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老话说“无风不起浪”，另外一句是“风起于青萍之末”。两句话都是前人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体会总结出来，揭示了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两句话表面上讲的都是自然现象，套用到对社会现象上一样能起到见微知著的效果。

几天前，“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了一篇文章《脚踏实地 青春无悔！知青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从标题就开宗明义地表达了作者对“上山下乡”的肯定态度。作者认为【半个多世纪后可以清楚地看到，“ 上山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 知青”是共和国建设的重要基石。】同时批判【胡说“知青”是“被毁掉的一代”、“上山下乡”是“受迫害”、“逆城市化”等错误言论。】

文章旋即引起广泛的讨论。有网友反驳道“知青下乡既没有带来生产力的明显进步，更没有带来大锅饭、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变化，甚至也没有带来观念的变革。‘伟大壮举’，伟在何方？壮在何处？”我们也可以通过 1978 年云南知青请愿为契机，引发的知青大返城的事件来做一个推论。短短三個月，雲南農場知青返城率高達 90％以上，到了第二年，本來約十萬知青的那个農場僅留下 3200 人左右，不足原来總數的3％。实际的例子与作者关在深院高墙里，凭空想象而来唱高调大相径庭。

作者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找论据，这样写道：

知青并不是什么“毁掉的一代人”，而是在艰苦岁月中锻炼成长为有作为的一代人。他们中最优秀的代表，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在新时代奋斗前行的历史重任。

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四位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57.1%。

作者还说：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知青治国时代，身处权力金字塔最顶层的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栗战书和赵乐际，乃至大约百分之五十的省级正职官员，他们都有知青经历。同样具有“知青”背景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还有王晨，刘鹤，李希，李鸿忠，杨晓渡，郭声琨，蔡奇，尤权等。而与习近平和赵乐际同样具有“工农兵学员”背景的，如今的中央政治局里还有栗战书，汪洋，王沪宁，杨洁篪，杨晓渡，陈希，蔡奇。

这种论据并不是作者的原创，这些年来，颇有一些人孜孜不倦地在罗列有哪些高级领导干部曾经当过“知青”，一直在在散播这种“知青治国”的论调。然而这种反果为因的所谓“证据”是苍白无力，毫无可信度。作为一个有 8 年下乡经历的前“知青”，我对于“知青治国”的说法没有丝毫“与有荣焉”的感受，反而觉得是一种深重的讽刺。我认为，如果由于无知而认同“知青治国”的说法，只能叹曰“人蠢无药医”，若明知道并非事实却对此津津乐道，无疑是居心叵测，别有用心。

毫无疑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可以使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能够直观地了解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于个人的社会认知度有所帮助。习近平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这话我相信，而且我也能说，广大的知青朋友都能说。但是“治国”靠的可不仅仅是艰苦生活的锻炼。何况在厂矿、油田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同样经受着锻炼。习近平还说“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如前所述，广大工农兵群众，只要是努力做事，认真做人，同样可以通过自身的工作环境下养成“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因此还是那句话，“知青”的经历与“治国能力”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严格说来，假如“知青治国”描述的是如今社会治理的真实现状，那么人们大概应该悲同声一哭了。不是自我菲薄，确实是“知青”的经历客观上造成接触面和知识面的狭窄的短板。如果被小农意识同化，甚至会产生倒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反而成了“群众的尾巴”。有人要问了，“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四位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57.1%。”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那么我要说“朋友你太幼稚了”。问这话之前，请先看看那四位有着上山下乡经历的常委，下山进城之后都干了些什么，都有些怎么样的经历再说吧。我们曾经有过一位副总理叫陈永贵，他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他直接就是“山里人”。他的“大寨经验”也曾经试图全国推广，可惜各地情况不同，收效不大。加上对“改革开放”政策有抵触，结果就像许多“工农兵大学生”一样，“社来社去”了。说到陈永贵，还得提一提“农业学大寨”。提倡学习“大寨”精神没错，某些人简单化地复制大寨的生产方式，无论在黄土高坡还是珠江三角洲都难有成效。由此可见，无论是“贫下中农治国”或者“知青治国”都是行不通的。

醒醒吧！不要因为“身处权力金字塔最顶层”，“乃至大约百分之五十的省级正职官员，他们都有知青经历。”而信口雌黄说什么“知青治国”。“历史研究院”这样的“研究成果”，广州人会这样评价：唔知就被佢吓死，知就被佢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