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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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候，在我们农场一级的行政区域，都有一个礼堂．

礼堂规模视各地情况而定，一般都能容纳上千人．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公映电影，召开批斗大会等，则礼堂的容纳能力，就可以达到三千人左右，其中还不包括抱着的和骑在肩上的小孩．

最初的礼堂是不设座位的，甚至有的礼堂连水泥地都没有．其中唯一引人注目的，便是主席台．主席台就像如今的电视屏幕一样，只不过是以夸张的方式设在那里．那四方而凹进去的正方位，是权力的象征．同时它也象征着荣耀．

兴建礼堂的热潮，可能始于文革初期．在有一段日子，礼堂把一个农场或公社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在社员们看来，那里是思想的策源地，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我的短暂的童年，是在一个叫西寨的农场度过的．说它短暂，可能是因为记忆的缘故．在五岁之前，我几乎还没有形成记忆．而在这之后五年间，我所有的记忆又都是断断续续的．那时我对时间观念异常模糊，月份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年的概念是随着压岁钱形成的．跟很多人相比，我的早年似乎是稀里糊涂地过来的．所以我的记忆便不可能以时间为线索，而只能借助于空间来表现．这也许是时间对我的嘲弄．在叙述往事时，我不太喜欢用＂回忆＂这词，因为它让人觉得有跳出往昔的感觉，又有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势．＂记忆＂这词就不一样，它一点也不造作，它让你觉得曾经的过去是永远流荡在你的血管里的某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众所周知，珍宝岛事件后，林副统帅发布了＂一号＂命令，我们家除了我父亲还在城里上窜下跳外，我母亲带着一家人到了西寨农场．这一住就是五年．我的童年，就这样融入了这片云山起伏，黛海苍茫的山区．西寨农场场地位于一个丘陵的半坡上，远远望去，就像一座大户人家的祖坟．农场的右边是一所小学，左边则是一座礼堂．这种布局，使农场的地位，显得特别的突出．

礼堂是在文革的高潮时期盖的．当时盖这么一幢建筑是个庞大的工程．但是困难吓不倒革命的热情．人力与物力都是现成的．有个下放的工程师主动提出为礼堂设计图样．至于钢筋水泥，则由革委会主任上县里软磨硬泡了几次，感动了县领导．就这样，不花一分钱，一座象模象样的礼堂居然封顶了．礼堂落成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庆典，便是一场忆苦思甜大会．会后在礼堂里分发了由谷糠烹制而成的烙饼．据一位从旧社会熬过来的上了年纪的贫下中农说，他这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难咽的食物．

那天傍晚下了一场大雨，雨水冲涮了山上的红土，泥流像血浆一样漫进礼堂，这样原定于晚上放映的一部样板戏就被迫取消了．后来农场领导发动大家在礼堂后面挖了一条防护沟，此后才阻止了泥浆的再次侵入．

2


在西寨农场，原有好几位受管制的右派分子．这些右派是在57年后由省里县里打发下来的．在我到西寨那年，有个姓胡的右派自杀了，他不知从哪儿收集了上百粒的安眠药．后来在农场卫生院管教的另一右派分子，因此受到了严格的审查．那自杀的右派就住在我们楼下．我对他的印象不深，只记得他有一个硕大的脑袋以及一张布满牙齿的笑脸，大家都叫他老胡．每次我们用餐的时候，老胡都笑眯眯地袖手站在一边，不停地鼓励我们说：

＂快点吃肉，不吃就烂了．＂

实际上他本人就是个好吃的人．一次农场做包子，两个伙夫故意捏了一个大包子，里面塞满了姜末，辣椒，大蒜．老胡收工后回来，借洗手的机会，暗暗留心了包子的规模与布局．包子快蒸好的时候，老胡便不停地在食堂外面走来走去，不时地往蒸笼溜上一眼．那时单身汉的伙食差不多都在食堂里，像我们这样有家口的都是另起炉灶．包子蒸熟的时候．老胡第一个扑向蒸笼，一把攫起那大包子，连嚼带咽．但片刻间他的脸部肌肉便凝固了．据说后来他并没有把食物吐出，而是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没想到这样一位酷爱食物的人，却吞服了安眠药．那天早上当他的尸体从房中抬出时，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看到死亡从我面前经过．

