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的《美食家》写出了一个地道的好吃、讲究吃、享受吃的人。把八十年代馋得慌的老百姓，看得口水直流。

小的时候，家大人的朋友圈子里，也有一个美食家。

这个美食家是一个外语教授。他脑子很好使，英语日语都说得流利，没事儿还能拽几个拉丁文。他嗓子很好，说话声音低沉如洪钟。讲起英语来是一口英音，当时听着和敌台的播音员不分高下。听说他的日语也带了不是关西就是关东的口音，应该是很日本的那种。

文革的时候老妈和几个不甘心天天念语录的年轻人找了老教授，跟他偷偷学日语。平日里政治学习，老妈把不认识的生字都写在语录的页边空白上，开会的时候默背单词解闷儿。既然是学语录，管他是汉语还是日语，别人也无从干涉。就这样她竟然在文革期间跟着老教授学成了才。

他是个老派儿的教授，知识渊博得很。我跟老妈去他家拜访，见他自己住在不到8平米的房子里，从地到天堆的都是字典。你说吧，什么机械词典、生物词典、外贸词典、食品词典、医药词典，凡是你能想得到的专业，他都有相应的词典。家里除了床，几乎就没有别人呆的地方，跟他讲话需要站在门口。

他好像真的把每一本字典都啃了一遍。我们问他什么问题，他很少有答不上来的。即使答不上来，他也会回屋里刨出一本什么参考书，保证让问题不过夜。就是过了夜，估计他也睡不着。

老教授天生好吃，而且是吃“西餐”。天津的起士林，北京的莫斯科，他都是常客。当时京津一代的外国餐馆没有国籍，但凡不是中餐，那就必然是西餐。他不仅什么都尝过，而且每道菜加了什么佐料，掌到什么火候，配了什么菜码儿，都能辩得出。什么罗颂汤，奶油番茄汤，肝儿腻子，土豆沙拉，奶油杂拌儿，鱼排，猪排，牛排，甜点，冰气……反正那年月也就这些个品种，只要到了他的口，他就能判定那天的厨子是不是家里闹别扭了。

凭他的凡事较真儿，凡事讲究个正宗，他也在五大道的圈子里吃出了点小名气。

九十年代初起士林一度关门。五大道上开出了不少的小西餐厅。一般都是自己家的买卖，菜谱都是老起士林西餐的盗版。盗版毕竟不如正版，只要是“奶油”，就猛加淀粉；只要是“排”就猛加面包渣。九十年代初慕名去了一趟北京莫斯科，那奶油蘑菇汤居然跟浆糊差不多，幸亏是文革已经过去，否则真的可以直接用来贴大字报。哎，就连我们这些称不尚美的食客，都止不住地摇头。

偶尔见了老教授，问起周围这些狗食西餐厅的伙食。他连连摇头，说已经不怎么去了，吃不得。他现在就是一心游泳锻炼身体等着多活几年。

后来天津大里道出了一家“粤唯鲜”，有中餐部也有西餐部。那家餐馆就是高价位，平常百姓也想不起来去。一次朋友请客，我发现这家餐馆居然有蔬菜叶子拌的沙拉，在别的西餐厅没尝过。一顿饭下来三个人没吃什么就花了快三百。在当时那可是个不小的数。

回家跟老妈学舌，老妈告诉了老教授。老教授眼里冒出了希望之光，半信半疑地决定去吃一次。后来听老妈说，老教授跟西餐厅的主人谈了肝儿腻子、和沙拉不够正宗的问题。那餐厅主人竟然是毕恭毕敬，求老教授作他们餐厅的顾问，从此免费用餐。老教授也不拿自己的顾问当闲差儿，扎扎实实地帮着那餐厅改善菜谱。

后来我出国，上学还在其次，心里就是想着怎么也要吃上正宗的西餐，有机会帮老教授带一本正宗的西餐菜谱。可是到哪里也找不到正宗的西餐。要么去吃法国餐，要么去吃意大利餐，就是这些餐馆，也分了不同地方的口味。每家都有每家的特色。一次在法国打牙祭，书上说一定去尝尝他们的土豆泥。去之前还想，土豆泥就是土豆泥，还能怎么样？去了之后，发现那家餐厅的土豆泥能竟让人春心荡漾。后来打电话回中国，告诉老妈，敢情这边没有正宗的西餐。而且，我还有一大发现，在伦敦也没有几个人说“正宗”的英语，大家都是南腔北调，带着法国味儿和意大利味儿的英语反倒招人爱。

再回国已经是几年以后，京津地区的“西餐厅”也都有了国籍，换了洋厨子。恐怕他们再也做不出正宗的西餐了。此时，老教授已经驾鹤仙去。餐厅主人求教美食家的故事也就此变成了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