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

梦里梦见了姥姥，她没说话，只是慈祥地看着我。

人家说梦里梦见了过世的亲人是吉兆，我不知是否准确？

姥姥去世已经好几年了。那是在我离开中国的第三个春节过后的一个清晨， 急着要去上班的二舅妈敲开了母亲家的门，她说正住在她家的姥姥生了急病，要母亲过去照顾一下。母亲已经退了休，听罢之后，马上披衣出门，直奔二舅舅家。见到姥姥时，她以经吐了好几次，精神也不太好。母亲想是因为吃坏了，喂了她点汤水。过了些时候，姥姥不见好转，气息反而粗重起来。母亲打电话给大舅舅和二舅舅商量，舅舅们请来了一个中医，给姥姥搭了脉，扎了针灸。姥姥的呼吸并没有顺畅，却更加困难了，本来她还能和母亲说上几句，后来索性不再讲话。等到大家叫来救护车，将姥姥送医急诊时，她已经不行了。姥姥去世的那年是八十四岁。

当接到母亲的来信后，我的心里除了悲伤外还有许多的悔意。真是后悔学医的我当时若在北京，大概不会让大家拖得太久，也许会早些让姥姥得到正确的治疗，或许她不会那么快地离开我们。

姥姥的最后几年，我知道她过得并不快活。她被迫离开了她几乎生活了大半生的四合院，离开了她的根，离开了她所熟悉的环境：一出门就见得到的阳光，新鲜的空气，老街坊邻居……因为老城区的拆迁，那一片四合院已经不复存在了，居民们被指定迁去远郊区新建的楼房。由于离子女家过远，大家商量了一下，不同意姥姥一人搬去独住，于是她开始了在几个子女家轮住的最后几年。

姥姥缠过足，行动起来不太方便，让她上下楼梯是很困难的事。她曾患过青光眼，视力也不太好，耳朵也背。几乎是眼不明，耳不聪。失去了在四合院里的行动方便，她每天只能在不大的两三个房间里转转。绝大部份的时间是坐在自己的床边，呆呆望着窗外。若楼下有个人在走动，都会引得她眯起眼睛看个半天。和姥姥讲话也颇费力气，得用大声喊，喊多了，人们也倦了，于是说的也少了。常常看见姥姥要么无声无息地坐在那里，要么嘴里一遍遍念叨着陈年往事，说给那些存在或不存在的听众，她只有用回忆来打发自己的时光了。刚来美国时，我曾想若工作了，赚了钱，给姥姥买个助听器，或许她就不会那么寂寞了。但后来才知道，在美国配助听器也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姥姥是河北省一个农民的女儿，生于清末民初，和她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一样，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她们那一代人，年轻时是在贫困和战乱中渡过的。这些普通而平凡得象华北平原上的小草一样的妇女，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用自己勇敢而坚强的臂膀支撑起家庭，辛勤地养育着儿女。 姥姥缠过足，没念过书，19岁上嫁了人。在老家生活了几年后，随丈夫来到北京城，中年丧偶后，伴着几个子女一直到去世。听母亲讲起来，姥爷算是老家能干的人吧？他没有象他其他几个兄弟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守着祖辈上传下来的那几亩薄田，而是一个人做起了小生意，渐渐离开了土地，离开了老家，最后来到了当时还叫北平的北京城，在一家绸缎庄安定了下来，做了人家的经理。店主不主事，店里的里里外外就由姥爷一个人打理。在姥爷做经理的最初几年，姥姥带着孩子们仍在老家。姥爷身边只有老爷子------姥爷的父亲跟着他。老爷子是会享受的，他不做什么事，成天逛街下馆子。

