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的北京已死

顧曉陽

1.

從1987年到1997年，我十年沒回北京。回來一看，完全變了。從小自認是個無所不曉的北京胡同串子，現在成了陌生人，什麼都不明白，哪兒哪兒都不認識。

首先連家都找不着了。我家那條胡同原來是寬敞的、筆直的，現在變成曲里拐彎、破破爛爛，我在街門前逡巡彷徨，覺得應該是這兒，可愣認不出來。一個六七歲的男孩跑過來，用河南話問我：“恁找誰呀？”我苦笑一下，沒搭理他。真是“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呀。經人一指點，咳！這不就是我家嘛！怎麼成這樣兒了？

其次是整體風貌面目全非，城市的肌理也被破壞掉了。高強接機送我回家，又拉我到奧體中心的一家餐館吃飯，一路從機場到建國門、再到亞運村，幾乎沒有一條路一個建築是我熟悉的。終於看見了體育場，我驚喜地大喊：“這兒我認識！工體！”車上的人都笑了，說那不是工體，是奧體。

再次是人與人的交往方式變了。我在北京那會兒，朋友聚會大多是在家裡，主人家做上一桌菜，或者是每人各帶一兩個菜，小桌一圍，吃喝聊天，隨隨便便，給人溫馨的感覺，像一家人。也可以打架，酒喝高了，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打完酒醒，還是朋友。現在很少有人往家裡招人了，儘管很多人都住上了比原來大得多的房子。一約，必是餐館，呼朋喚友，一大群人，多數不認識。吃完了再去酒吧喝酒，喝完還得轉到夜總會唱歌兒，唱完又去泡澡。泡舒服了又餓啦，在凌晨三四點時，再擁去東直門鬼街吃宵夜„„這漫漫長夜啊，你很難逮空跟其中多年不見的老友好好聊幾句。

我在北京待了四個月，只有老鄰居老王喊我去他家吃過一次餃子。馮小剛讓我去他家，也是吃餃子，大伙兒一塊包，有那麼點當年的氣氛。姜文約我去過他父母家，還是捏餃子„„餃子啊餃子！自從李自成在北京當了幾十天皇上，你就成了北京人的最愛。

在姜文父母家那天，電視里正在放新聞聯播。我十年沒看過中國電視節目了，抬頭看了一眼，不禁驚叫：“哎喲！這不是羅京嗎？怎麼頭髮都沒了！”把姜文逗得直笑。我出國前，羅京還是個俊小伙，如今前額已禿了。十年，真是不短的時間啊！

一天晚上，老同學宋毅說來我家。當年在人大游泳隊，我是個瘦猴兒，他比我還瘦。可那天門一開，進來了個胖子，要是在街上碰見，我肯定認不出來他。正好蔣雯麗與老呂常繼紅兩口子等四五個人臨時起意也來了。“臨時起意”這種事，本就是昔日的遺風，妙不可言。我說咱們不出去了，門口有餐館，可以送餐，就在家裡吃好不好？大家說好。結果那頓飯吃得很開心，準確地說，是聊得很開心。聚餐的本意，不就是聊嘛！

2.

我回北京之前，小淀把我的小說《洛杉磯蜂鳥》拿給馮小剛看，小剛非常喜歡。當時小說還沒出版。我回來不久，《甲方乙方》開拍了。開機的第一天是在和平里的一個幼兒園裡，小淀帶我去了現場。這是我第一次和馮小剛見面。

老朋友范捷濱是攝影助理，見了面十分高興。據說他的絕活兒是“跟焦點”，拍《陽光燦爛的日子》時給顧長衛當助理，很多大腕攝影師都認可他。他本來唱流行歌曲，出過暢銷盒帶，我媽媽和姐姐在美國時，經常放着小范的帶子，隨着音樂放聲高歌。我也一直保存着他的帶子。後來忽然不唱了，傳說在香山搞了個中外合資的奶牛場，生產黃油。我以為他成了資本家。多年後北島聲稱：在他不在北京期間，未經授權，小淀帶着一幫人在他團結湖的空房子裡熬牛油，把廚房搞得污垢不堪，怎麼擦都擦不出來了。敢情是這麼回事啊！這種連小作坊都算不上的作業方式，距資本家還有點遠。怪不得小范又成了攝影助理呢。反正人聰明，幹什麼都成。但小淀否認了北島的指控。兩造相駁，歷史的真相在牛油蒸汽中若隱若現。

