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案”者
　　“我必须破案，”他一再重复说，“我要跟他们fight。”

　　谢彦波同样不知道宁铂的行踪，尽管他们是多年好友。在连续3次推托之后，谢彦波终于同意与记者见面。

　　这位39岁的副教授似乎完全不懂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记者刚刚走进他家，谢彦波立刻以相当突兀的动作，把一个盛满浓茶的大瓷杯塞到了记者手里。由于这一动作没有伴随任何解释，记者不得不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是主人的待客之礼。从客厅陈设的简单程度看，这里很少有正式的客人到来。谢彦波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摆好两把木椅，然后自己在其中一把上面坐下来。

　　整个场面显得非常严肃。当记者也坐下去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在参与1950年代的元首会谈。

　　类似的表现，确实会让人联想到天才的某些特质。在少年班时期，谢彦波一向以知识丰富著称，但自理能力之差才是更为显著的特色。从童年时期起，他就有诸多奇特的表现，比方说，他似乎会以另外一个身份旁观自己。那时他从不说“我”，而是像别人一样称自己为“彦波”。饿了的时候，他对妈妈讲的话似乎是在说另外一个孩子，“彦波要吃饭”。

　　当类似的特征出现在39岁的中年人身上时，问题就放大了。谢彦波如今颇为苦恼。

　　“跟别的同学比，我算混得比较惨的。”他承认说。不过他又表示，这其实没什么。“关键问题是，别人总是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这就让我很吃亏。”

　　在此前的电话中，他也一再向记者重复，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对他而言，这种感觉意味着，自己的思维可以被别人察觉，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的想法，还是科研领域里的一个灵感。结果是，他在科研上无论取得什么突破，都会被别人捷足先登。别人想窃取什么的话，就像在自己抽屉里拿出一只钥匙扣那么简单。更多的困扰来自于日常生活。他感到自己成了透明人，而别人都深不可测。

　　谢彦波承认，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次数太多了，”他说，“我注意了多次，都是这样。”

　　在记者的坚持下，他举出了一个例子。他说：“比方说，有天晚上我在电脑上出现了一个运算错误，本来谁也不应该知道，可是第二天我去上班的路上，就有个人看了出来。那人走过我身边，冲路边吐了口痰，他用这种方式责备我。”

　　当那人吐痰与他的运算错误之间的必然联系受到记者的质疑时，谢彦波犹豫了一下，表示自己也不是特别肯定。

　　记者认为这种不自信是个好的征兆，于是委婉地建议他“也许该去看看心理医生”。谢彦波略显紧张，不过立刻说了声“谢谢”。

　　他说，他的母亲也曾给过他相同的建议。事实上他去看过心理医生，但是医生“没说出什么来”，使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去。

　　“我也觉得自己的心理有点儿问题，”他说，“不过当务之急还是我的计算工作。”

　　在中科大近代物理系，谢彦波向学生们讲授群论和广义相对论。不过，他本人对物理这门学科却越来越怀疑。过去他认为科学是神圣的，但是最近几年来，他开始怀疑整个科学体系。他试图查找一些漏洞，进而证明科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他正在从铁接触磁铁后会产生磁性的问题入手。他认为，如果用现有的理论加以推导计算，并保持过程的诚实的话，那么计算出的磁性应该比实际的磁性小。这意味着，要么有超自然的力量介入了磁铁，要么现有的关于磁力的理论一直存在错误。如果问题在于后者的话，那么又可以说明，科学一直就是一种充满谎言的学问。

　　因此无论哪种可能得到证实，谢彦波的这份私下里的工作都可以促使自然科学瓦解。更重要的是，它还将证明人们一直在欺骗他，尤其是那些科学界的人。

　　“我就是想向他们要个说法，”他以一种被冤屈者的倔强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像秋菊似的。”

　　几年来，他在使用计算机进行相关计算。他说，主要的工作是写程序，不需要什么创造性，但是很烦琐。他孤军奋战，无人帮忙。“系里的同事都劝我不要搞这个，他们也没说为什么。”他说。

　　在记者询问他有没有什么可以信任的人时，谢彦波回答说，没有。有几个学生在帮助他计算，但是他一直担心学生在程序里故意加些东西，破坏他“破案”。

　　“破案”是谢彦波对自己这种计算的一个叫法。另一种叫法是“斗争”，或者其英文“fight”。

　　如果他确有心理问题的话，那么一个好现象是，他对自己的各种想法缺乏信心。“其实我也不是很确信这些。”在受到质疑时，他常常会主动退缩，“我也觉得自己这么做挺无聊的。我知道自己很可能是在浪费时间。”