那时正逢中国内战，老家也并不太平。母亲说，小时候常常半夜里，子弹在院墙上，房檐上嗖嗖飞过，姥姥拉起几个孩子吹了灯，趴在桌子下面，渡过一个个担惊受怕的夜晚。在母亲刚刚学步的时候，姥爷不在家。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姥爷和几个兄弟共住的院子里，突然跳进了好几个大汉，人人身上都带着家伙(枪) ，还有人站在房顶上。一大家子人都惊醒了。有个匪首说，要一个人做人质跟他们走，兄弟妯娌里没一个人敢出一声。最后自己走出来的是姥姥，那时她不过是个二十几岁的少妇，怀里还抱着刚满周岁的母亲。奇怪的是土匪们并没伤害姥姥母女，还放了她们，据说是抓错了人。

姥姥自己没受过教育，但对孩子们的教育却很认真。进城后，为了母亲能继续念书，她甚至不惜违背颇有权威的公公的意愿。在老家时，母亲曾念过一两年书，搬进城后，学业耽搁下来，整日帮姥姥带带年幼的弟妹。依照老爷子的意思，继续念书就不必了，反正女孩子早晚要嫁人。况且当时母亲的大姐正在念书，家里有个女孩念书就好了，不必个个都去念。但姥姥却不同意，她说“我就大字不识几个，不能让我闺女也和我一样！” 在她的坚持下，母亲在停学一年之后上了西四北小学，而且还当了班长，后来考上了师大女附中。

在母亲的记忆里，姥姥是最疼爱大舅舅的。小时候，家里有好吃的糖火烧都专门留给他。但上学后的大舅舅比较贪玩儿，曾经有一次逃学去逛鸟市。姥姥知道后非常生气，用鸡毛掸子把儿狠狠责打了他一顿，吓得大舅舅再也不敢逃学了，后来还考上了大学。

姥姥在四十岁上下，走过了人生中最波动，最痛苦的几年。有一天中午，姥爷饭后去邻居家聊天，几分钟后，因脑血管瘤破裂，坐在椅子上去世了。他走的十分突然，让人毫无准备，家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些日子，不知姥姥是怎么渡过的？母亲说，白日里，坚强的姥姥在孩子们面前好象没掉过一滴泪；入夜，虽然也能听到她压抑的悲吟。当时家里几个孩子都未成年，最大的 大姨不过上中学，最小的小姨才刚刚会走路。姥姥没有收入，姥爷留下的积蓄也有限。老爷子发话，让她带上姥爷的钱，带上几个孩子和他一起回老家去。对姥姥来说，回老家算是一条比较容易的路，在北平城举目无亲的她仅仅是个家庭主妇，要在这里把几个孩子抚养成人并不容易。但姥姥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噩运所击倒，她选择了留下。为了孩子们的前途，她迈着两只缠过足的小脚去工厂里做女工，她要靠自己的双手活下去，养大几个孩子。我从小就听母亲常常谈起姥姥四十岁守寡，只知道她过得不易。但守寡对一个人到中年，无工作收入，又人在异乡的家庭妇女意味着什么？我也是在远渡重洋，结婚生子后才能想象得到。

在姥爷去世后不久，姥姥所承受的第二个重大打击是大姨的去世，她死于肺结核，走的那年正是十八岁的花季。大姨一直是姥姥的骄傲：她从小跟姥爷在北平念书，人很聪明，学习非常好，中学念的是师大女附中，在班上总排前一两名，若哪次考了第二名，她都会回家大哭一场。当时大姨班上的同学里，很多都是商界，政界，军界要人的子女，出入都是汽车接送，她作为一介平民的女儿，只有用自己的学业证明自己了。大姨在医院的最后几天是母亲陪她渡过的。后来当医生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垂死的结核病人在一起，就把母亲赶回了家，但母亲并未因此染上结核。在那个年代，人或许只能听天由命了吧？

姥姥不仅在最困难的时候，用她的坚强和勇敢支撑起了一个家，而且每当子女有难处时，她都会不顾及自己的利益，无私地奉献。母亲在大姨去世之后成了长女，以成绩而论，她本可以继续读高中，升大学，但为了能早日帮姥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和弟妹的学业，她放弃了这些机会。中专毕业后，母亲有了工作，每月她都拿出微薄收入的大部贴补家用。后来母亲结了婚，生下了哥哥，因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孩子。姥姥当时仍在工厂里上班，只需再过两三年退休就能有劳保了，这意味着她将有自己的退休金并享受医疗福利，但为了来帮母亲照料孩子，姥姥却放弃了。或许她根本没有想过什么得失的问题，是一种天然动力让她做了一切她认为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人世间最本能，最自然，最质朴的母爱了。

