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出席元旦日亲戚家的新年聚会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产生“代沟”和形成不同生活态度的原因。年龄和文化差异无疑是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然后某种从众的心态也会不知不觉地造成影响。今天在“老高的博客”上读到“80后老女孩，心理咨询师，情感专栏作者，原创爆文写手”张娜评论刘瑜和张桂梅的文章，进一步深化了我的看法。

亲戚一家原来在广州生活，祖辈很早就移居南美，先是把他们带到南美，后来辗转来到新西兰，也有四十多年了。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儿子是职业医生，二儿子在澳洲发展，女儿最小，是个律师。当天派对的主人就是女儿和他们的洋女婿。就是这些亲戚们，主要是长辈亲戚过去围绕这对年轻夫妇的议论，引发我前面所提到的关于观念的思考，

我们与这对年轻夫妇的交往始自五、六年前，是在女孩的大哥家开派对时认识的，虽然没有血缘关系，按照辈分女孩叫我们姨妈和姨父。那时女孩的父母还住在南岛，我们到南岛或者他们来北岛的时候自然是交互拜访的。姨甥女夫妇的双胞胎男孩那时不到一岁，长得非常可爱。后来多次见面，两个小孩都与我非常亲近。然后由于疫情的缘故，一年多没见面。元旦那天我们抵达姨甥女的新居时，“大孖”（我们广州人把双胞胎叫做“孖仔、孖女”，一般大的叫“大孖”，小的叫“细孖”）手里拿着一张写了“Happy New year!"的纸张冲过来，紧紧地抱着我用广州话叫“姨公！”，接着“细孖”也跑了过来，从另一边抱着我。听着两个金发男孩用相当标准的广州话叫我，不禁心花怒放。看着两个孩子忽然飙窜的身高，又不由感叹岁月流失的快速。

我们抵达的时候，已经到了二、三十人，基本上都是亲戚，大家互相致以节日的问候。没看到男主人的身影，我问“大孖”，他说爸爸去定好的寿司，很快就会回来。说完就把我拉到他们兄弟的游戏室，打开一个个柜子向我展示他们俩的玩具。游戏室同时也是学习室，有小桌子、小椅子供他们写写画画。然后又带我到另外一个房间看他们养的一对豚鼠。一个带有盖子的木箱，箱底铺满刨花木屑，还有一间小木屋，里面养着两只天竺鼠。看着他们布置得很雅致的新房子和舒适的家居环境，我不禁回想起过去那些年，某些亲戚，也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长辈对这对小夫妻的议论。

议论的中心就是洋女婿的“无所事事”。据说结婚后，洋女婿基本上就没上班，一天到晚在家“做研究”，研究的是关于环保的项目。洋女婿比较腼腆，不太擅长交际，所以没有哪个长辈知道他究竟在鼓捣什么。其实不客气的说，即使他想说，估计我们这些长辈也没几个人能听得明白。然后就不免有些“智叟”式的人为姨甥女担心，担心她靠一份工资养家的日子不知什么时候才到头。早两年听说洋女婿的研究有了成果，我自然是为他们高兴，但是并没有刻意去打听具体的情况。这天目睹的现实说明成绩很好，而且不是小好。估计当年那些认为洋女婿“飘”，不能脚踏实地，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好伴侣的长辈，眼镜都掉了一地。

过不久，洋女婿提着一袋寿司回来了，派对就开始了。花园里的篷帐下、饭厅、客厅里一拨一拨大人各自闲聊，小孩子们跑来跑去，欢声叫唤，喜乐融融。

回家之后，女儿对我说了洋女婿的研究方向和成果，并且把他这家公司的网页发给我。原来他研究的是非热废水处理的新科技，在两年前取得了专利并且获得数千万美金的“天使资金”投放到他的新技术项目中。他的头两个客户分别是基地在美国的一家油气公司以及荷兰的一个机械工程公司。由此看来，初期回报已经很可观，同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于是我想到，幸亏洋女婿的坚持和姨甥女对他的信心，还有基于新西兰的价值观，他们才顶住了来自周遭的舆论压力，取得今天的成就。然而大部分华人家长。即使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仍然无法理解，甚至鄙薄别人的生活态度。

