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这个样子，从100万人里面出来，在我的身边出现，飞快地变得很重要很重要，然后，飞快地从我的身边彻底消失，只剩下原本那100万人。

　　看见“世伯”出来的时候，我刚想点燃当天的第一支烟。他手里拎着一个红色的桶，不知要走到哪里去。前两天的傍晚6点到晚上9点，我都没有看见这个戴眼镜的老伯走出这座楼的大门，因此他肯定不是在做一件每天例行的事情，就算每天都做，至少不必每天都严格
按照相同的时间表。

　　已经连续两个晚上等不到她的出现，然后第3天，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等到了结束守候行动的理由。我把没有点燃的香烟对折，捏在手掌里，从“世伯”的两点钟方向朝他走过去。

　　我在那座住宅楼前守了两个晚上，不过两晚都只是3小时左右，6点至9点。第3天，我又换了个地方，坐到路旁台阶的最上面一级，离那座6层的楼又近了些，基本算是一个有点冒险的位置，因为四周都比较空旷，我的存在已经可能会让人觉得突兀。

　　我并未认真考虑过这种问题，没有借鉴任何一部明确的侦探电影或者侦探小说。我只是仿佛理所当然地告诉自己，在这里必须不断重复3件事情：看表、吸烟和按手机，或者说，假装打手机。虽然我从没有干过类似的勾当，换言之，缺乏有意义的实际经验，但我固执地觉得，惟有周而复始地看表、吸烟和按手机，才能让一个陌生面孔看起来不具有侵略性，不会引起一个住宅小区的怀疑。装成一个不走运的约会者，强调自己的无奈，也许能让别人放下戒心吧。

　　过去两天的6点到9点，我除了呆坐不动，全部作为就是这3件事，看表、吸烟和按手机。除此以外什么都不做，并不代表什么都不想。最主要的思维活动用于遏制消极念头，各种各样此起彼伏的放弃等待的念头。有个声音总是不断提醒我，而且音量会逐渐加强：现在依据本能做的事，将来一定会让我后悔不已。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浪费还在其次，反正我有很多。问题是行动本身的非理智、不专业和低级趣味，它们将来一定会令我羞愧难当，而且影响难以消除，每次想起都会立刻发作。

　　我需要有东西分散注意力。事实上，在总共六七个小时的守候期间，进入我视野的人数量非常有限，傍晚时多一些，天全黑了就少些，平均下来，大概合每小时10-15人。其中会看见我的只是一半，走得很近、跟我有视线接触的不超过两个。发生对话的次数则为0。停留时间最短的是路口转出来的一个女人，她对着陌生的地形张了一下嘴，就知道自己走错了，又消失在路口。虽然短暂，但我惊叹她的表情很生动。停留时间最长的是一对母子，他们打了大半个小时的羽毛球，完全不着边际，没有拉网，没有界线，当然也没有胜负之分。一个人已经过了运动的最佳年龄，另一个人还没到，这样的体育运动不必为观众负责。两人乐呵呵地一直玩到天全黑透，然后一前一后走进楼里去。

　　偶尔，我会察觉戴眼镜的老伯在3楼阳台上出现，就抬头看看他在做什么，但他并没有留意我。我从来没有正式会见过他，没有当面称呼他“世伯”。

　　记得大概在一个多月前，我们走到这座6层的住宅楼近处，她指着3楼阳台小声告诉我，那是“世伯”，就是她的父亲。“世伯”是站在我的立场让我叫的，我们应该把对方的父母称呼为“世伯”和“伯母”。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我拉进树荫里，动作鬼鬼祟祟。我觉得女孩这么做一点也不奇怪。

　　现在还管他叫“世伯”，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没有完全适应现状，还没有习惯自己已经跟她分开。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合共才一个月多一点。也说不清谁不要谁，反正双方都不想再继续。