　　就一个中年人来说，他有着一种淳朴而纯真的笑容。放松下来时他的声音很有中气，站在窗口叫女儿的名字时，也颇有父亲的慈爱与威严。

　　不过，在心底里，他的惶惑与愤慨同样多。“我必须破案，”他一再重复说，“我要跟他们fight。”

　　天才教育的难题

　　天才们有时候诅咒遗传，因为巨大的天赋总是伴随着巨大的期望

　　在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少年班的同学聚会中，裴益川建议大家集体讨论一下少年班模式的成败得失，但是响应者寥寥无几。清华紫光集团的副总裁郭元林反对进行讨论，他表示，只要人生未到终局，成败就根本没有标准，而没有个人的成败结论，少年班模式的总结自然无从谈起。

　　“你怎么知道谢彦波不是陈景润？凭什么认定宁铂不能成为下一个李叔同？”他说，“现在还没到评价少年班的时候。”

　　在彭兴看来，关于成败的问题也是难以回答的，因为时代变化太快，过去的标准已经不合时宜，而现在的标准也未必正确。

　　“如果按照现在的一般标准，拿金钱、地位来说，1978级少年班的同学绝大多数都能算作是成功者，那么这个班级也就算成功。可是如果按照少年班成立时的标准，以培养科学家为目的，那么这个班就不能说成功了。这些人里继续从事科学的人已经不多了，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原来的专业。”

　　另一方面，三五个老友间的小规模讨论，却在3天的聚会期间持续不断。7月1日中午，在校史馆中，施林等人聚集在汪惠迪老师四周，议论少年班模式应该取消。施林的观点是，教育的关键是要因材施教，集中营式教育漠视了超常儿童之间的区别，会增加一部分孩子的失败几率。一位当年“神童”说，在此次与科大校领导见面时，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天才们的普遍烦恼

　　问题在于，宁铂式的烦恼是不是少年班教育模式制造的？作为一个天才儿童，即使他当时并未进入少年班，是否在成长过程中也会有类似的烦恼？

　　研究表明，天才们大都会被同样的烦恼所困扰。波士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埃伦·文纳在其所著的《天才儿童：神话与现实》一书中说到天才儿童们必然要面临的一个残酷事实：“(他们)终将进入一个阶段，那时，年龄不再重要。在一个个人魅力和性格更能决定失败的世界，他们的考试成绩不再重要。这一新的认识可能让人措手不及。”

　　被广泛引用的例子是20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特曼(L.M.Terman)做过的一项大规模研究。他首先使用智力测验来鉴别超常儿童，把智商达到或超过140定为天才儿童的临界线。

　　通过测试，他筛选出1200个“天才”儿童，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给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知识积累，精心进行培养，希望从他们中间能出现像爱因斯坦、爱迪生等一样伟大的科学家和杰出人物。

　　50年后，特曼的追随者们寻找到仍有记录的800多人。调查结果发现，在他们中间，大师级的科学家并不多。而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一组人，是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人格特征的人。

　　“情商”看起来和成功密切相关，但宁铂、干政、谢彦波以及后来一些被报道的神童，恰恰无法摆脱他们的“宿命”——与人交往的障碍。美国儿童心理和行为矫治专家们的一系列新研究已证实，正是神童的超常智力，有可能成为他们社交生活中意想不到的一大障碍，尽管他们的智商很高，但“情商”却未必一定高(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可能低于一般同龄孩子)，心理上也远未发展到成熟阶段。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强烈的求知欲、广泛的兴趣以及与众不同的处世方式常常遭到包括教师在内的成人的曲解，他们比一般孩子更有可能变得“咄咄逼人”或“不讲道理”，由此在同龄人中更容易成为不受欢迎的“另类”。去年被保送北京大学的13岁男孩鲍宇阳，被认为还沉溺于“童年心态”中不能自拔，尽管他一天可以解25道超难度的数学竞赛题，但他的任课老师却把他称为一个“悲剧”。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燕认为，超常儿童的心理问题主要是对能力，尤其是认知能力的关注过于集中。“孩子们对知识可以很好地领会，但是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缺少深刻的思考。当他们跟同龄人或社会的交流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错位。”

　　14岁的美国人罗伯特·枚瑟是人们所说的超级天才，他在穿着尿片的时候就和母亲在超市里讨论应该买什么牌子的衣物柔顺剂，他躺在摇篮的时候就已经思考转世轮回的问题，可是他有时候也诅咒遗传，因为巨大的天赋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期望。“对一般的孩子，我们说‘也许做得到’某件事，但对于超常儿童，就变成了‘应该做到’。再加上媒体的大肆追捧，使得这些孩子畏惧失败，在沉重的外界压力下，从而导致心理疾病。”

　　许燕认为，天才儿童教育，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智力培养，而应该是全方面的发展和培养，尤其是人格和创造力的培养。“全人教育”的思想，作为教育界普遍认可的一个教育理念，同样适合于超常儿童的教育。

