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第和出身，自古以來就有，否則怎麼會有“門當戶對”一說。可是就算是在封建社會，寒門子弟也是可以經過苦讀，考得功名，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攺變人生的情況。例如我們很熟悉的范仲淹，兩歲失怙，母親改嫁，生活拮据。為了學習，他寄居在寺廟中，晝夜苦讀，靠吃粥度日，最終高中進士，官至副宰相。歐陽修，四歲喪父，母親無奈帶他投奔叔叔，叔叔家生活條件也不好，母親便教他用秸稈在沙子上讀書寫字，最後經過苦學考中進士，官至參知政事。還有一個更勵志的，那就是汪激的書童汪淑，在待候主人讀書之時耳濡目染，勤學苦思，最終和主人一同考中進士。根據統計，宋代布衣入仕者占比 55.12%，其中官至一到三品者又占其中53.6%，到了北宋末年此比例達到 64.44%。可謂“取士不問世家”，“寒門出貴子”。

但是到了所謂的新社會，毎個讀書人（或者是其他所有的人）除了學歷和工作能力，還有一個重要的東西影響每個人的求學、就業、福利等各種權利，那就是他的家庭出身（或者稱階級成分）。為什麼家庭出身變得如此重要？這大概是基於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的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迄今為止所有社會的歷史都是一部階級鬥爭史。而馬克思所說的階級概念，是指每個人在社會中的經濟地位。階級鬥爭理論也是毛澤東的主要思想和理論，他把中國人劃分成人民與階級敵人兩大陣營。（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 年以來，共產黨一次又一次地搞政治運動，都是反覆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每一次運動，總要把百分之五的人（有時還要再多一些）劃為階級敵人、打倒對象，所以總是能夠以多勝少，取得每次政治運動的勝利。可是久而久之，受害人群不斷增加。開始是地、富、反、壞，後來又加上右（即右派分子），再後來又加上了知識分子（全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前面加上資產階級，便成了與無產階級相對抗的一個群體，其實1949年之後知識分子工資少得可憐），號稱知識越多越反動。這還不夠，終於又再加上走資本主義當權派。

1949年之後，全國人民都被劃定了階級成分，擁有了家庭出身，就象在每個人的身上打了一個烙印。毛澤東說；“在階級社會中，毎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實踐論》）。在這樣一種思想指導下，“階級成分”和“家庭出身” 為標誌的社會政治分層得以充分擴展，成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標籤。政治身份體系賦予人們不同的政治地位、政治參與權利、社會聲譽、以及不同的機遇。“階級成分”和“家庭出身” 具有的先賦性、代際繼承性的特點，從根基上決定了整個社會呈現出“身份體制”的面貌。我們不禁要問，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搞這樣的東西，究竟這是社會的進步還是倒退？

尤其是“家庭出身”，在改革開放前，家庭出身成為幾代人一出生就被打上的階級烙印，並深刻影響其一生的機會和命運。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無論是上大學、畢業分配、招工就業，還是入團、入黨、參軍、提乾等個人發展，都要對家庭出身進行政治審查，而且要查三代（祖、父、本人）。其中一個基本原則是，優先選拔出身工人、農民、革命幹部家庭的“根正苗紅”的子女，限制剝削階級子弟向上流動。這種氛圍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不斷積聚和加重，直到“文化大革命”時達到極限。

“政治審查”並不是中共政權的發明，而是作為共產主義世界中心的蘇聯，在 1920 年代提供給國際支部中共的一項政治武器，通過對個人出身和政治思想動向的調查，用來篩選出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同時清洗掉潛在的危險分子。從 1922 年中共二大時的入黨審查，到瑞金時代的蘇區，再到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這套制度已經相當完備。1949 年新政權成立後，這個方法便推廣到全國。儘管政審制度嚴密完備，但卻很少有人能將其表述無遺。個人填寫的履歷只是其中之一，同學（同事）和領導的看法意見，家人朋友的談話聊天，甚至個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可能被身邊的人記彔下來，上報有關部門，成為日後政治審查的依據。而審查表的最後一項“政審意見”將決定這個人的最終命運。作者高中畢業的時候，有一個同學已經收到北京大學的彔取通知書，正在他興高采烈地收拾行裝準備去報到的時候，突然又收到北大的通知，吿訴他“政審”沒有通過，改為不予彔取。他一下如同墜入深淵，在年少氣盛的情緒之下，寫了一封匿名信給他的班主任，發泄不滿。偏偏這個班主任是個極左分子，將此信交給公安機關。於是變成了一個政治案件。此案偵破之後，他被送去勞改。一個優秀學子的人生便被徹底地改變，這就是這種政治審查的可怕之處。

