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瞒报导致公众放松警惕，到权力介入医疗诊断、核酸检测政治化，再到封城后后勤服务缺失、社区人员冷漠渎职，新冠疫情的死难者家属满怀冤屈却求助无门。受难者众但追责者寥寥，维权之路弥漫着威胁、恐惧和压迫。

2月1日，张海的父亲因新冠病毒并发症在武汉一家医院逝世，终年76岁。张海的愤懑无处发泄，他注册了微博，试图将名字叫做“血在手中”，但是微博验证没通过，他索性改名为“雪在手中”，以提醒自己莫忘报仇。三个多月了，他的内心从未能平静：

张海提出三个诉求：1.追究地方政府瞒报责任；2. 武汉政府正式道歉；3. 经济赔偿。他通过微博微信和媒体发声、公开筹款设立遇难者纪念碑、拨打武汉市长热线，换来的只是警察的无尽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的全面监控。

张海：微信群成警察群，严防抱团

他的父亲张立发是一名爱国老兵，曾受到核辐射落下终身损伤。张海在微博中写道，“害怕您问我，儿子，我这一生无愧于国家，62年在青海海晏参加中国第一个绝密核武器工程，64年试爆成功的第一个原子弹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为什么？为什么却落得这么悲惨的结局？”

张海听信政府的早期宣传即新冠肺炎不会人传人，1月17日把父亲从居住地广东送到武汉就医做骨折修复手术，住院一周多后就感染病毒，不到两周就抢救无效去世。对他来说，这就是一场“他杀”。

张海形容自己从前是个一心照顾好小家庭、没有政治理念，甚至有些麻木的普通人，直到父亲的死亡带给他无法消弭的伤痛和愤怒：

“去世的是我的父亲。我很爱国，但我更爱我的父亲。中国人有句老话，事情不落在自己身上，就没有心痛的感觉。”

不过，他仍然坚信，瞒报和滥权的是基层人员，如果中央政府或者习近平知道真相，就可以公正处理他的冤情。自2月1日张海父亲去世以来，武汉公安、武汉商业服务学院的人反复警告张海不要接受外媒采访。回到深圳之后，张海多次受到深圳南山区派出所的问话。

家属不仅不能发声，也被禁止抱团取暖。张海曾见证一百人的家属微信群被封，群主被警察上门训斥。他现在所在的家属群也充斥着网警，很难讨论维权策略，大家只能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因为只要有人号召联合超过5个人就会被抓：

“武汉有个家属，公安到他家，明确地说，如果维权召集超过5个人，肯定要被抓。要维权，你自己去。”

武汉互助共济会（群）的志愿者张毅曾遭到警察十多次训诫，微信群也被多次拆分解散，他告诉本台，“大陆从搞‘网格员’开始，大概有四五年，目的就是沙漠化，不让你们聚集。警察认为，对付五个人有困难，现在就尽量让你们一个一个的，不要互相联系。”

据报道，基层社区安插的一名网格员要负责监视网格内15-20户居民，如同中国历代王朝的甲保连坐制。

刘沛恩：严禁发声、威胁家人

3月底，和张海有着相似经历的刘沛恩在武汉官员的陪同下埋葬了父亲的骨灰，官员拍下葬礼照片后离去了，但是这对刘沛恩来说，只是维权之路的开始。

刘沛恩的父亲刘偶清曾任武汉市粮食局书记，今年1月6日依照待遇去协和医院做一周多的住院体检，不料出院前一天就开始高烧不退，29日去世，死亡原因是“疑似新冠肺炎”。

刘沛恩开始在网上发文发视频讨论疫情，并接受《纽约时报》等外媒采访，说地方官员寸步不离地跟着他领骨灰。湖北官媒《长江日报》也为刘偶清留下一篇新闻，寥寥六十字，“刘偶清系湖北省武汉市人，1961年8月参加工作，186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谢谢你，《纽约时报》。由他们来讲述父亲的生平和贡献很悲哀。”刘沛恩写道。

他的行为引来全面监控，以及警察和社区的人上门警告他要考虑11岁的女儿的求学和生计。刘沛恩4月9日在美国视频平台油管公示：

“我答应了警察一个月不在国内发声，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警察还提到了陈秋实。警察也签了责任书，看紧我，我也缓和一下，进去了就没法抗争了。”

刘沛恩人在武汉，他深知在国内起诉政府，只会让自己消失。关于如何有效维权，刘沛恩认为，诉苦卖惨都没有用，政府早期瞒报信息是最关键的突破口，尽管多篇媒体报道和视频被删帖，家属全套保留，都是铁证。他已经酝酿好下一步计划，但是暂时无法向公众曝光。