　　集中培养，还是个别培养？

　　在少年班的老友们为这种“集中营”式的教育方式是否成功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在另一模式下成长的神童王思涵遭遇到了“责令退学”的命运。这个曾被誉为“神童”的东北男孩，当年以14岁的年龄，高考成绩572分的超高分数，考入沈阳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入学后成绩每况愈下，今年本应从大学毕业，多门成绩却为零分。

　　在公众对此事件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王思涵的失败是因为他没有得到针对智慧超常的学生的特殊教育，未得到应有的“小灶”的滋养。

　　尽管天才儿童教育面临种种问题，但教育界的共识是，天才儿童的独特性要求有适应他们的教育，应该给他们提供适合其发展特点和需要的教育形式和机会。而且天才儿童的潜能一直在刺激教育界的兴趣。美国的天才教育甚至受到立法的保护，其法律规定天才儿童有权利得到适合自己的特殊教育服务。因此，美国公立学校十分重视天才儿童的甄别与特殊教育，几乎每所学校都有“天才班”。英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家都有自己特点的天才儿童教育模式。印度甚至有500多所“天才儿童学校”，专门面向9到16岁的印度农村的超常儿童，一切生活和学习费用都由中央政府负担。

　　心理学研究表明，智力发展超常的人在儿童中的比例是1％－3％。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有28796万名14岁以下的儿童，如果按1％的比例计算，中国超常儿童有290万。但是，这些天才儿童大多只能茫然于这两条路线中——要么选择一种集体的特殊教育，而他们可能成为张亚勤，也可能成为宁铂、谢彦波；要么他们被放逐到正常群体，而在与自己年龄和心理都差别甚大的群体中，他们可能会一片茫然，一不小心也可能成为王思涵。

　　什么样的教育对天才儿童才是最好的？许燕教授认为，不同的孩子应该依据其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他们的教育方式。中国超常的儿童的教育模式主要还是以集中教育为主：比如北科大的少年班、八中的超常班、育小学的超常班等。但也有像北大去年招收的鲍宇阳这样的插班生，是个别培养的一种模式。他认为综合能力比较高的超常儿童可以选择集中培养的模式，而像鲍宇阳这样的偏才可能更适合于个别培养。

　　“需要有灵活的教育政策。”她说，“超常教育需要和特殊教育、个别教育结合起来。在国外，各个学校的校门是打开的，一个数学优秀的高中学生可以去选大学的教学课程，只要学习能力达到了，就可以享受那个层次的教育。这就为超常儿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和发展环境。”

　　少年班已在改变在世界范围内，天才教育的理念也在不停地变迁中，但总体来说，那种惟智商的评价体系已经在被逐渐摒弃。在较早前，美国心理学家特孟的观点比较流行，认为“天才”儿童的智商必定超过140。到1970年代，任朱利的观点则成为主流。在他强调的“天才”儿童必须具备的3个特征中，智力因素已不重要：1.中等以上的智力；2.实现对任务的承诺；3.具备较高的创造性。

　　美国加州“天才教育”理念越来越为人所认同，它的特点是，从与社会隔绝的“精英教育”转向植根社会，从重视学生单方面的才能转向多种能力的均衡，从只重视学习成绩转向重视学生的“社会和情感需求”。

　　很显然，这种评价体系注重先天素质，与国内各少年班重视智力水准和一度重视考试成绩的做法大相径庭。许燕教授认为，早期一些少年班把主要目标定为培养尖端研究型人才、大科学家，更偏重于数理化知识能力方面的培养，忽视了孩子们人才素质和社会能力的培养，使超常教育走了一些弯路。

　　而现在，尽管国内教育者对天才儿童的社会情感教育还是重视不足，但一些天才儿童教育者已经对此有所注意，比如北京八中就开设了一些加强意志力和全面发展的课程。

　　事实上，在有了27年的历史之后，中科大少年班的特征也已与宁铂时代大不相同。一位中科大的老师说，现在的少年班已经不再招收像谢彦波那样的低龄大学生，一般来说，少年班成员只比一般大学生小两三岁左右。另外，少年班不再对外宣传学生，同时也不再把培养顶尖科技人才当作目标。“实际上，科大已经知道自己过去的做法是错的。”这位老师说。一位研究者认为，传统的少年班教育与国外天才教育之间的差别，其实就是精英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的差别。

　　不过，对于其中的成功者来说，单一价值观的精英教育当然也有好处。“纳米博士”秦禄昌就表示：“少年班让我受益匪浅。这么多年来，它给了我适度的自信心、优越感，这些少年时期培养成的精神力量，任何经历都代替不了。”

　　不过他也承认，冒险是不对的。“就算真是天才，也不能把他当做未来的诺贝尔得主培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