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拿到聞名已久的余英時先生的回憶錄，當真如獲至寶，手不釋捲地讀完了，感慨萬千。

余先生的回憶錄，除了記錄他生活的歷史，其側重點似乎在於檢討其思想學術的發展歷程，有些部分論及具體學者的思想或許過於抽象，但是往往點到即止，不至於讓人感覺有閱讀瓶頸。總而言之，在這本二三百頁的《余英時回憶錄》中，生於1930年，歷經了中國抗戰、內戰、流亡到香港、求學任教於美國，最後以91歲高齡在美國逝世的余英時先生，簡明扼要地回顧了自己的成長、求學歷程，特別是思想的歷史發展之脈絡，從而為我們留下了這樣一位世界級自由主義知識人思想發展的寶貴記錄。

在大陸極權政治的高壓之下，余英時先生由於其反共與自由主義的立場，多年來被排斥在出版圈之外。當年在大陸的時候，根本就見不到余先生的書。據說在2004年大陸才出現了一些余先生的作品，然而近年又有傳言：中共當局已經下架了他的書籍。

余先生不是一個政治人物，似乎也沒有發表過什麼政治宣言。他畢生致力於學術研究與著述，他的自由主義立場與反對中共極權政府的立場是其個人人生經驗的結晶，並且二者之間有着內在的一貫的邏輯。讀《余英時回憶錄》，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自由主義與反抗（中共）暴政是如何在余先生的生命中逐漸形成、沉澱，以及如何從個人的經驗上升到理性的思辨，乃至成為自覺的堅持。

該書分成五章，余英時先生按照時間順序，從少年在安徽農村的生活開始，評述五四、抗戰、共產主義思潮的興起，青年時在大陸讀東北中正大學、燕京大學，之後赴港就讀新亞書院，最後赴美在哈佛大學讀博士，基本完成了思想的成長：成為一位反對中共極權政府、堅持自由、民主、科學、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自由主義知識人。

我最感興趣的是余先生與共產主義及中共的接觸，以及他如何形成自己對中共的基本判斷。

少年余英時在安徽潛山農村的許多年內，當地有一股土匪（抗戰期間成為中共“新四軍”的一個支隊）為害百姓。他不僅聽說了這伙土匪的一次大屠殺事件，還親眼見到一個族兄被土匪殺死之後的慘狀。

余英時第一次被灌輸共產主義，是由於他的一個共產黨員的表哥，並因此開始讀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及版本）。

後來在燕京大學讀書時，余先生接觸到更多的共產主義影響，甚至於申請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前身）。然而他被批准入團時人在香港。而之後人生的際遇，余先生再也沒有回到大陸（除了很多年之後的一次短暫訪問），他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或共產黨黨員的可能性永遠沒有實現。

余先生之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不僅僅是機會的問題，更是他自身理性的選擇。他的父親是早年的留學生並研究世界史，著有《西洋通史》。余先生耳濡目染了他父親的學問、為人與對歷史的興趣。而在接觸共產主義思想的同時，他也接觸到了胡適等五四一代自由主義學人的思想，對於“民主”、“科學”、“自由”等普世價值有了初步的認識。從父親那裡接受的潛移默化、自由主義學人的影響等， 為余先生成為自由主義者、樹立反共立場奠定了基礎。

青年余英時思想的發展，有賴於大學時候接受的多種價值觀的交戰。書中不少篇幅記述了他當年閱讀的政論性質的刊物，如儲安平的《觀察》，等等。在抗戰結束之後的短短幾年，各種政治觀點在中國得到自由表述，前輩學人對於中國的命運，對於共產主義與中共可以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與進行批判。那個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年代為青年余英時的獨立思考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在參照比較各種不同乃至相反的觀點中，余先生逐漸堅定其以“自由”、“人權”、“民主”、“科學”為核心的價值觀與政治立場，而這一立場的邏輯延伸就是在政治上的反對（國民黨或中共）一黨專政。

中共在對大陸民眾進行洗腦時一直說：解放前國民黨一黨專政如何如何黑暗。似乎以此來為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辯護。余先生一針見血的指出：解放前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人就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但是他們反對的不只是國民黨的統治，而是“一黨專政”的體制。他們沒有要用共產黨一黨專政代替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意思。像余先生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人反對的是任何黨的一黨專政，不論是國民黨的，還是共產黨的。

作為一個畢生精力放在學術研究的學者，余英時先生並未積極參與什麼政治運動。他的戰場在學術領域。然而，從對華人學人的觀察和了解中，他見微知著，看到了中共政權對學術自由的戕害。比如，上個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在1949年前後其學術上的造詣簡直是天壤之別。中共一黨專政與大陸缺乏學術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現狀是費老先生學術死亡最重要的社會背景。這樣的例子在書中還有很多。

余英時先生的反共，也是他作為知識人、作為學者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必然有的傾向。因為自由對於學術研究，就像空氣對於人一樣，是不可或缺的。而大陸的一黨專政導致的意識形態僵化，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神化成唯一真理，從而在學術領域造成了全面的僵化與停滯。這一點在余先生熟悉的歷史學領域尤其顯著。