《甲方乙方》的拍攝大概花了一個月時間，很快。期間小剛經常招呼我一起吃飯，那時候我敢喝能喝，一喝就酩酊大醉。小陸開車送我回家，到家門口一下車，立刻狂吐。吐是好事，第二天能恢復，若干年後，不管喝多少也吐不出來了，難受得要命。

有一天在三里屯南街的一個酒吧喝酒，小淀、張豐毅和另一個人同年同月同日生，算是給他們仨過生日，有小剛、徐帆、王朔、徐靜蕾、俞飛鴻等，還有個外國人。我們在院子裡坐，院子裡有一棵樹，酒吧就叫“隱蔽的樹”。喝得挺高興，忽見坐我旁邊的“禿子”抄起酒杯，斜刺里朝外國人丟過去，接着二人都站起來，准備互毆。我趕忙上前拉架，其實我是第一次見禿子，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後來有人把二位拉了出去。大家照喝自己的酒，都很鎮靜。我直問：“他們怎麼樣了？”人說：“沒事兒！你喝吧，別管了。”我不放心，走出去看看，一看，二位並肩坐在門檻上，一人一瓶啤酒，像哥們兒一樣聊上了。後來我才知道，二人背後有故事，大家都了解，所以心裡有底。從這件事，我得到一個教訓：作為局外人，遇事不要急着反應，看看再說，有很多信息是我不掌握的。所謂“水深”，其實也沒有多深，只是我們光盯着表面看而已。

還有一次，一個美國劇組在北京舉辦開機酒會，製片人和導演讓我去。是在亮馬大廈的滾石餐廳，跟在美國一樣，就是喝酒，還有一些小點心。結束後，導演叫上一些人再轉去三里屯酒吧。我坐上一位美國中年男子的車，路上聊天，他說他在福特基金會工作，已經在北京生活了6年。我問：“你對北京什麼印象？”他說：“破！北京就是一個破香港。”“那你為什麼還在北京這麼多年？”他興奮地說：“太有意思了！北京啊，我離不開呀！”後來，我又遇到好多對北京和中國上了癮的外國人。

去的還是“隱蔽的樹”，可見這家酒吧當年有多火。但外國人喝多了以後就全說英文了，而且跳起舞來，我感到無聊，11點多時悄悄往外溜，想回家。走到最外一間，忽然在攢動的人頭中看到了陳丹青。他也多年不回國，對一切都很生。我們倆相見很意外，非常高興，相攜出了“隱蔽的樹”，找到一家安靜的酒吧，一直聊到凌晨3點多。此後他經常回國，並且開始爆紅。

3.

因為對什麼都感到好奇，我去新建的光華長安大廈看了一場電影，是部國產片，實在太差。在懷舊的東單大華電影院看了一部好萊塢電影，也很一般。美國佬老康約我去人藝小劇場看了一出話劇，舞台美術挺漂亮，但內容空洞，就是玩兒個花架子而已。

我每天都買各種報紙雜志瀏覽，發現外國藝術團體的演出比十年前多得多了。我去聽了一場聖彼得堡交響樂團的音樂會，票價260元。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費加羅的婚禮》，是在世紀劇院演出，我買了較貴的580元的票，因為莫扎特是我的最愛。剛散場，朋友打來電話，問我在哪兒呢？又問我是和誰一塊兒看的？我說和李鵬啊。朋友大笑，說你丫別吹牛逼了！我說反正我在樓上往下看，看見他也來了，可不就是一塊兒看的嗎？朋友又問誰給我的票？我說自己買的。朋友說你傻逼呀？這麼貴的票自己買！我說不買怎麼辦？搶去？我也沒那本事啊！朋友說：找人送啊！哦，我一下想起來了，國內是有人情贈送的傳統的。在美國幹什麼都是自己掏錢，習慣了，忘了這碼事。不過現在中國也都商業化了，我以為沒這種事了，其實大謬不然。傳統強大得很，在畸形的商業大潮中不僅沒消失，反而變本加厲，贈送各類演出票，只能算是最不起眼的一種人情往來。