高等院校的招生中的政治審查也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在 1949 年 8 月頒給布的《關於整頓高等教育的決定》中，對大學生的選拔標準只有一句話：“具有高中畢業程度，經入學考試合格者”。1950 年 5 月 26 日，新成立的教育部頒布的招生規定中，也只加上了“凡志願為人民服務，身體健康”這樣寬泛的條件。到了 1952 年，隨着私立高校的公立化及“院系調整”的最終完成，新政權已經掌握了全部的高等教育資源，使得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得以實行。於是 1953 年高考政審制度正式出台。在這一年的招考規定中，工礦農場中工齡在三年以上的工人、本人是工農家庭出身或本人是工農成分且參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的幹部都可優先彔取。但對那些非工農家庭出身的幹部，優先彔取的條件則提高到“參加革命工作五年者”。在最初的審查標準中，只有四類人被排除在高考之外：“現被管制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現行破壞活動分子；確因反革命及品質極端惡劣而被國家企業、機關、部隊或高等學校清洗或開除的分子”以及“歷史上有重大政治嫌疑者”。此時，出身不好但自己沒有過失的考生尚可僥倖入學。但是 1955 年 7 月 14 日，高等教育部呈送的該年招生工作的簡報，卻指出讓這些考生通過政審，是嚴重的問題。於是，政審標準即刻加以修訂，在不宜彔取名單上，又加上了“直系親屬被我處死而本人堅持反動立場者”，家庭出身開始成為政審標準之一。到 1958 年，不予彔取的政審名單變得更長。直系親屬有“因政治問題判斷處徒刑、管制，或在資本主義國家、台灣、香港、澳門等地從事反革命活動”、“有反革命分子、或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等情形都不予錄取。除了直系親屬外，“親密社會關係”出現上述問題的考生，也不在彔取之列。除此之外，在政審標準里不予彔取的最後一項，加上了“地主、富農、和反動官吏等剝削家庭出身，沒有劃清思想界限，表現落後的”。也就是把一個人永遠無法擺脫的家庭出身，也包括在政審範圍之內。當時依照考生的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把考生分為四類：1. 可彔取機密專業；2. 可彔取一般專業；3. 降格彔取；4. 不宜彔取（有的地方用“不予彔取”）。當時，出身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的，家長被劃為右派的，有海外關係的或社會關係複雜的學生都是不宜彔取或者降格彔取者。據說，為了招生的學校篩選方便起見，在每個考生的檔案袋上面就蓋有上述內容的四個圖章之一。但是迄今為止，尚未有一名昔日的高考政審人員出來現身說法，詳細敘述這種政審的政策規定。1958 年開封市考生呂延梅就接到過這樣一封大學彔取通知書。這名成績一向優秀的考生報考了北京大學數學系，她的高考成績也讓北大發出了彔取通知書，但是當通知書送到她手裡時，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學四個字，被藍水鋼筆劃掉了，攺成了開封師範學院，但又被鋼筆劃掉，最終改定為開封師範專科學校。可以想見政審人員是如何殫精竭慮，而其中唯一的原因只是她的出身是富農。作者一個中學時同年級不同班的團支書，也曾向他的同學坦誠過當年在學校教學樓的一個房間裡，他參加過學生畢業前的政審工作，在同學們的檔案袋上蓋章的故事。前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復旦圖書館館長葛劍雄，在他還是一個學生幹部的時候（1968 年）便被挑選進了所在中學的“材料組”，參加學生畢業政審，長達十年。他說：“在這十年間，經我們之手產生的‘政審材料’，更多的是使一些學生在畢業之日起就戴上無形的枷鎖，受到種種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被打入另冊”。（葛劍雄：我經歷過的“學生政審。民間歷史，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辦）。

共產黨搞 “家庭出身”，“階級成分” 這個東西，實在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王力所寫的關於文革初期的一段文字，似乎可以說明問題。以下內容摘錄自王力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它的發動》：“...... 康生傳達後，政治局會上進行了討論。對文件沒有提出什麼修改意見，五月十六日上午就通過了，所以叫做五一六通知。會議的主要任務就完了。張春橋、陳伯達也介紹了情況，張春橋限於文化戰線的情況，陳伯達講的不多，他講彭真的錯誤不是偶然的，歷史上一貫錯誤，思想作風不好。常委都講了話，都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已認識不夠，還都說自已受了剝削階級影響。少奇同志首先講的，他說過去填表時自已的家庭成份一直填富農，後來到花明樓看看，應該是地主。總理也說自已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響，對階級鬥爭認識不夠，對北京的問題事先沒有覺察。鄧小平同志也作了檢查，說書記處發生這麼大的問題我都不知道。彭羅陸楊都是書記處書記。最神氣的是林彪，他不檢討，不過最後也講了幾句，說常委同志都檢討了，我沒有準備，我的家庭也是地主，問題也看得不那麼清楚。這是十七號下午的事”。想想看這是當時發生在中共的最髙層的情況，遇到出事了，每個人還都會把自已的家庭出身聯繫起來。這樣一種方法，上行下效，到了下層就變成一部分人壓迫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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