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马连良来作客”

(3)“从今儿以后，你父亲什么待遇，你就是什么待遇。”

　　马连良善于肆应，又具仗义之风。对亲戚，对朋友都是一副热肠子。他演义务戏一向热心。有义务戏演出，只要人在北京，他是一定参加的。每年年终的梨园公会演义务戏，更是当仁不让。他和杨小楼、梅兰芳一样，也有私房龙套。马连良从不亏待他们。每月都有固定的私房钱给他们。到了年关，还额外送些米、面、菜等实物。

　　三十年代，马连良曾有过一次难忘的救弟经历。那时，天津有个当警察分局局长的人，叫徐树强。他倚势欺人，横行霸道。一天，他带着花枝招展的小老婆，在圣安娜舞厅跳舞。人刚入座，临座的一个青年多看了那小老婆几眼。徐树强哪里容得，立即叫来便衣，把那人架走。在刑讯室里，打得血流满面。又叫个剃头匠将乌黑油亮的头发，剃个精光。再让从厕所提来一盆尿，给那人强灌下去。之后，又轮番抽打，人很快昏死过去。苏醒后，一个叫李宝荣的警察悄悄问他：“你姓啥？你是回民吗？”“是。”接着，那青年央求李宝荣到中国大戏院给马连良送信。“你是马连良的弟弟？”那警察问。他点点头。

　　马连良应邀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下榻在惠中饭店。当晚，见弟外出未归，便十分着急。

　　李宝荣找到中国大戏院经理孟少臣后说明情况，马连良立即恳托孟少臣设法营救。几经周折，最后通过人称“张二爷”的帮会头目，才算把人放了出来。别人都说，能从徐树强手里活着出来，多亏有个马连良。这个姓李的警察老来写了篇自传性质的文章⑵，里面详细描述了这件事。

　　小翠花是花旦，与四大名旦齐名而独树一帜，擅长表演风流泼辣的角色，自九岁登场，四十年没离开过舞台。一九四九年后，废除跷功，他的一部分戏不能上演。文化部宣布一批禁戏，其中好多是他最叫座的剧目。戏改中的清规戒律，更使他胆颤心寒。觉得演这个是丑化了工农，唱那个是侮辱了妇女。于是，什么戏都不敢演了，也解散了自己的戏班——永和班。后深居简出，索性连功也不练了……

　　一九五六年，上边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戏曲界开始挖掘整理传统戏，像《四郎探母》等禁戏也开始恢复演出。小翠花先后演了《一匹布》等几个小戏，大受欢迎。他兴奋得夜不能寐，算了算自己现在还能演的大戏有十来个，小戏近二十个。这样，他希望重新组班，再现江湖。小翠花向文化局提出请求。文化局则要他先造个组班的册子。没想到的是，永和班的人大多有了去处。他也不能“挖角”。这个情况被马连良得知后，立即邀请他参加北京京剧团。当然，形势很快急转直下，事情也就没有了下文。但小翠花心里明白“没有下文”的责任不在马团长，他已经很感激这分情谊了。

　　　　一九五八年，北京京剧团在公安部礼堂演出。前面是杨盛春的《艳阳楼》，后面是马连良的《淮河营》，演出一切正常。当夜，长期与马连良合作的杨盛春猝死于家中。杨盛春梨园世家，四代武生，在剧团担任演员队队长，工作铺排得有条不紊，人缘又是极好。年仅四十五岁，抛下了五个孩子，其妻（继室）为谭小培之女。

　　噩耗传来，马连良泪流满面，悲痛不已。那时杨之长子杨少春是中国戏曲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家境困难。马连良亲赴学校，找到校长，要求杨少春转到北京京剧团。调到剧团，他对杨少春说：“从今儿以后，你父亲什么待遇，你就是什么待遇。”马连良说到做到。以后年轻的杨少春，一直拿着杨盛春的工资。杨少春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马连良为了他日后成材，特请武生高手王金璐传授技艺。拜师那日从安排到花费，都是马连良一手操办。此后，马连良又去北京戏曲学校，和领导商议把杨盛春另两个孩子转入北京京剧团学员队，让他俩打打武行，得以养活自己。对此，剧团无人提出异议。

　　王金璐是一九三六年的童伶生行冠军。他迷马（连良）又崇马（连良），故而拜马连良为师。一九五九年，他在西安演出《铜网阵》摔成重伤，在家调养整整十八个年头，日子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马连良为在经济上能有所助，便请王金璐的夫人给自己抄剧本，做些文字工作，这样可挣些钱，贴补家用（“文革”中马连良去世，可怜王金璐夫妇就只能靠糊火柴盒度日了）。总之，梨园行无人不佩服马连良的侠义心肠。