所以，後來我也雞賊了，給朋友們打了招呼，說我喜歡聽交響樂。於是，贈票紛紛而來，票源主要來自在各部委工作的朋友，他們手裡的贈票最多。是什麼人贈他們的呢？我怎麼會傻到打聽這個！反正，後來，祖賓•梅塔指揮、張藝謀導演的太廟版《圖蘭朵》、紫禁城“三大男高音”„„都是朋友給的票。在紫禁城，我的座位離搭在午門前的舞台已經很遠很遠了，三大男高音只能看見三個小黑點兒。我聽身旁的一個觀眾抱怨：“6千塊錢一張票，什麼都看不見哪！這也太坑人了„„”我的天！6千，如果自己掏，我怎麼掏得起？

4.

那一年，我在北京最深切的感受，是社會充滿了活力，為我從所未見。與十年前相比，最具實質性的改變是人獲得了解放。十年前，雖然有了下海的、有了人力的流動，但城市居民絕大部分還是生活在“單位”里，外地的流動人員要想在北京居住，手續繁難，很不容易。現在則完全不一樣了。我和多多聊天時，把當時的情況叫做“有自由，沒民主”。我覺得這是巨大的進步，贊不絕口。我開玩笑地跟多多說：“告訴你吧毛頭兒，人民不需要民主！”„„儘管這些話現在想起來臉紅，確是我當時的感受，應該記錄下來。

相反，當時在體制內的各類人員的生活境況，降入低谷。國營企業倒閉或裁員，出現了很多下崗工人。我的一個老鄰居告訴我，他下崗後每月工資200元，當時才40多歲。有一次跟芒克吃飯，他的一個朋友說：最高法院一位原副院長有六個子女，生活都比較緊，其中一個兒子是機關幹部，他的孩子沒錢上幼兒園，副院長本人也無力資助，因此給中央寫信申請困難補助。“補助”當然是不會給的，寫信的目的主要是發泄不滿。我聽了感到驚訝，所以印象特深。最高法的副院長地位很高，早年的副院長們的行政級別，從五級到七級的都有。這位副院長資歷較淺，我估計是九級上下，也屬“高薪階層”。連他都成了困難戶，可見當時幹部的收入，在物價節節攀升的年代裡，變得多麼微薄。

我接觸周圍的同學朋友，有一個直觀的印象，即凡在體制內的，過得都一般般；凡是脫離了體制的，都挺滋潤的„„我以為照這樣下去，體制會越來越弱，民間會越來越強，舊的一套失靈，不變也得變。人才流動是趨利避害，民間經濟這麼活躍，鐵飯碗這麼不值錢，那麼精英肯定會被大量吸引過去，假以時日，將會脫胎換骨。

如今又過去了20多年，社會再次大變，與那時相比又翻了個個兒。我的幼稚的推測完全錯了。

5.

《甲方乙方》關機後，馮小剛找到我，要我給他寫一個劇本。我們住進了亞運村的猴王酒店，他一邊做着《甲》片的後期，一邊和我把新劇本的大綱拉了出來。後來又搬到雅城賓館，開始寫劇本„„以後許多年，他都是以這樣的速度進行着工作，馬不停蹄，部部作品票房爆棚，實在讓人嘆服。

劇本剛寫完初稿，驚聞我洛杉磯的緊鄰阿城家被盜，我感到危機在即，自己家也將不保。12月，匆匆離開了北京。

北京是我的戀人，我對北京感情深厚，從小就愛瀏覽有關北京城歷史和民俗的書籍，對大街小巷、一瓦一石都深深着迷。拿起筆寫文字時，最大的沖動就是要寫北京這個大主角。或者說，是因為生長在北京，我才有了寫作的動機。

可是，1997年在北京這四個月住下來，我完全失去了這樣的感情和興趣。感覺就像談了一場熱烈和漫長的戀愛，忽然有一天，我對這個戀人什麼感覺都沒有了。像做了一場夢，醒來一看，身邊相伴的竟是一位陌生人，離我如此之近，又如此之遠。摸摸胸口，心如止水；拍拍腦袋，麻木不仁。唯一剩下的，是對過去的無限懷戀。

這里根本就不是北京了！只是一塊相同的地理位置而已。我的北京已死，永無法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