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過去的一貫表現而被外界視之為“鷹派中的代表人物”的閻學通如今在戰狼當道的大環境裡，不但在“武統”問題上可謂“眾人皆醉我獨醒”，而且還敢用一句“中國原本就沒有全球領導力”，公開表達了他對過去幾年中共宣傳系統一直都在大力進行的習近平“引領世界” 宣傳調門的十分不屑。

　　也就是說，“中國決策者” - 事實上指的就是習近平本人，其對西方的“負面認識”，說到底就是對西方的仇恨，其實是一以貫之，甚至是與生俱來的。

　　這令筆者自然回想起了習近平七年前的“八一九講話”中，涉及對外關係的那部分內容。其實七年前的習近平就已經“諄諄告誡全黨”：報道世界上發生的事情，要客觀、全面、真實，要加強引導，好的要報道，不好的也要報道。特別是報道西方國家情況時，要注意拿捏好，不要讓人產生一種“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感覺。西方國家媒體是帶着有色眼鏡看我們的，好的事情也往壞的地方引，還竭力通過各種手段向我們國內傳播。西方總是攻擊我們的體制、經濟形勢、食品安全、人權、社會治安、貪污腐敗等問題，攻擊造謠，借題發揮，小題大做，大造輿論。而我們為什麼要對他們的弊端和醜聞客氣和留情呢？美國等西方國家發生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陷入困境，這不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嗎？美國講自由民主、網絡自由，不是在暗地裡大規模監聽公民通話和通信嗎？美國等西方國家貧富差距並不小，不是發生了“占領華爾街”等事件嗎？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濫殺無辜的現象不是大量存在嗎？西方國家到處輸出他們的價值觀念和制度模式，在哪個國家獲得了真正的成功呢？如此等等。對這些要加強報道和引導，不然總是他們在說我們這不行那不行，或者有些人總是在網上發表盲目吹捧西方的言論。同歐美一些國家受困於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相比，同一些發展中國家陷入發展陷阱相比，同西亞北非一些國家政治動盪、社會混亂相比，我國發展可以說是風景這邊獨好。但是，西方仍然在“唱衰”中國。國際輿論格局是西強我弱，西方主要媒體左右着世界輿論，我們往往有理說不出，或者說了傳不開，這個問題要下大氣力加以解決。要着力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創新對外宣傳方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自習近平上台以後，在外交場合上拋出的最為冠冕堂皇的一句口號就是所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共產主義烏托邦式的假大空口號的拋出，唯一的預設目標就是習近平在如上內部講話中所直白表述的，要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爭奪“國際上的話語權”。

　　但是，習近平本人自己恐怕也沒有預測到，武漢瘟疫給整個世界造成的世紀災難，與他的所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口號形成了巨大的反諷。氣急敗壞之餘，在其內部給外交和外宣部門的戰狼群下達了什麼內容的最新指示，我們外界完全可想而知。

　　上個星期的法廣曾刊登《Coronavirus-中國外交有步驟的還擊》一文，記錄了歐盟安全研究學院(EUISS)亞洲負責人Alice EKMAN夫人接受記者採訪的內容，說是中共政權在外交上“韜光養晦”時代已結束。

　　但事實上，鄧小平開啟的對外關係，特別是對美和對西方國家的所謂“韜光養晦”的時代並非是結束於當前，而是從習近平上台後不久就已經開始步步走向結束。

　　當記者問到，“每當遭遇批評，北京就反應咄咄逼人 - 一些專家已在談論一種‘戰狼外交’，是否存在低調的外交？”這問題時，這位法國知名漢學家評論說：中國現任主席習近平投入到一種被我定性為是“有步驟的還擊”道路上。在Covid-19危機前就已如此，但在最近幾個月，遭到更廣泛的曝光。需要提醒的是，中共黨內存在“西方敵對力量”這種感知。這種感知有時參合了陰謀論，西方長期想要改變中國政體，尤其想要操控地方因素，傳播與中共不同的思想。習近平認為，對此不僅要阻止，還要有系統地反擊，一絲不漏，甚至扭轉批評。這種方法來自最高層的決定並受到鼓勵，這是一種大趨勢，得到眾多中國部委與官方機構的執行，並非由於個人或孤立外交官員或是局限在外交部的舉止。中美當前因病毒起源的緊張關係已十分嚴峻，這是國際定位問題。中國有關病毒的正式聲明十分激烈，並已迅速轉移到政治制度競爭的領域，毫不遲疑地強調中國制度的優勢推論，與歐美制度的弱勢推論相比較。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種定位將變化，中國將改變其宣傳戰略。相反，我看到，在Covid-19危機的背景下，中國與美國原有的緊張在加劇，中國與部分歐洲國家則在較小程度上也是如此。“以眼還眼 ˎ 以牙還牙”的反擊還會繼續，北京進入反省階段不太可能。

　　曾任職於中共外交部的人權工作者、“公民力量”副主席韓聯潮先生說：美國一家調查新聞網站的調查發現，中共大外宣近年來移師推特，打意識形態輿論戰。中共通過盜用帳號和製造假賬號，來大量散布各種虛假的、有利於中國政府立場的信息，並且在推特上造謠中傷辱罵那些反對中國政府的政治異見者。

