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第一本正书是大名鼎鼎的“高玉宝”，读的时候我五岁。对于周扒皮的狠毒和玉宝家的贫穷没有什么体会和感触，倒是对书中描写玉宝妈生小弟弟那段印象非常深，至今还记得。据我妈妈说，我读的第一本书不是高玉宝，而是在与玉宝的革命论调背道而驰的一本“希腊神话与传说”，对于这本书里的故事我完全没有印象，只记得这书的封面和封底都掉了，书页呈黄色，不愧为一本黄书，想必是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东西，后来这本书的最终命运早已忘记。

高玉宝之后有一系列的革命书籍，如“战地红缨”，里面好人叫什么已经忘了，金秧子这个名字深刻地嵌入大脑。“向阳院的故事”，里面是不是有个会刻石猴的老爷爷？“金光大道”，看完了给姓马的同学起个外号叫马小辫。

当时我家有一本讲述女红军战士的小说，名字忘了，封二上面赫然盖着个红章“大毒草”，是我舅舅学校图书馆焚书中的漏网之书。

70年代中除了中国小说外，还能接触到一些苏联小说(不是旧俄国的啊)。我记得也就是11，2岁左右看过一本苏联的爱情小说，里面的男主人公描写得很“帅，高，皮肤晒得黑黑的”，跟现在看的洋人小说一比较就明白了，原来他们白人都喜欢晒黑些，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当我一开始看苏联小说时就不喜欢中国小说了，可能崇洋迷外的根子就是那时候种下的。

阿娟说我古文根底浅，非常有道理。我小时候接触的是革命书籍，稍大一点马上跳到外国翻译书类上面去了。中国的几大经典只读过“红楼梦”和“水浒”，然而这两本都不能对提高古文水平有什么帮助。所以现在当茶馆大师们掉书袋的时候我只有仰慕的份儿。

我迷上了外国小说，也就是翻译小说，可以说能弄到手的一本不落(BJ话都LAO4)。我上高一的时候学校有个图书馆，每个星期可以去借一本小说，借书方法极落后，要查卡片记下书号登记劳驾管理员去拿来。我还记得那天我想借的是“简爱”，管理员老太太鳖着嘴对另一个管理员说：“瞧现在这些孩子们，小小年纪就要看什么简爱！”也许她说的对，这时候我正和班上一个“帅，高，晒得黑黑”的家伙眉来眼去呢。

除了看之外，我还喜欢买书。买了全套的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思迪，经常为了买书找妈妈要钱，但是不是每次都能要到，要不到的心情是很痛苦的，尤其看着书被人家买走了的时候。多年以后，我看到别人买了一个断档新包包时，又体会到了这种心情。有一次在某地我看到了一直想买的“战争与回忆”，但是没跟家里要到钱，情急之下写信向我在外地的好友借，她还真够朋友，跟她妈妈要了10块钱给我寄来，真是患难见真情啊。

看多了我就想写，我模仿着克里思迪的文风写侦探小说。背景设在庐山(为什么是庐山？不知道，可能因为神秘)，一个政府官员在旅馆里被杀掉，住在这个旅馆里的人都有嫌疑，一个年轻男的，是官员在文革中抛弃的老婆生的儿子，当然是“帅，高，晒的黑黑的”；一个年轻女的，跟官员在文革中有杀父仇；还有一个中年女人，跟官员有不清不楚的瓜葛；当然还有破案的警察，警察的样子和说话方式是套了一下波罗，又混合了一下“沙器”里的中年警官而成；我是在暑假的时候写的，写在一个作业本上，一边编一边被发表的可能激动着。写到男女主人公有了那么点意思的时候，被父母看到了，他们将我的创作大大地打击了一番，说即使写了也不会有人给发表“咱家出版社没有关系”，再说写文章容易“犯错误”，就这样，我的写作梦想告一段落，今天算是给它立个墓碑吧。我记得我写的男主人公脾气比较各色，女主人公很善解人意体贴着他，现在回想一下吓一跳，这不是对我的未来的一种暗示么？

我的人生经验全部来自书里的故事，因为我们那一代人的父母除了逼孩子念书以外很少教什么人生道理

(待续)

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