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要承认，这个世界上，至少在世界的东方，存在过太平盛世。

法是一端，德是另一端。历史上的太平盛世，都与德政有关；而历史上的风雨末世，
也都与法治有关，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末世必无德政，法治容易理解。但盛世呢？

太平盛世，并非有德无法，而是德显法隐，治国，并不需要什么“一手硬，一手软”，
真要那样，是因为两手都不行。

中国文化的奥秘，不在法的一端，也不在德的一端，而在两者中间的空旷地带。这
个空旷地带，是化民的区域范围。古云“化外之民”，不是指没有法治或者没有德
政的地区，而是指没有受过教化的区域。礼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才
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秘密。

教化卓有成效的时代，社会就向德政偏移，教化慢不经心的时代，社会就向法治偏
移，比如邓小平武功不错，开疆拓土的能力很强，但文治不行，是指他不懂中国传
统中的化民之道。

（2）
所谓教化万民，我们千万不要误解成教化苍生草民。化民之道，最为重要的是启蒙
和教化天下自以为是的读书人，比如像王地主之类的，都属于收编教化的重要对象，
再向下，才是草根阶层的熏习教化。一言以蔽之，化民之道是一种相当复杂难度很
高的的全民教育，它与今天西方的知识教育体系完全不同。古人云“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化民之教，也可以说是人民灵魂的工程师。

土共两手空空，为什么能打败老蒋？别的所有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毛、蒋各自
的出身（毛是书生，蒋是军人），以及各自从中国传统中领悟到的不同精髓 ──
蒋侧重以德立身，毛注重以教化民。由此再回到我们最初的讨论：法是一端，德是
另一端，中间是天下苍生的化民教区，可见蒋站在了高端，而毛则站在了中间。

土共依靠的是“人民战争”，但人民战争并非神器，人民战争也有无数失败的个案，
从陈涉吴广到文化大革命，不一而足。人民战争能够克敌制胜，在于得民心者得天
下，而得民心的要务，正是化民归心，它远远不仅仅是give them what they want这
么简单。

先帝教化士兵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化草民用阶级斗争，教化秀才用马列主义，
教化美帝用纸老虎......一言以蔽之，毛润芝是天下一等一的教化大师，而教的对
不对，与教得是否有效，是两回事。由是观之，毛先帝似乎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
懂中国文化的内在原理，只是反其道而用之，所为褒贬不一。

直到现在，土共的文宣体制依然是十分强大的，尽管宣传的是马列，但内在的机理，
则仍是文以载道、以教化民的传统文治思想，无论是自觉或者嫡传。反观国民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把中学国文教材都搞没了，三十年之后，人心背反，民国赖以生
存的支柱精神荡然无存，正因为文治化民的无所作为，最后连党产都让人充公。

世人常说，土共搞的是愚民政策，然而，文治假如可以“愚民”，这首先说明它确
实是工作的。另外，既然承认不好的文治可以愚民，那么显然，好的文治也必能化
民。

愚民的另一面是启蒙，其实西方的启蒙运动，正是从中国几千年来的化民之道中受
到了启发。更不要说我们观念中的自由、民主，不也是“化外之民”长期教化我们
的结果吗？

（3）
当然，真正的化民之道，也绝非口头鼓吹或者上街游行这么简单，教化需要感召的
力量，比如无论是儒教、马列都属于一种生命信仰，需要practice以接地气，所谓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如果吓尿了，也免谈教化之功。这就是为什么教化如果不
够高大上，那就一定会落入法治中永劫轮回的道理。

洗脑、愚民、启蒙、化民，无论如何形容，它们都属于文治的范畴，但以远近浅深，
其旨迥异。中国儒家的文治，牢牢扎根于人伦价值，所以真正能够化民于鱼水亲情
之中，以至于形成一种不化而化的历史传统。这与知识启蒙、民主法治教育、军民
一家亲、马列主义等等化民之教，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一半以上的历史文化遗产，都与化民之道有关，而圣人
孔子，首先就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然后才是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
社会活动家、外交家、亲民和形象大使，以及人生导师。

不了解中国传统的化民之道，就不可能理解孔夫子，就不可能相信《论语》的那些
哲人的箴言，真的能有开万世太平的济世之功。

从邓小平开始，三代国主，皆无文治。所以社会严重滑坡，腐败到了近于崩溃的边
缘。但习和毛一样，是文科生，所以对文治之功，可谓心领神会，所不同的是，习
对于中国传统顺道而行，从善如流。反腐是文治思想在硬件层面上的消极作为，而
老知青在软件层面上的积极作为，才是真正可圈的看点。武功是盛世的必要条件，
文治是盛世的充分条件，没有文治，必无盛世，我本人看好老知青为华夏文明复兴
的潜力股，概由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