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某媒體說要我一張照片，趕緊跟人家說我不上鏡，可是對方說這是必不可少的，否則他們可以派人來錄像。可別，我天生怵鏡頭，一輩子就上了一次電視，還給嚇得半死。攝影師一個勁兒地勸我保持恆定，否則畫面抖動，觀眾誤以為信號不良。15分鐘的節目，錄了一個半小時。節目結束時倉皇逃跑，竟然忘了跟電視台提出鏡費。不過後來自己也覺得心裡過意不去，堂堂的節目主持人、製作人加上攝影師陪我哆嗦了這麼長時間，我那點稿費還不夠給他們買鎮定劑。

我趕快讓小蓋兒幫忙找照片。小蓋兒拿了一張我坐在沙發上的，背景是書架，一隻手支着腮幫子，測目遠方，若有所思。這是小蓋兒在我和朋友聊天時趁我不注意照的，是我為數不多的面部放鬆的照片。

發過去等回音,藉機會翻出了老相冊……

老爸是個玩兒票大王。照相是他三十多種主要的興趣愛好之一。老爸最早的那部相機是上下兩個鏡頭，照相的時候他要從上往下看。我們的照像活動一般就在家門口附近的體育館，有一個大台階，台階頂上有一兩盞花型街燈。人坐檯階上，抬頭望街燈。老爸由下往上拍，拍下的自然是無限詩意。每逢體育館有乒乓球比賽，我們就會到體育館正門、長長的條幅前面做昂首挺胸狀，擺姿勢的基本要領是要拿出民族自豪感。老爸給我們照了像，膠捲都是黑白的，自己買來藥水在家裡拿洗臉盆沖。好在後院有一個小廁所，老爸就把小窗戶拿墨汁塗了，買了紅燈泡，一到晚上就憋在廁所里沖照片。天氣熱，衝出來的相片總是蔫兒塌塌的卷在一起，打開了還有點廁所味兒。像片的效果幾乎沒有保證，看照片時的急切和緊張是現在沒有的。只是記得當年老媽總是抱怨沒有洗臉的盆，而我則因為可以偶爾上床睡覺不洗臉而對老爸心存感激。

除了生活照，我一年要去照相館照一張一寸照片，洗上幾十張，用來貼學生證、汽車月票、圖書證，還有鉛筆盒內側。我們最常去的是黃家花園的國營紅藝照相館。相機是三腳架上架一個黑箱子。照像的人當年不叫攝影師，叫照相師傅。師傅是工廠工人的稱呼，照相館的流程其實也和大規模成產差不多。師傅擺好了位子，設計好燈光，基本上是來了人，根據坐高決定屁股底下墊幾本書，高喊：“笑一笑”，然後拉動快門走人。偶爾趕上照相的人多，也不用着急，門口排上幾十個人也不過五分鐘的事兒。照了像要三天以後取，照片的質量也基本沒有保證，但不是沖洗的問題。被照的人屁股沒坐穩，照片就完成了，所以炒出來的人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是六神無主。三天后取照片，跟師傅理論的人不少。一次，我取來照片，居然是跟當年胡同里的大娘聽說某家姑娘沒結婚就跟人手拉手一模一樣的表情。找了師傅去問，師傅的回答很乾脆，這不就是你嗎，又沒照錯人。從此，我就落下了鏡頭恐懼症的病根兒。

上學以後，學校里每年也會照一次合影。每次都要排了隊，前面一排蹲下，中間一排坐在椅子上，最後一排站着。十幾年如一日，從小到大，都是一樣的姿勢，都是差不多的位置。本人雖然相貌平平，但是那年月明顯“黑人”遭歧視，每次發了照片，讓人說一句，你真白啊，仿佛攝影師專門為了我還要重新調曝光，心裡也還是有點滿足感。唯一遺憾的是大學畢業。照像前一天去理髮店剪髮，想着精神精神，不料給人剃了一個蓋兒頭，覺得無顏見江東父老，更不要說登上這麼永久性的照片。很多年過去了，老朋友的影子都快忘乾淨了。偶爾見面，很多人是拿化妝品遮了面容，很難想象當年的樣子了。不僅心裡暗嘆，要是當年照了那照片該有多好，哪怕是蓋兒頭，也算是留住的青春啊。

後來工作以後，市場經濟帶來了明星照。照相館裡的師傅都改了稱呼。那些照片裡的燈光和色彩都很溫柔，80歲的老太也能照成25的。照片裡的人都很婀娜，不是林黛玉，就是俏西施。雖經朋友幾次催促，都沒有去，還真不是看不上師傅的手藝，就是怕師傅再說一句：這不就是你嗎。

去年回天津，變化很大。洋氣的地方更洋氣，豪華的地方更豪華。紅藝照相館再也找不見。影樓的氣派穿工作服的師傅們肯定挑不起來。攝影師顯然不擔心照錯了人，照得不像似乎才是本意。找到了僅存的胡同，碰上一位扇蒲扇的老太，一位叼煙斗的大爺，一群下棋的男子漢，在胡同里晾衣服的女人, 和穿開襠褲滿地爬的孩子……。大爺給我們留了地址，囑咐一定給他寄照片。一個月後回到倫敦，洗了照片托朋友捎去。朋友說那片地方已經拆遷了，沒有了老太，也沒有了大爺……

我的媒體照似乎並不順利。記者打電話來，說需要正面像。這下可讓我愁白了頭，家裡的照片基本上都只能反映我心靈美，拿到正經八百的地界，還是要橫平豎直才好。小蓋兒答應晚上回來再給我照一張。我顯然從現在就開始激動，一走過那面鏡子，就忍不住擺個姿勢，只是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正確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