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

德国之声：最近这段时间，因为严格的防疫政策，可以看到一些小规模的抗议，游行的行为，在网络上也开始听到一些反对的声音，您认为人民群众的意见表达对习近平的统治会有影响吗？ 

吴国光：习近平在最近几年里面很明显地激起了中国民众的不满。民众也借助一些方式，包括社交媒体，小规模的实际的行动表达他们的不满。非民主体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在乎民意。民意不能通过现有的政治制度来影响政策，来影响谁是领导人。所以呢，我们虽然看到在中国，特别是最近一年出现了大面积的高度的民意的不满，但我们将要看到的领导层的重组，很可能不会受到影响。”清零政策”延续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放松。接下来可能有放松，但也不是因为民意的不满，而是习近平已经通过过去几年的防疫清零政策达到了他一些没有明讲的政治目的。 

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迷。在一般的社会中，如果你有不满，你就不仅会有表达，还会有行动。在防疫的过程中，你看到三个月的孩子被从妈妈身边夺走，把他们隔开来，你看到重病的老人要去医院看病也不可以去，最后甚至因此生命受到威胁。我想，一般来讲可能会激起民众的反抗。自从1989年以来，中国当局最害怕的是几百个，几千个老百姓集合到一起。一旦他们集合到一起，中共当局就非常紧张，怕他们会不会闹事。现在，做核酸的时候，几百个，几千个人聚集到一起，大家排队等着做核酸的人，很多人可能高度不满，当然也有可能很多人很满意。但至少从社交媒体上来看，从海外的舆论报道来看，民众对这个的不满程度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里做核酸的时候，人人都不满，你不满，我不满，但为什么没有反抗呢？你知道，如果你要反抗的话，在场的人可能都会反抗。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一个普遍的反抗现象呢？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如果全民对于核酸政策有一个反抗，那么这个政策很可能有调整。如果中共觉得老百姓已经被我收拾服帖了，把他们聚集到一起，我也不怕他们反抗，那么人民可能就要继续受这个罪。 

我并没有谴责这些不行动的民众，我只是不理解这样一种现实。当然，信息的控制等等，使得民众很难像我们假设的这样，去思维，去行动。这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现行的体制对民众的控制非常全面。而且我个人猜测，防疫的很多措施是在背后建立了一个控制体系。比如说绿码这个东西，表面上是看阳性和阴性，很可能背后对你的日常活动建立了一个密切控制的系统。政府有了这个控制体系，今后维稳可能就更便利了。中共在这套体系非常完备后，可能会尝试放开了。表面上是放开了，实际上呢，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控制了起来。 

西方有一句谚语的意思是当一个东西强大到谁也没有办法毁掉他的时候，他会毁掉他自己的。这个意思就是当你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一定会做很多蠢事，因为没有制约、平衡、反馈、矫正，就会做很多愚蠢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原理一定是有效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如此强大，如此残暴，如此全面控制的的暴君和体制都没有延续下来。秦始皇非常残暴，但是他王朝延续的时间很短，只有十几年。一个人，只要你还能保留自己基本的判断，这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如果有人把你的孩子拿走，如果有人让你有病不能治，有人让你需要饿三天，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一定是不好的。只要你有这个判断，那么我想，这个社会就还有希望。 

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

其实现代中国人不反抗很简单，就是吃得太饱了，有一点小钱，坛坛罐罐不愿意放弃。上海人有钱，哪怕饿肚子，房子还是几百万的，他们认为不值得。深圳人很多是穷人打工的，他没房子，身无分文，你让他没工作，他跟你拼命。

很多年轻人也都听过长辈教导吧，不要跟政府过不去，为了你的前途——说到点子上，什么叫前途啊？ 就是你未来可能过得比今天好。这样你那条命有价值，被政府惩罚不值得。 但是如果告诉你，明天就上山下乡，一辈子不许出来，你没前途了，你在乎吗？

共产党说得没错，小资产阶级有软弱性。这些年中国人吃得比较饱，都成了小资产阶级。

中国人大多没信仰，认为只要能吃得饱便可以，非常容易满足。

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1892－1984）是一位德国著名神学家，信义宗牧师。他曾在一战时参军，是德意志帝国海军潜舰军官，1916年二月，因为轰炸联军二艘军舰和一艘英国军舰成功，1917年至1918年间，又成功袭击许多英国、法国船舰，和封锁法国马赛港，后来晋升指挥官，并获铁十字勋章。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前他曾是希特勒的支持者，纳粹媒体也曾报导过他的功绩。但他反对纳粹对德国新教教会的影响，1933年他组织牧师紧急同盟保护信义宗的牧师免受警察影响。1934年他参与组织巴门会议。

1933年到1937年期间，在上层人士的保护下，他多次发表言论，希望教会与政治脱钩，并反对宣扬德国人美德的所谓的“积极的基督教”。1937年他被捕入狱，曾流转于萨克森豪森和达豪集中营，在战争结束前差点被处死。

战后他致力于推动和平发展和对话沟通。1952年访问莫斯科，1967年访问北越。他于1966年获得了列宁和平奖。他也是斯图加特悔罪书的起草人之一，1961年，他当选为世界基督教协会的六名主席之一。1984年3月6日他在西德的威斯巴登去世，享年92岁。

马丁·尼莫拉于二战后1946年以德文写成的一篇忏悔诗，叙述德国的知识分子与牧师如何屈服于纳粹党势力，沉默地坐视纳粹肃清一群又一群的无辜者。该诗意旨在阐明无视与自己无关的团体受迫害所造成的结果，且后来常被引用，作为对不关心政治的人之呼吁。这首诗被镌刻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新英格兰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石碑上。

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1892－1984）的忏悔文：

Als die Nazis die Kommunist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Kommunist.

Als sie die Sozialdemokraten einsperr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Sozialdemokrat.

Als sie die Gewerkschafter holten,

habe ich nicht protestiert;

ich war ja kein Gewerkschafter.

Als sie die Jud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Jude.

Als sie mich holten,

gab es keinen mehr, der protestieren konnte.

起初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

我不说话

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最后他们要追杀我

但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