　　一則標題為《中共慌不擇路，歪曲TWITTER內容，散布謠言！》的網文這樣寫道：中共的大外宣一直以來都在利用西方世界的言論自由，達到自己的宣傳目的。大外宣是中共對外“超限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形式也多種多樣。新冠病毒在全球範圍愈演愈烈，各國都在積極應對，大外宣在西方世界的(假)資訊戰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着。如今，“媒體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人們不僅僅用它來娛樂， 它還是重要的生活工具和資訊來源。因此，媒體也成了中共大外宣侵蝕的重災區。

　　文章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為例，向我們展示了大外宣在推特之類社交媒體上，散布虛假宣傳的新手法：劫持西方公民的隨機猜想， 尤其是利用西方民眾，有自由指責其政府的權利， 把這些質疑、猜測和不滿，藉助大外宣，利用大量的水軍散布並推上熱搜， 以達到擾亂資訊、散布謠言的目的。

　　中國外交部新任發言人趙立堅

　　該文中還寫道：趙立堅以及他的同僚，正試圖控制有關流行病的討論並改寫歷史 –  (他們篡改的)不僅是已經發生的事情，而且還包括正在發生的：現在東亞之外的國家正在輪流遭受這個疾病帶來的重創。中共的虛假消息正在實時發送着， 它們都記錄在社交媒體上，但託管它(來自中共的謊言)的平台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阻止它。

　　而以趙立堅，當然還有胡錫進等人為代表的中共外交和外宣戰狼群的當今所作所為，更是對習近平七年前的“八一九講話”的忠實貫徹和堅決執行。甚至是他們的這些無恥行徑所套用的具體方式甚至所謂“戰術”，都是習近平七年前為他們設計好的。

　　七年前，習近平在他的“八一九講話”中就已經十分具體地對下部署了對西方國家的“網戰”策略，說是“網上鬥爭，是一種新的輿論鬥爭形態，必須講究戰略戰術。人家打運動戰、游擊戰，我們也不能只打正規戰、陣地戰，要機動靈活，人家怎麼打我們就怎麼打，針鋒相對，出奇制勝，不能被人家牽着鼻子走，不能因為戰術刻板而耽誤戰略大局。”

　　當時的習近平就已經在這份內部講話中明明白白地告誡全黨：西方國家標榜“新聞自由”，其實也都有意識形態底線，也都有利益集團的規制和政黨傾向，沒有什麼完全獨立的媒體……。西方一些勢力擔心中國夢會擴大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刻意矮化、曲解、抹黑中國夢，竭盡挑撥離間、混淆視聽之能事。對此，我們要高度重視，注重把中國夢同各國各地區人民實現自己的夢想聯繫起來，在促進互利共贏中引導國際社會全面客觀認識中國夢。潤物細無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對中國夢的宣傳教育注意不要概念化，不要固化，不要庸俗化，不要好高騖遠……。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這一點，我們要理直氣壯。

　　習近平當時還要求說：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鬥爭的主戰場。有同志講，互聯網是我們面臨的“最大變量”，搞不好會成為我們的“心頭之患”。西方反華勢力一直妄圖利用互聯網“扳倒中國”，多年前有西方政要就聲稱“有了互聯網，對付中國就有了辦法”，“社會主義國家投入西方懷抱，將從互聯網開始”。從美國的“稜鏡”、“X - 關鍵得分”等監控計劃看，他們的互聯網活動能量和規模遠遠超出了世人想象。在互聯網這個戰場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係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在宣傳方面，西方國家是很有一套的。他們表面上反對搞宣傳，實際上搞起來比誰都更來勁、更在行、更不擇手段，只是他們千方百計掩蓋，做“看不見的宣傳”。他們的策略是，上乘的宣傳看起來要像從未進行過一樣，最好的宣傳要讓被宣傳對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走，卻認為是自己在選擇方向。

　　所以，早在這次世紀瘟疫暴發的前好幾年，中共外交和外宣部門就早已經按照習近平的“八一九指示”，開始了所謂“上乘的宣傳”。去年下半年即已經有報道說：最近 推特和臉書暫停了數十萬個賬號，因為這些是中國（中共）官方主導賬號，用來散播詆毀香港民主抗議活動的假信息。美國對這些賬號分析認為，中共或者通過購買一些賬號推廣假新聞或者駭客了一些賬號，或者創建新賬號，而這種為其政治服務的伎倆幾年前就已開始。

　　此前，閻學通先生這裡所說的“疫情並沒有改變中國決策者們對西方制度的認識，只是強化了他們原先就有的對西方治理模式的負面認識。不過，這種認識的強化，並不必然導致正確的治理模式”，是否是在暗示中共習近平當局當前的“治理模式”並不正確？這令筆者聯想起了美國《紐約時報》不久前刊登的鄧聿文先生的文章《這場疫情，如果西方輸了怎麼辦？》，鄧先生文章的最後一段是：“誰笑到最後很難講，中國如若在疫情後強化已有體制，而不進行比較徹底的改革、走向普世價值，更大的麻煩還在後頭。”

　　筆者堅信，即使是如今表面上的“抗疫勝利”能夠被時間持續證明，對中共習近平政權來說仍然是“更大的麻煩還在後頭”。所以，“笑到最後”的肯定不會是習近平和他的中共專制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