　　熟悉我的人很容易就会猜到，事实只能是她不要我。好比有一天我瘸着腿露面，眼角还青肿难看，对大家解释说刚刚跟别人干了一架，“双方谁也没打赢谁”，那么事实就肯定是我挨揍了。如果真的胜负不分，我一定会说自己痛殴了对方；如果走运地打赢了，我又会反过来说自己被打得很惨。

　　按照同样的方式，我把“她不要我”说成“双方都不想再继续”，把“双方都不想再继续”说成“我不要她”，把“我不要她”又说成“她不要我”。前两种表达很普通，还有别的人喜欢用，第三种希罕一些，三者共存则更少见。这让我觉得自己表达的含义跟其他人不一样，因为我的表达里根本没有含义，这只是一种习惯。

　　可是我觉得现状很难习惯，连续好几天都翻来覆去没办法睡着，大概有一个星期之久。到最后，我躺在床上叹了口气，向着天花板承认了一件事：分开时勉强作出一个决绝的模样，但这其实是自己担当不起的任务。面前那块镜子其实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她留下来的空缺。

　　有些东西一定要说，而且我明显地抗拒电话，觉得那很不够光明磊落。

　　“请问……”

　　“世伯”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完全即兴的、没有设想好的对话让我心烦意乱。准备充分的话是对她说的，不是对这个戴眼镜的老伯。

　　我说出了她的名字，向老伯询问她是否住在这里的3楼。

　　“世伯”面带奇怪的表情摇了摇头。“3楼没有这个人。”他将红色的桶换到左手，抬头向楼上指着，好像怕我看不见：“我就住在3楼，和另一家。都没有叫这个名的。”

　　事后想来，一般在同类情况下，自己可能预备的最糟糕的答案不外乎两种：“她不在”或者“你是谁”。而当时，我本能地重复了一遍她的名字，胡乱补充了一句：“你的女儿？”

　　“不是。我没有女儿。”“世伯”面带同样的表情摇了摇头。看着我迷惑的样子，他好心地作出完全多余的解释：“只有两个儿子，比你还高大。”

　　停了几秒钟，我摸出自己的钱包，在他面前打开：“这里有张照片……”

　　天已经开始暗了，“世伯”侧过身，就着光线，眯起眼睛看了一会儿，第3次面带同样的表情摇了摇头：“不认识。”

　　他不说“没见过”。

　　他说“不认识”。

　　我把手缩回来，自己低头看看。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第一次发现，这张照片真的很过分，过分地不像样。帽子、阴影和拙劣的摄影技术模糊了她的许多特征，让人觉得这种女孩好像每天都能碰见，又每次都不会留下很深的印象。

　　分开的那一天，她还提起了这张照片。不过，她只是表示记得，并没有把它讨回去的意思。她很明白地说，如果我不需要，可以把照片扔了，怎么都行。她跟我讨论过许多形式化的事物，两人很快达成一致，都认为那些东西没什么意思。恋爱结束，分开时退还物品，简直就是形式化的典型。

　　世伯最后强调，这座楼里好像都没有这个姓氏。“你弄错了吧。”

　　当他建议我先核实地址的时候，我并没有明确地回答他，因为我相信他没有撒谎。既然相信他，那么我就不应该再叫他“世伯”，否则就犯了简单的逻辑错误。

　　他只是一个戴眼镜的老伯。

　　我知道他没有撒谎，就是知道。不仅仅靠直觉，我还隐隐约约感到有件确切的事情，这件事情的存在让我自然而然地相信他。现在怎么也想不出是什么，但最后一定能记起来。

　　这种经验我是有的，而且感觉很熟悉。假如某天早餐时忘了服药就出门去，那么我走在路上一定会惴惴不安，隐约觉得有件事情等着我去做。忘了关煤气？不是。忘了锁门？不是。忘了看信箱？不是。然后在某个时间，要么是中午，要么更晚，我会突然间想起来：吃早餐时忘了服药。

