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是一所怎样的大学？记得我当年考进复旦大学时，一个邻居正好是解放前复旦毕业的，他笑着对我讲过，从前的复旦在上海滩不过是一所野鸡大学，也就是说，并非是一所名校，当时的复旦学生大多数都是去混文凭的。解放后，学习苏联，院系调整。浙大、交大、同济等高校都变成为工科为主的院校，聖约翰大学变成政法大学，沪江、大同被撤销。相应的文理科都搬到了复旦，於是复旦聚集了一批著名的教授，象数学系的苏步青、陈建功；物理系的王恒守、卢鹤绂、王福山、周同庆；生物系的谈家帧；化学系的顾冀东、严志弦；历史系的谭其骧等等。到了反右运动，复旦揪出不少著名右派，如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王恒守（鼓吹教授冶校），张孟闻等等。

和全国其他大学一样，反右运动以后，党的领导不断加强。留校任教的毕业生中，党员占了大多数，业务能力则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尤其是专门选拔了一批政治指导员，分派到各个小班（约30名学生为一班），名为作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实为对学生进行监督。当时还没有电子监控设备，但是靠他们深入到各个班级，加上积极分子的小报告等等，学生的一言一动，尽在他们掌握之中。举一个非常细小的例子，我妻子，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是复旦一名学生，有一次周末回家，与另一位女同学一起到五角场（离复旦学生宿舍的校门一站路）去买了几个高价免粮票的煎饼带回家。到下周回校，便有政治指导员找她谈话，要求她与党同心同德、艰苦朴素等等。而这些留下来的政治指导员或青年教师，大部分业务能力不强，但在各次政治运动中，整人斗人的能力则是一流。所以弄得整个学校里，矛盾重重，业务强一些的教师都小心翼翼，不敢得罪这类有红色标记的人士。复旦从此以后，在学术和教学上的质量每况愈下。

文革以后，复旦出了一些“名人”。

陈至立，复旦物理系 1964年毕业。因为邦助江泽民强硬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进入了江泽民的视野。六四鎮壓後，《導報》所有人員被遣散，陳至立還特別下了命令，不許導報的人再從事新聞工作，不能再去當記者。1991年4月15日，胡耀邦离世两年后的同一天，原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因癌症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陈至立在他临终时，到病房向他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可见其心狠手辣。1998年陈至立上升到国家教育部部长。她下令“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前者造成众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后者则导致教育界全面腐化堕落。所以陈至立对教育界的腐败和乱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她完完全全与当年梅贻琦所说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教育名言背道而驰，搞学校的兼併、扩建新的校园等等。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之后，由于学习苏联，院校调整，已经有过一次折腾，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到了陈至立，又经历了再一次折腾，她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危害。相信将来终会被人民批判和清算。

楊玉良，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就是他担任校长期间，他被<美国之音>列名为首位打假对象。其作假内容是冒充获得过德国1988年Leibniz奖。无论从作假案件的级别，作假收益的投入产出比，均创下现代科技历史中弄虚作假的最高记录。被杨玉良冒充的Leibniz奖，是德国的最高科学奖，在德国，再往上一级的荣誉就是诺贝尔奖了，而国际上至今尚未听说有冒充获得诺贝尔奖的，因此杨玉良冒充获得德国Leibniz奖应该说创下了学术作假级别的世界最高记录。被杨玉良冒充的Leibniz奖奖金为200万欧元，相当于280万美元，为诺贝尔奖的三倍多，这更是剽窃论文，抄袭著作所得的几千元人民幤所无法比拟，绝对地创下中外学术弄虚作假涉及金额的历史记录。从作假得手后盘点I/O(投入产出比)来看，其“投入”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我获得过1988年Leibniz奖”，甚至连出示（当然他也无法出示）奖状、奖章、或奖金的支票的辛劳都免了，而其“产出“则是晋升副教授、教授、上海科技精英、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教育部杰出贡献的博士称号、复旦大学校长的职位等纷至踏来，令人目不暇接。那些为剽窃一篇三流论文，拉下窗帘，在如豆的灯光下，剪刀加浆糊者，个个应当自叹不如，可谓”零本万利，日进斗金”，绝对是创下了世界记录。

我实在不想在本文再浪费笔墨，纪录更多的复旦奇葩，一流的大学尽出一流的奇葩。作为复旦人，我实在十分地汗颜。

最近复旦的一个大新闻，是一个数学系的老师把系党委书记给杀了。起因很简单，那个书记不让这个老师转正（进入终身教授的序列），把人家逼到絕路上了，才引起强烈的反应。在美国，这样的事情也偶有发生。也有研究生把导师等杀了的，而且还是个中国学生。我不想说什么大道理，总觉有对于当事双方，都要为对方着想。如果那个书记在不同意年轻教师转正之后，又积极地邦他联系好一个其他学校，使他有一个退路，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当然，读者会讲，哪有那么容易。我也不是讲必须这样，只是这是一种对人的态度和方式，尤其是作为一个领导。

最使我感到很奇怪的是，这明明是一件行政管理上的事情，怎么由党委书记来处理？或许我离开得太久，不明白现在大学里的管理模式。过去，好像党的干部是抓思想政治工作的，业务上的事由系主任那一条线来处理的。虽然系主任（行政管理人员）可能也是一个傀儡和摆设，党叫干啥就干啥，但总是一个缓冲。现在好了，这一层遮羞布也不要了。解放前，共产党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连篇累牍地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鼓吹政治协商、要与国民党、民主党派共同冶国。到解放初期，大权刚刚在握的时候，还能让某些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个别部级付职。直到现在，一切都由党说了算。在一个大学里，发展到系主任、学术委员会都不要了，由一个并不是这个专业的党委书记来直接管理。居然系里面没有一个老师说不！这样的氛围是不是正常？我想请各位在西方国家学校里和科研单位的华人学者说说看，你们愿意去这样的学校工作、生活吗？我想苏步青教授如果地下有知，也一定会爬起来，拉住正走在黄泉路上的那个书记，问他：你小子到我的数学系来搞了什么名堂？

复旦大学宣传部在关于遇害人的悼词中，提及“对犯罪嫌疑人如此人性泯灭表示极度愤慨，对在警方尚未公布调查结果之前就妄加猜测、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网络言论表示强烈谴责”。我们自然坚决抵制姜文华的这种极端行为，但如何把同情姜文华的这股力量消除掉，绝不是复旦大学简单的几句谴责就能够实现。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一个海归博士，会走上这条极端之路？

当然，我们并不是提倡暴力。作为当事人，我觉得随便什么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有过不去的坎。许多人在评论这次事件时提到留在美国的张益唐，就是一个例子。

今年年初时，作者与一位过去的同学与朋友在网上聊天，我们都很庆幸在文革结束以后，国门一开放的时候，便来到美国，随后，顺利地工作到现在退休。同时也很感叹，下一代的年轻人，由于没有我们过去的经历，他们对于去留的选择，便不会再有我们当时的那些体会和考虑。正是这次聊天，促使我后来写下<抉择>那篇长文（见我今年前些日子的博客），主要也是希望，给现在的年轻人在考虑去留时有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