姥姥一直在父母那时仅八平方米的宿舍小屋里带大了哥哥。等到我出生不久，大舅妈又怀孕了。姥姥索性买了张月票，每周六晚，迈着颤巍巍的步伐赶到汽车站，乘公车去大舅舅那里照顾儿媳，周日晚又赶回来照料我。表弟出生后，大舅舅夫妻经济上有些拮据，姥姥就拿出姥爷留给她的最后几块银圆，换了现金，帮大舅舅渡过难关。她就是这样在辞去工厂的工作后，帮着母亲，大舅舅，二舅舅带大了好几个孩子。尤其在大舅舅离婚后，幼小失去母爱的表弟几乎更是姥姥一手带大成人。

记忆中小时候进城去姥姥家是最快乐的事情了。因为那里不仅有年纪相仿的表弟可以玩儿，还可以在院子里藏猫猫，胡同里窜来窜去，尽情施放孩子的天性，比关在学校的宿舍楼里强多了。没上学时，我常常住在姥姥家。夏天，姥姥用一个竹编的儿童推车，推着我和表弟上街买菜。我们俩人一边吃着冰棍儿，一边透过车栏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汽车，手指拨弄着头顶上的布棚。最让人兴奋的是姥姥带我们去白塔寺的副食店喝酸奶，姥姥自己从不喝，只给我和表弟一人买一瓶。因为要退瓶子，只能在柜台前喝完，时间又不能耽搁太久。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是我们享受那时被认作天下最美味食品的好时光。而且在我吸吮完残留在白瓷瓶壁上的最后一点酸奶时，总是认为白塔寺的酸奶比我们家学院路的好吃。冬天到了，清晨一觉醒来，阳光透过糊纸的窗户射进屋来，照在雕花的旧家俱上。那台老式的座钟总是“滴滴嗒嗒” 地走着，不时“当当” 地报着时，煤炉子上永远放着一壶水，我就趴在姥姥家才有的长长的老式枕头上，盖着姥姥亲手缝制的厚厚的线提被子，闻着上面还散发着的樟脑丸的香味，看着房间里的一切，体会着在宿舍楼的屋子里永远不会有的那种韵味儿。常常这 时候，姥姥会披着一身雪花从外面进来，带来一股寒气。她扯下头巾，把手里冒着热气的豆浆，油条，芝麻烧饼，糖火烧放在桌上，笑着对我说：醒了？

姥姥没念过书，不太识字，五十年代初曾在街道组织的扫盲识字班里念过几个字。让我至今记忆深刻的一幕是她坐在桌旁，手里拿着份报纸，眯着眼睛，嘴里小声念念叨叨地读报的样子。当时我正上小学，她遇上不认识的字，就来问我是什么意思？怎么念？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模样。那时，我大概是呆呆地望着姥姥，那一幕在几十年过去后，竟仍清晰如昨日。现在想起来，我不知自己若走过人生六十多年后，是否仍有姥姥那种求知的欲望和顽强的精神？我常想，许多人在美国念了书，找到工作，生活安定下来后，人也随之倦怠下来，一年下来所学的新英文字词也不过寥寥。其实做为移民，英文何尝不是要我们 用一生的时间来提高呢？在中国时，常听人说，某某去美国后，在多么短的时间里就过了语言关，以至于母亲在我刚来的一段时间里，总在电话中追问我“过了语言关了没有？” 我真不知如何回答母亲，答“过了” ，心里并不自信；答“没过” ，又怕母亲失望。只有告诉母亲，人到他乡，语言上的修炼是一辈子的事情。大概母亲至今也想不通，人家用数月或短短几年解决的事情，而我却要用一生。

