哪儿有三十万呀。昨晚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他陪我吃完了饭，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他现在已经去分局了。”“唉！他怎么不早跟我说呢。”我一边安慰着阿萱，一边整理自己的东西。其实跟我说也没用，我也没有三十万，三十块倒能凑到。即便有三十万也未必舍得拿出来。三十万呀，工薪阶层合理合法一辈子也不过这个数。阿萱看着我收拾东西，问我干什么。我说我得离开了，不能再给她添麻烦了。她一听又要哭，“我在这也没什么亲戚，你一走有什么事我找谁商量呀。”不错，阿萱一家对我不错，在这危急关头，我一走了之也太不仗义了。没有财力可以出人力。我决定留下来照顾阿萱。“这样吧，我先不走。白天我在这里给你帮忙照料，晚上不方便住，我去报社传达室睡。我和那儿的孙大爷挺熟。”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传达室的人，报社也只去过有限的几次。“晚上你也可以住在这儿，我信不过别人还信不过你吗。你是什么人，除了你自己就数我最了解了。”阿萱擦着眼泪说。“不，我去传达室，孙大爷输过我两盘棋，一直想找机会报仇，我得宜将剩勇追穷蔻呀。”就这样，阿萱白天去看守所看老何，晚上回来。我白天在阿萱家洗衣，做饭，赶稿子，晚上去“星光酒吧”消磨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