余先生指出，所謂“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根本就是把馬克思對歐洲歷史的看法移植到中國歷史上，故意無視馬克思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而斯大林的所謂五個社會形態論（即原始、奴隸、封建、資本、社會/共產）根本就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大陸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不尊重馬克思的思想的基礎上，用教條主義的做法，硬要把斯大林的教條套在中國歷史的頭上而搞出一套“理論”。這樣搞學術，能夠產生什麼樣的學術？難怪大陸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大多沒有什麼像樣的學術成果。

作為一名中國歷史的業餘讀者，我在大陸成長的過程中就被不斷地灌輸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我讀到的大陸歷史教科書實在是可憐可恨：歷史事實簡單化或粗線條化，歷史觀念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中華民族的三千年歷史被閹割改寫以適應中共“大內宣”或為民眾洗腦的需要。課外又沒有好的歷史書可讀，甚至一些入門性質的書，如錢穆的《國史大綱》，呂思勉的《中國通史》等那時候聽都沒聽說過。當年除了死記硬背以應付考試，對歷史實在提不起興趣。

現在回顧，中共的歷史教育似乎有兩個意圖：其一自然是洗腦與宣傳，通過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來為中共一黨專政提供合法性的證明。其二是趕走好奇者、或者誅殺好奇心。青少年學生好奇心重，如果對歷史好奇了，就會想讀這方面的書，雖然大陸已經把舊書封的封、禁的禁，但是總會有漏網之魚，一旦有少數人對歷史好奇且獲得相關知識，中共的那一套建立在歷史虛無主義基礎上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就會土崩瓦解。這是極權主義政府無法容忍的。

對歷史毫無興趣而對現實不滿的年輕人容易就被烏托邦式理想誘惑成共產主義者。我曾經就是其中的一人。缺乏對中國歷史的充分認識，有的只是從教科書中被灌輸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加上對中國大陸的現狀感到不滿，這時候，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理想聽上去就十分美好。少不更事的青少年不免趨之若鶩。現在我們知道：在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末出現所謂的全球學生運動，大陸的紅衛兵與“文化大革命”不必說，歐美的“五月風暴”等學生運動，背後都有共產主義特別是毛主義的陰影。

反過來看，青年余英時除了其成長在1949年中共在大陸建政之前的相對自由的言論、思想、學術環境裡，從而免去被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全面洗腦的不良影響之外，他對於中國歷史、世界歷史的興趣本身也是幫助他形成政治上的反共、自由主義傾向的一個重要因素。

離開大陸之後，我得以接觸到許多關於中國歷史的書籍，比如，唐德剛先生的近代史系列書籍，史景遷的中國歷史作品（特別是《追尋現代中國》），劍橋中國史，哈佛中華帝國史，等等；以及前輩歷史學家的部分書籍，如錢穆、呂思勉先生的書。這一系列閱讀，終於讓我在思想上清理了大陸學校教育的馬克思主義遺毒，對於中國的歷史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對於被大陸學校教育歪曲的歷史事實和歷史觀念有了反思和再認識。

舉個簡單的例子，中共在大陸的教育中鼓吹一種觀點：是中共領導抗戰取得勝利的。這是一個彌天大謊。事實呢？共軍抗戰能夠說的出口只有“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於是他們在歷史教材中對此大書特書，而完全無視國民黨軍隊正面抗戰的作用與意義。學生時讀到也就信了。然而，後來在讀大陸之外學者書寫的抗戰歷史時，就開始了懷疑。余先生在回憶錄中引用大陸學者的研究指出：平型關大捷實在說不上“大”，是四千名中共軍隊對七百名日本輜重和補給隊伍（其中有戰鬥力的僅一百多人）的伏擊，共軍以四百人傷亡的代價才全殲了這支日軍。他更指出：該“大捷”對於抗戰整體而言，“很難說有多大意義”。

這樣的歪曲歷史事實，灌輸對中共統治有利的歷史觀念的做法，在大陸的歷史教材中比比皆是。中共最近在提倡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而中共對中國歷史的篡改和歪曲難道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行徑？大搞歷史虛無主義的政黨卻公開反對歷史虛無主義，這是怎樣的一種反諷呢？

自由、民主、科學、人權等等普世價值，經過五四一代知識人的廣泛提倡，在1949年以前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潮。然而中共1949年對大陸的軍事占領，硬生生切斷了這一思想脈絡。之後七十年來一黨專政的共產極權政治對大陸民眾更是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傷害。

余英時先生有幸，作為個人，能夠對共產主義與中共政權進行獨立的、自由的判斷，並且最終發展出成熟的反對共產極權、堅持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作為學者，珍視學術自由的余先生確立了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而自由主義與反對極權政治是一致的。爭取自由，就必然要反對極權。

今天在海外生活的中國人也是有幸的，可以跳出大陸一黨專政的社會環境遠觀其變，並且有機會對中共政權進行獨立、自由的判斷。不僅如此，入籍的華人還可以擁有真正的普選權，對政府的政策表達自由的意見。這些，都是大陸民眾被剝奪了的自由權利。

《余英時回憶錄》對於全球華人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從上個世紀初，特別五四以來，包括余英時先生在內的中國自由主義者爭取自由民主、反對專政壓迫的努力已經延續了一百多年，但是自由民主革命在中國大陸依然尚未成功。孫文先生說的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