一推二吓三骗，家属最终放弃维权

自三月初发起成立“新冠法律顾问团”，旅美公益人士、福特汉姆访问学者杨占青收到了十多个维权申请。而维稳部门也紧随其后，目前已有至少两个家庭因不堪威胁放弃维权。杨占青的表弟也遭受两次传唤。

一位当事人的商业保险只能赔付给确诊病人，医院不肯公布核酸检测结果，而单位领导逼迫她删除英文媒体的采访文章；另一位当事人的父亲在隔离酒店被疏于照顾后去世，她在联络杨占青后遭到户籍地派出所的长臂管辖和威胁。

致电微博名为“哭泣的亡魂”的逝者家属，但是她表示不能接受媒体采访，否则可能会危及生存。

她在这次疫情中失去了24岁的女儿，并在网上质问, “那些始作俑者、不作为乱作为的市政府官员，竟然没有一个人被追究……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他们，没有一个公正的说法，死了的人不会同意，活着的人更不会答应！”

杨占青说，家属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政府的打压，一方面是警察、社区、当事人工作单位的威胁。其次是取证困难，大部分医院不愿提供病例复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主动权、忌讳媒体可能会让维权难上加难：

“大部分维权者非常被动，把自己孤立起来，很难得到社会关注。他们在群里很少主动维权，指望着张海往前冲。一听说张海被警察找，大家比张海还紧张。”

香港执业大律师、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认为，数据监控升级了恐惧，有十几个人找杨占青援助已实属不易：“比起汶川地震那个时代，大家能够组织团结起来维权。现在打人打得太快了。整个大数据的监控管理能掌握每个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把维权抗争压在萌芽状态。”

鸟尽弓藏，志愿者遭清算

2020年4月19日起，端点星网站的三名90后志愿者被警察拘押，陈玫家人至今未收到被捕通知书，蔡伟及女友分别以“寻衅滋事”、“寻衅滋事与包庇”为由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成立于2018年的端点星致力于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备份微信、微博等平台被删文章。陈玫的哥哥陈堃告诉本台，至今无法确认这个案子是否与端点星有关，也没有陈玫的下落，朝阳公安局、昌平派出所等机构轮番踢皮球，甚至律师本人也遭三个警察带着摄像头上门警告。

弟弟的消失让陈堃想起了在汶川地震后独立调查豆腐渣工程而被判刑五年的谭作人，“到底是什么人在办案？政府到底认为哪些事情对它有好处？哪些没好处？没法猜。我们不知道政府在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在做。”

2014年，中国第一家民间教育公益组织立人乡村图书馆被关停，理事会成员在抗疫标语上写着“焚而不毁，向死而生”。

陈堃作为立人大学的最后一届总干事被监视居住八十多天，期间被吊打和电击。陈玫也曾是立人大学的学生和志愿者，陈堃没想到弟弟会在六年后经历自己遭受过的一切。

“我相信所有志愿者在一月底、二月初，不论是分发物资，还是整理信息，没有人想过自己在做着一件有危险的事情，肯定都不是冲着 ‘我要危害国家安全’去的。到了三、四月，开始被喝茶、传唤，甚至像我弟弟被抓。这很让人心寒。” 陈堃发问，“万一几年之后，又有一场灾难，那个时候如果还有人想做志愿者，他还敢不敢做？”

致信多家志愿机构是否受到官方压力，比如“华科NCP”、“A2N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武心援团队”，截止发稿皆未回复。

“nCovmemory”项目组是另一个系统收集、保存疫情深度报道的网站，端点星出事之后该网页也被关闭。他们在回复网友查询的邮件中说，成员都安好，不必挂怀，“为了规避潜在的风险，我们把网站设置成了私人可见，不再公开。”

此外还有多家民间组织自发搜集新冠患者和逝者名单，如“jilufeiyan”、“wuhancrisis”、”“新冠病毒：未被记录的Ta们”。端点星事件后，本台多次联络一位身在大陆、参与“wuhancrisis”项目的匿名志愿者，未再收到回复，拨打电话则是空号。

邹幸彤认为，志愿者所累积的信息在民间自由流通，是中共最不能容忍的：“中国政府在用尽一切办法控制关于疫情的议论，斗争的长臂不仅是国内，还要控制国际怎么理解疫情。它的控制角度是关于疫情的资料、信息，如果民间有它控制不了的人，哪怕仅仅是记录，也不能容忍。”

张海于5月4日发布的筹资立碑公告，召来警察变本加厉的骚扰。刘沛恩和张海通话，劝他三思，极有可能会被扣上“非法集资”的帽子然后被捕。

5月6日，张海在微博宣布，放弃立碑纪念，将捐款一一退回。网友劝慰他，“你试过了。很勇敢。我们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碑”，“留存一个信念在心底，保护好自己才有实施可能，保护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