　　之所以觉得那个老伯没有撒谎，并非因为他的神态确实像不知情，也并非因为他的语气里没有什么敌意。我知道肯定有别的原因，这个原因就在脑海的边缘，神出鬼没，只不过一时想不出是什么。

　　这一次，老伯的背影还没有走远，正确答案就突然出现了，像用利斧砍开木门，只一下，阳光立即射穿飘浮着灰尘的空气。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走进这座楼。没有亲眼看见。

　　两个人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从开始到结束，相隔能有30多天，但其实见面仅11次。其中，我陪同她一起回家只有4次。

　　跟其他同龄的男女一样，我们会在楼下的铁门前站一会儿，有时说话，有时不说话；有时表现亲密，有时则含蓄而简洁，这些都再普通不过。虽然因为时隔不久，其中感受仍很清晰深切，有些甚至值得一个“好”字，但此刻无论言行也好，感受也好，都变成我最爽快忽略的次要细节。重点在于，我想起自己甚至从未见她打开过这道门。

　　4次跟她走到这里，第1次跟第3次，我们站的时间稍长，她就建议再一起沿原路走出去。无法确定记她的表情是认真还是开玩笑，反正我当时迅速做出反应，就是自己先转身走了。第4次，她抬头朝门里张望，说听见有人从楼梯下来了，让我先回去。我觉得女孩这么做一点也不奇怪，好像她把我拉进树荫、不让“世伯”看见一样平常。

　　我从来没有亲眼看见她走进这座楼。

　　我转身沿直线走着，方向跟戴眼镜的老伯相反。扔掉手里断裂的香烟，打开手机的电话簿，调出她的号码。不是呼叫，而是删除。

　　这么做，跟我是否抗拒电话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一个月时间，我还没有来得及真正了解她的圈子，她的工作，还有，她。对我而言，她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足够清晰，至少不比那个站在阳台上的、被我暗地里称呼为“世伯”的人更真实。

　　她就是这个样子，从100万人里面出来，在我的身边出现，飞快地变得很重要很重要，然后，飞快地从我的身边彻底消失，只剩下原本那100万人。

　　从出现那时开始，她已经知道全部，她准是故意的。我无法抑制自己的这种想法，继而产生出一个异常强烈的愿望，就是要不顾一切地配合她。意外地发现一件完美无缺的事，我忍不住要投身其中。

　　必须承认，两个人属于两个层次，而我的级别显然更低，已经竭尽全力要跟随她的节奏，结果只是赶上了结尾。但即便如此，将来想起这件事，或者对谁提起这件事，我也能说，我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尽了自己的一分力。

　　除此之外，任何其他做法都会造成令人惨不忍睹的破坏。假如我拨了她的号码，结果也可能会是无法接通吧。不过一旦这么做了，我就永远地失去参与的机会，只能无奈地接受观众地位。

　　她对我伸出握紧的拳头，我以为她要喊出一句励志的口号，甚至为此做好了准备。但她只是对着拳头“呼”地吹一口气，摊开手掌，什么也没有了。除了一张什么都看不出来的照片、一座什么都不是的楼房、一个谁都不是的老伯，她还留下了其他一些东西，也带走了一些东西，只是我现在还想不清楚。但这些都不会像忘了服药那样让我惴惴不安。我也不敢肯定地说，自己什么时候一定会知道。灰尘仍然飘浮在黑暗里，因为我拥有的只是一个月的时间，我所知道的事实没有一样足够锋利。隔绝阳光的木门依然好端端地立在那里。

　　4次陪她回家，我只说了3次。

　　既然相信了戴眼镜的老伯，那么我不应该再把这里叫做她的“家”，否则就犯了简单的逻辑错误。这只是一座6层的住宅楼。我只是陪她回到一个哪里都不是的地方。

　　剩下还没说的一次，我跟她走到这座大楼门前，她低头在包里找了一会，说忘记带钥匙了。而且她说不想叫醒家人，当时已经深夜两点。

　　那是她第一次去我的地方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