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罗伦佐邀请我们和静及她的伊朗丈夫一起去一个小餐馆吃饭。

饭菜上桌后，大家举起筷子夹菜吃饭，静却没有急着吃饭，她手中的筷子依然停着没动，她转过头对坐在她左边罗伦佐，颇有心计地问“请问，你结婚了吗？

那个年代在中国向陌生人询问这些私人问题是很正常和普遍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人都属于社会主义大家庭，城市人一般都是拿国家工资，只是级别和标准不同而已，常常在火车上一坐定下来，对面的乘客就开始询问你来自哪个地方啊？在哪里工作？结婚没有，有孩子吗？等等

罗伦佐长期在外旅行，也常遇到此类问题，他没有尴尬和不高兴，只是随便答到:”没有”，

静马上转过脸，用罗伦佐听不懂的武汉话对我说：

“他冇结婚，快点跟他说你想跟他结婚”，

静和我张开了一张无形的蜘蛛网，罗伦佐无意识地走入了我们的网中。

在吴艾和静看来，人如果真要想达到一个目的，在没有侵害他人的利益前提下应该做出各种尝试和抓住各种机会，不要虚伪地去掩饰自己的欲望，在自己的愿望和目标面前不用扭扭捏捏，也不要在意什么传统观念，他人的眼光，她们无所拘束，理直气壮地去争取达到自己的目标。

我马上面上堆起笑容，对罗伦佐说“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那个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找男友或丈夫时，一定要找同等学历或比她本人学历高的什么研究生之类的，她不会去找个高中毕业生，更不可能找一个初中毕业生，可这条定理在西方男人面前失效。吴艾是大学生，当遇到意大利人罗伦佐时，崇洋媚外的她根本就不关心罗伦佐家的抽屉中放着什么毕业证书，或有无毕业证书，是贫是富。罗伦佐拥有的意大利头衔的魅力光辉把其他的一切都掩盖了。

我们再来看看近50岁，满脸胡茬，头发灰白的罗伦佐吧，他是意大利卖土耳其地毯流动商贩，做露天市场，住在米兰附近贝加莫市一栋百年未修，摇摇欲坠的老楼内，原生家庭兄弟一大排（最后都移民去了瑞士），极其贫困，只读了义务初中。不过文凭真的很重要吗？大学文凭并不代表你是有文化修养的人，很多时候只能说明你掌握了一项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而已，罗伦佐虽然是初中生，但他的见识和知识面的确要比吴艾广得多。

罗伦佐听到这句话，夹菜的筷子停住不动了，震惊地瞪着那双深栗色的眼睛，胡子也跟着竖立起来，我知道他一定在想“这个女人疯狂了吧，才认识我就想跟我结婚，难道结婚就跟一起吃顿饭么简单的吗？”

他惊愕地说 “你疯了，你生活在这里好好的，你不是老师吗？又不是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跟我结婚，你都不认识我”。

的确，八十年代，在罗伦佐眼中的中国社会，他没有看到富裕奢侈的中国人，但也没有看到贫困饥饿悲惨的中国人，而且这里有着他羡慕的自行车似慢节奏的适度的轻松生活。

“这里一个月我只能挣两只烧烤鸡的钱，在意大利，每小时可以挣到一个烧烤鸡的钱”，

我坦言地说，事实本来就是这样，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贫穷感到羞耻。

不知吴艾在哪里获得这些经济差距的小道消息的，当时吴艾的老师工资才120元，而她还不知道意大利的教师那个年代扣除税后月工资收入大约一万多人民币，可以买上千只烤鸡。此刻的吴艾更像跟罗伦佐在谈一笔业务合同，而不是在谈婚姻。不过看看十九世纪以前，有多少婚姻是因为爱而结合的，中外古人的婚姻不都是一种利益上的互惠吗？这并不是我的创新。

罗伦佐很喜欢吴艾的坦率，并不讥笑或认为吴艾的想法太世俗和太金钱化，他看到中国是个不富有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做去欧美发达国家的梦呢？向往自由和富裕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也都有做梦和实现梦想的权利。人人都有权在人生的旅途中甩掉贫困。他理解吴艾，但理解并不等于可以随意草率答应一个刚见面的中国年轻女人餐桌上的求婚。他自然一口拒绝了，根本没有把这两个中国女人的话认真对待，只当是饭桌上的玩笑而已。

吃完饭后，罗伦佐留下他的地址，大方地给了我100元钱打出租车，从这我就看出罗伦佐是个心底善良大方的人，是个可以值得信赖的人。

他们三人一起回桥园饭店。

跟他们一分手，我把钱放入口袋，对枚说：

“走，我们去坐公汽回旅馆”。

几天后的晚上，我穿着少妇借给我的黑色起白点短连衣裙，那裙子使我上去即性感又漂亮，因为香港男人跟她买了好些新衣服，当我和玫赶到金燕大厦时，果然那两个意大利人在金燕大厦楼下等我们。

