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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人大开过以后，周恩来非常知趣地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继续留在医院里，让邓小平放手工作。当然，这也和他的病情不断反复，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关，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鉴于周恩来尿血的问题始终没有中断，时好时坏，而大便中又出现了潜血，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医疗组决定对他先施行膀胱镜检查治疗，然后再对他的肠胃系统做全面的检查。为此，周写信给毛，报告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方案，并特意表示：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住院疗养"。

然而，检查的结果却不妙，不仅发现周恩来体内的膀胱癌再度复发，而且在三月间两次作钡餐检查时，又发现他患有结肠癌，其中大的一个已经有核桃那样大，这不啻是雪上加霜，使整个治疗工作更加棘手。

医疗组经过研究后，认为事不宜迟，需要报请中央批准立即作切除手术。由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组成的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当委四人小组随即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但是还须毛泽东最后点头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自己的病变情况，在说明结肠发生病变的历史成因时，特意向毛表示："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这番话的用心，尽在不言之中。几天后，毛批准了对周施行手术的报告。

三月二十六日，由众多专家所组成的治疗班子对周恩来作了长达八个小时的手术，切除了结肠腔内靠近肝曲部位的三个癌瘤，其中大的直径有三公分，呈菜花状，同时又再次给他作了膀胱癌电灼术。经过这样一番大的折腾后，周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手术后很长时间下不了床，即使再想"逞雄"(周本人的话)，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他只好躺在病榻上会见了来访的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尽管这样做不大礼貌，但出于对方执意要见，而本来一向注重外交礼仪的周氏又实在无法起来见客，也就只好加此了。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是医疗组面对周的病情出现恶变的情况下，为了尽量延长他的生命而作的努力。手术前，周恩来自知这次生死难料，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因而作了最坏的准备，特意赶在这次手术前，把该做的和想说的一一交代清楚，在临进手术室前，周要来了他在一九七一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问题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卫生间里，把该稿从头到尾又审订了一遍，然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区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

当时，医生已经给周恩来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亦到场守候，就等周本人出来。其间，邓颖超和保健医生曾先后进去催促，但他毫不理会，强忍病痛和药力发作后的反应，继续伏案阅读和写作，让众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写完后，周恩来又在关于"伍豪启事"报告的封面上郑重地签上他本人的名字，注明时间、地点后，才打铃出来，并当众拜托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此事，要求将这份报告"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发一份存档。"

在了却了这桩心事后，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簇拥下，被推向手术室，躺在平车上的周氏这时已经极度疲惫，不过神志却很清楚，他知道自己还有一件事情要做，耶就是要在生死交关之际，当着大家的面为邓小平讲话，借此向毛泽东进言，不要在政治上再翻来覆去了。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场目睹了这一情景，在他的回忆录中作了如下记述：

当平车行进到距手术室门口约几米远处，周恩来忽然微微地向右边侧过头去，以低沉而沙哑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在哪儿?请他过来一下。"我即高声向后面传话："小平同志，总理请你过来。"

邓小平的听力不好，后面有人转告他。他急走几步，来到了总理躺的平车右侧。周恩来一见邓小平，立刻从被子里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来，用力地握住邓小平的手，他异常激动，声音嘶哑，颤抖而使劲地当着众人的面喊道："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邓小平听罢总理的话，面部表情严肃而带激动，他紧紧地握一下总理的手，未说什么话，只是站在一旁，向总理挥手致意，含泪目送总理进手术室，祝他一路平安!

在场的医护人员觉察出周恩来今天的情绪过于激动，担心这样对手术不利，于是加快了推车的速度，然而，就在进入手术室的刹那间，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人莫不愕然相视，在无言之中体会这番话的含意。邓颖超则让在场的汪东兴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报告。应该说，知夫莫若妻。最了解周恩来心思的还是邓颖超，甚至可能就是两人事先商量好的，有意说给毛泽东听的，向毛讨还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不容许用"莫须有"的罪名来玷污他革命的一生，而并不仅仅是内心悲愤难抑的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