　　另有一事，我也是记忆至深。一日下午，我在家做完功课，跑到院子里踢毽子。忽然，洪秘书领着一个年轻的女性，跨进二门。她衣淡雅之服，修短合度，端庄秀丽，婀娜而刚健。

　　在把客人送进大客厅后，洪秘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连忙跑过去，问：“那女的是谁？”

　　“她叫罗蕙兰。”洪秘书答。“这么好听的名字。是干嘛的？”“是唱京戏的。”

　　“太好啦！”我不禁欢呼起来，遂又问：“她为什么来咱们家？”

　　“找你父亲。”我说：“她找我爸有事吗？”洪秘书说：“当然是有事才来。”“什么事？”“想在北京落脚唱戏。”“这事儿，我爸能行吗？”

　　“你父亲要请马连良帮忙。”洪秘书这样说。

　　谈话的时间并不长。主客二人从大客厅出来。父亲对那罗女士说：“有了消息，会通知你的。”遂转身对洪秘书说：“替我送送客人。”

　　那罗女士对父亲深鞠一躬，并一再道谢。

　　没过多久，马连良托人送来四张戏票———是他和罗蕙兰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审头刺汤》。

　　我举着票，嚷着：“爸，咱一起去呀！”“去呀，去呀！”父亲也跟着叫。我搂着父亲，大笑。

　　到了演出的那一天，父亲恰好有外事活动，不能去了。我看戏归来，父亲问：“小愚儿，那罗蕙兰演得怎么样，漂亮吗？”

　　我说：“漂亮，比马连良还漂亮！”

　　听了这句话，没看戏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高兴得直乐。

　　马连良的东北演出，在官府眼中是个案子。但在梨园行和一般人看来，就是“谁当皇上，都得听戏”的事儿，与政治无涉。

　　马连良有没有短处呢？有短处。短处是抽大烟。这在梨园行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他抽，其他几个名角，也抽。

　　我听说这类事后，很奇怪，问母亲：“听说抽大烟能上瘾。什么叫‘瘾’呀？”

　　母亲说：“鸦片也好，杜冷丁也好，主要成分都是吗啡。吗啡是作用于神经系统的，一旦占据了人脑，就能产生轻松解放的感觉。而且，这个感觉一生都无法忘记。所以，有了瘾，就有了病，终身不愈。”

　　“戒得掉吗？”“戒不掉。”“为什么？”

　　母亲犹豫片刻，说：“从医学角度看，现在还没有答案。”母亲还认为，吸毒于社会是罪恶现象；但于个人可能与道德品质无关。由于它是一种疾病，所以，靠说教和硬挺是戒不掉的，特别是对那些特殊身份的人，就更难戒掉了。母亲的话，令我非常吃惊。因为这和政府宣传的完全不同。一九四九年后，政府虽将抽大烟的名角儿集中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统一进行戒毒，果然收效不大。最后，政府暗中做了妥协，由彭真特批，他们可以“抽”。不过，量小且严格控制。

　　毒品是情绪的润滑剂。无论你有多大压力，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也不管体力如何地不支，心情如何地不好，一针下去。刚才还无精打采，瞬间即可激情四射。舞台情绪本来就是靠不断的神经活动兴奋点形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必须去主动适应这样一种非常态生活，恐怕是从前的梨园行、眼下演艺界“抽”的主要原因。但是取其提神小利，却忘了成为痼疾之大害。

　　应该说，马连良对大烟的人间至乐与至痛的同一性，是深有体会的。一九四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而动心，也为此而前往。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九年有人检举这事，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斡旋，一九四七年才脱了干系。人出来了，家却负了债。

　　马连良的东北演出，在官府眼中是个案子。但在梨园行和一般人看来，就是“谁当皇上，都得听戏”的事儿，与政治无涉。比如：溥仪大婚三天堂会，京中名角齐集。抗战胜利，梅、程曾到南京给蒋介石演出，艺人们也都没觉得这是什么政治行为。同仁为了安慰出狱的马连良，在长安大戏院唱了一场合作戏《龙凤呈祥》。马连良的前乔玄、后鲁肃，程砚秋的孙尚香，金少山的张飞，李少春的后赵云。演刘备的谭富英，从第一场的“过江”一直唱到后面的“回荆州”，卯足了气力，一句一个好。江湖规则，朋友义气，给马连良以万分的感动和一生的感激。

　　马连良这一趟的“伪满”演出，一直被上边视为“污点”。但为了政治需要，所谓的“污点”有时也是可以拿来利用的。比如，一九六一年的国庆，全国政协举办的欢迎华侨、港澳同胞归国观光酒会上，官方特地安排溥仪和马连良坐在一起。这一景观，顿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记者和一批又一批的华侨。后来，父亲看到他们拍的一张照片，不禁摇头叹息，道：“亦荣亦辱，非荣非辱。”马连良为了这事，背了半辈子的政治包袱。有“短处”被上边捏着，他也明白自己的“短处”。而自知，知止，从来就是一种聪明。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