说回张娜的评论文章，说起来也是一种观点的碰撞。她对刘瑜的批评以及对张桂梅的肯定，恰恰代表了她自己对撕裂式教育的认同。看看她所认知的“真相”。她说的没错，“你站立的地方，决定你说话的立场”，当你认为“唯有读书高”的时候，你就会认为考不上大学或者考不上好大学就“错过了一生”。然而张娜以及她那类人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未必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读大学得到丰盛的人生，何况有些人对读书根本就不感兴趣。诚如孔夫子所说“中人以上, 可以语上也; 中人以下, 不可以语上也。”那么，对有些人来说。进“职业学校”未尝不是更好的选择，而且不必砸锅卖铁去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张娜说“越是优秀的父母，越可能对孩子的教育平和。”根据上文下理来理解，她所说“优秀的父母”的标准就是可以为孩子“兜底”，所以孩子不怕成为普通人，因为他们的起点很高。但是我认识不少洋人以及华人父母，他们从来不打算为孩子“兜底”，他们从小就教导孩子要自食其力，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

我谈事情不喜欢“空对空”，愿意尽量举实例，就拿我在新西兰认识的两个家庭来说吧。两个家庭都是七十年代移居此地，林家在七十年代中到来，徐家到来的时候七十年代即将结束。两家都在经营这里很普遍的 Fish and Chips Shop。巧的是两家人都各有三个孩子。林家两男一女，徐家一男两女，机缘巧合地两家成了姻亲。多年来，此地华人经营的外卖快餐店大多是“年中无休”，而且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孩子们基本上交给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带。老人们确实能够陪伴孩子们，要说辅导他们的功课那是奢想。六个孩子基本上没请家教，周末还要到店里帮忙，但是一个不拉地都念完了大学。毕业后，三个当了医生，一个药剂师，一个律师，还有一个会计师。若说他们的父母能给他们“兜”的“底”，就是吃住不愁，将来读书不成的话，可以回店里帮忙，而不是“到城市里，和别人一起喝咖啡”。不过根据此地的国情，农夫和建筑工人都喝咖啡，并不需要“拼尽全力”。还有，这几个孩子进入社会后，都要各自偿还学生贷款。

还有一对知青夫妇，六十年代“上山下乡”，七十年代偷渡到香港，在香港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八十年代后期，有感于“九七回归”之后的不确定性，通过“劳工移民”的方式来到新西兰。主要申请人是那位男士，来到新西兰之后依约进入了一家工厂工作，女主人没有工作，在家里缝制一些简单、低价的衣服来卖，客户以玻利尼西亚族群为主。男主人的工作合约完成之后就被雇主解雇了，幸好经过一段时间就找到了一份装配工的工作，一直干到前两年退休。他们靠的就是一份装配工的固定收入和女主人不固定的收入养大了两个孩子，对孩子的教育经费说不上有多大的投入。两个孩子念的都是公立学校，也都念完了大学。女孩是老大，学的是商科，毕业之后先是在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当业务员，后来自己在商场里开了一个小摊卖衣服鞋袜等小商品，目标顾客是各地的游客。老二念的是工科，毕业后进了工厂。三十多年下来，小日子也过得平平稳稳。这对前知青夫妇常说，移民新西兰最大的收获就是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机会。他们家两个孩子的发展方向也印证了，大学不是职业养成所，而是一个获得知识，学习概括、总结的方法，掌握种种原则，并借助这些把我们所获得的东西进行分类，使之成形的处所。

其实不止是这三个华人家庭，不少洋人家长并不介意孩子是否能进大学，至于大学毕业之后是否能找到称心的工作，他们也听之任之。这里当然也有人热衷于把孩子塞进名校，即便资质欠佳，也要通过请家教或提供大笔捐款等方式，帮助他们的孩子完成学业。可惜对于那些“中人以下”的学生，资源投放再多也是徒然，只不过是白占了一个学额。这类父母不分华洋族裔，应该归类到同属一个思维维度的阶层。

我的看法，与其指责别人“站在高楼，傲慢地指着大山”，为什么不思考一下“贫穷的焦虑执念”是如何产生的，“不读大学工作都找不到”的现象又是由谁造成，再如何积重难返的？我们注意到香奈尔的售价，有多少人认真地去理解他们的首席鞋匠所说“一切手工技艺，皆由口传心授。”的工匠精神呢？

不要说我们无力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所以只能在泥潭里游泳。如果大家一直默认这种现象的合理性，那么这种现象就会一直存在，同时进一步影响你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