不过，对一个三岁的人来说，死亡并不具备威胁．一般人是在七岁后才开始体验到死亡的恐怖，然后在这以后一段日子，做为死亡化身的＂鬼＂的祟影，便在童年的记忆中，魂梦萦绕．直到青春期来临，恐惧被灼热的性欲所代替．好多年后，我在一次乘巴士的旅途中，突然看到邻座一位稚童指着窗外田野里的一头水牛对他母亲说道：

＂看，牛死了!＂

牛其实正在吃草．小孩只是发现了牛的存在而已．小孩的发现让我微微而笑．以此看来，思想才是死亡的真正载体．这使人生的前景，让人无限失望．因为成熟与死亡变成了孪生兄弟．

我对礼堂的第一次印象，是在一次批斗大会上．批斗会起因于两个在西寨受管教的右派分子．因回城里探亲时，他们居然结伴到水边垂钓．这倒罢了，可他俩的垂钓技艺实在高超，一个晚上下来就钓了20多斤鱼．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第二天把吃不了的鱼卖掉．次日雾气蒙蒙的时候，俩人缩在街角，一边吸着劣质的纸烟，一边瑟瑟发抖．他们身体的颤动可能主要源于恐惧感．后来西寨农场的一位通讯员刚好路过这里，看到了俩位业余渔翁．

第二天，俩人便毫不含糊地被扭送回西寨．

两个右派，一位姓鄢，一位姓陈，都是靠40多的年纪．鄢氏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学的是俄语．陈氏是厦门鼓浪屿人，毕业于厦大．那次批斗会让我最难忘的，是它滑稽的开局．两个右派胸前各挂了一面牌子，上面写着＂我反动，我该死＂的字样．那几个字据解说人士介绍，是由两人自己书写的．鄢的字散漫无体，有点象王羲之的＜＜快雪时晴表 ＞＞．而陈的字则颇有筋骨． -这些字体是在多年后他俩同时 成了我的中学老师后形成的记忆．

在俩人上场前，礼堂里已经人山人海了．礼堂里欢乐的气氛随处可见．待农场方面 有关领导在主席台上就坐之后，喧嚣声立时平息下来．这时鄢陈两人抬着一张巨大的渔网上场了，渔网里装满了石头．我记得他俩乍一上场时，整个礼堂便哄堂大笑了．这个滑稽的场面一下子调动了群众的兴趣．

批斗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记忆中好象他俩后来都跪了下来．与其说他们是屈从于权威，毋宁说是迫于肩上的重负．我想没有人能承受得起那些石头的重量的．

若干年后，在我上学的中学，鄢与陈分别成了我的英文老师和历史老师．鄢老师在上课时，总是烟不离手．他的英语的发音，带着浓重的俄语的味道．他老是要我们背书．有一次，他用书本重重地敲击我的脑门说：

＂念，念，你要死命的念，不然什么出息也没有 ． ＂

这之后不久，他似乎离不开酒了．他开始醉醺醺地给我们上课．一年之后，他便走上了不归之路．

陈老师在他年届50的时候，还是个非常精神的美男子．他的太太承包了一个校办玻璃工厂，因为工厂设在校门口，她还帮忙收发些信件什么的，见人就笑．虽然也快50的人了，笑起来还真像30出头的人．

两年后他们举家回了厦门，自此音讯全无．

陈老师上历史课从来不看讲义．他的课是我们公认的能够聚精会神听下去的唯一科 目．他讲授的内容很多都在书本之外，只是在临下课时才给我们布置几道思考题．而且他在下一节课时，又从来不提问，这样我们在上他的课时，心境便极为活跃．比如他在给我们讲解近代史时．先在黑板上画了一张中国全图，然后在外蒙与现今我们通用的版图中，划了一道线，大声说道：

＂我从来就不承认这道线是合理的．57年我说过这话，现在我还是要把这话告诉你 们．我希望在你们中间，有人在将来能把这道线抹去！＂

如今看来，这些话已经不纯粹是记忆了．

我以为，每一位真正的老师，其实都应该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