在文革的最后几年，姥姥带着表弟住在我家。那时楼里上小学，中学的男孩子都很淘气：不是打群架，就是欺负弱者。哥哥那时上小学，不懂事，跟着一帮大孩子去捉弄一个天生残疾的孩子。姥姥看到了，喝止住正在恶作剧的孩子们，拉起哥哥去向人家道歉。还有一次，我们邻居的教授家里传来了吵闹声，姥姥寻声而去，只见几个红小兵，红卫兵(大约是上小学和初中的孩子) 在那里又叫又嚷，要揪斗教授。而那可怜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钻到床铺底下去了。姥姥于是轰走了那群孩子，给那教授邻居解了围。姥姥从没向我们讲过什么大道理，她只用她的朴素，善良的行为来告诉自己的后代，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同处乱世，我们的另一个工人出身的邻居就趁着有人抄教授家的时候，把一张舒适的大沙发搬进了自家。

姥姥的一生可以说没享受过什么。我在上大学时，若买了件漂亮的衣裳回家，在镜子前美一美时，坐在一边的姥姥就会笑呵呵地说“多好呀！现在的年轻人。”然后念叨起自己年轻时因穿了双颜色鲜艳些的粉色袜子，公公看见后就在院子里跳着脚地叫骂了半天。快离开中国的那年夏天，我在同学家开完了聚会后顺路去看望姥姥，她坐在西晒的房间里，穿着件白色汗衫，夕阳洒在她满布皱纹的棕色的脸上，周围的家俱突然显得十分的破败不堪。刚刚从同学家那宽敞华丽的房子里出来的我，心里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同样的北京，两重的世界。在我出国后不久，姥姥家那片胡同就被推倒，土地另做他用了。小胡同里的孩子，四合院里的笑声，叮叮当当的老钟，大板柜，八仙桌，街口小饭铺的豆浆油条，白塔寺旁小店里的酸奶……一切的一切都只能永远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了。奇怪的是，这记忆中的一切并不象我那天在姥姥家感觉得那般破败，而是象一张泛了黄的老照片，富有韵味且引人幽思。 姥姥那辈妇女常被人们讲成是没文化的，一辈子围着锅台转的可怜，可悲的家庭妇女。三教九流，家妇入不了流，也从没被人重视过。上大学时，一个女同学谈起她的外祖母时也说：她们那代人什么也没做，只不过生了几个孩子而已。至今仍记得她那不屑的口气。父母那代人中，不少妇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生长的环境周围，也有很多女教授，女学者，或位居高官。但我们这代人中，被奶奶，姥姥(外婆) 带过一段时间或带大成人的，可以说比比皆是。母亲那辈妇女的成功，与其说背后有个好男人，倒不如说有个传统的好妈妈，好婆婆。六，七十年代，多少年轻人自愿或不自愿地投入到“轰轰烈烈” 的革命运动之中，常常深夜被叫去开会，传达上级指示精神，要么去串联，去农村下放劳动，一去几个月几年的很多，幼小的儿女若无前辈女性的照料，真的很难生存。二十几年过去，当尘埃落定，人们或许发现人类所谓的“轰 轰 烈 烈，波澜壮阔” 常常被岁月洗涤得苍白无力，而留下来的往往是那些生活中最普通，最平凡，最真诚的东西。

前几年看电视新闻时，有一条讲的是在美国，一个全职母亲的报酬应是年薪50万美元，因为她们扮演着总管，保姆，厨师，司机，清洁工，财务管理人员等等诸多的角色。大概这些事都请人来做，就是这个价。虽不乏幽默的成份在里面，但看看当时女主播那灿烂的笑容，就会知道她也有同感。

经历了结婚成家，养育子女的艰辛之后，我反观姥姥的一生，真觉得她平凡而伟大。她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一切给了后代，让他们照耀在母性的阳光里，或许这就是人类历尽战乱，灾难，而能不断延续下来的原因吧。

愿天下的母亲们快乐！ 愿姥姥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