在静离开北京后，我和枚改变战略，把狩猎场地从北京天安门改变到友谊商店，那里常有持外汇卷购物的老外，就在友谊商店门口我们又认识了两个一高一矮，褐色大眼睛年轻英俊的意大利人，他们邀请我们两个晚上到酒店顶层舞厅跳舞。

舞会里的人不少，基本全是外国人，极少高层白领中国职员，我对这类舞会最熟悉了，一进舞场我全身的细胞都活跃起来，血液流动加快，舞场激烈的音乐让我瞬间忘却了我白日在街头的沮丧，仿佛又回到了武汉大学时期的快乐时光，我忘情地沉醉在舞曲的节奏中，在昏暗的灯光下扭动这屁股和腰身。

夜间12点多钟，我们四人一起出了舞厅，下了电梯，一起出了大厦的大门，大夏花园的花草树制造一团团巨大的黑影，枚和稍矮的男人走在前面，我和高个的走在后面，黑暗像一幅巨大的帷幕庇护着我们，我先感觉到他的肩膀碰到我的肩膀，随后他的手臂挽住我的腰，就势将我拥入怀中，他一面用手从裤裆去掏出他玩意一面欲去亲吻我，我半推半就，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三束驱散黑暗和欲望的光亮伴随着一声厉吼“不许动”，我们两人惊恐地一下跳着分开，幸好他的玩意还未来得及被掏出来，几个保安将我们四人团团围住，原来在下楼出大厅时，保安看到我们两个女人与两个老外，起了疑心，就盯上了我们。

我们被带到大厅，两个意大利人吓得楞坐在大厅的沙发上不敢言语，他们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拥抱和亲吻一个年轻女人是一种违法行为，这在他们的国家是最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好像你饿了去餐馆吃饭，想尿尿就去厕所一样，都是最基本不可侵犯的人权。但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一个异国他乡，他们无法以意大利的理念观念来判断什么是合理合法的，他们只知道，如果被中国的警察抓起来了，肯定后果是难以设想的。

“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干什么的？”那几个保安耀武扬威地对我们喝问道

“我们只是想找外国人练习英语”，

“练习英语？练习英语需要在黑黢黢的花园中抱抱搂搂吗？”，

不由分说，我和玫被带到当地派出所，意大利人则自行走人。

派出所审讯室内，我们两人被分开审讯。

“你说她是你的表妹，她是卖淫的吗？

枚戴副眼镜，她是大学建筑系毕业，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衣，一条及其普通的碎花裙子，规矩女人穿着，无论从穿着或举止都不像一个妓女，到像一个学校认真勤恳工作数学老师，面对威严的警察，她一脸的无辜和恐惧，毕竟这是人生第一次被警察审讯，她愣头愣脑地回答：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妓女，但我可以肯定跟我在一起时她从来没有卖过淫“。

这首先表明她是清白的，但同时也隐含着吴艾也可能是卖淫女。她知道吴艾是学校的英语老师，但也知道这个表妹老是结交一些外国人，她怎么知道吴艾有没有跟外国人上过床，有没有拿外国人的钱？

吴艾则不同了，穿那个唱戏风流少妇给的紧身短裙，似乎那个少妇的风骚也借给了她，乳房毫不掩饰地在衣服内颤动，那么张扬，猩红的嘴唇，黑色眼圈，呈现出一副轻浮模样，在八十年代末那个还比较封闭保守的年代，只要看她一眼，人们很容易按照旧时观念把她被划入非良家妇女群体。警察把吴艾的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查看，里面只有几十元钱，没有卖淫的收入赃物，但他们看到一张老外的照片，那是罗伦佐走时留给她的，难道就不可能是她客户的照片吗？

一个中年男警察盯着我的眼，让我忐忑不安

“你怎么跟那两个老外搭讪上的？“

自然我胡编一通说是我在机场上碰到的，因为我会英语，我帮了他们的忙。

“这张老外的照片你怎么得到的”

我简单地讲了火车站的遭遇，并加了一句

“我是想找老外结婚出国，这是违法的吗？”

当然没有违法中国民法的规定，但虽然没有法律明文的规定，如你跟外国人在室外抱抱搂搂那是社会风气所不能容忍的。

审讯完毕，枚被马上释放，而我被扣押，之后被送到看守所，

警察就这样在事件记录本上写着：

吴艾，武汉市人，

拘留原因

一，跟外国人搂搂抱抱，亲吻

二，流窜北京，不务正业。

没有把我确定为卖淫因为证据不足。

那时正值亚运会北京对外来人员控制检查比较严，如没有户口，又无工作和无固定住所，警察随时可以此类“流串人员”遣送回原籍。我不明白为什么枚不被认为是流窜人员呢？

我就这样无辜地被关押进看守所，而枚则马上回武汉。

看守所里，我与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妓女，小偷，流窜犯等一起关押在一个昏暗简陋的房间内，大约20平方米，有三十来号人，里面充满了酸酸的汗味和臭烘烘的体味，所有在押人员都睡在铺有一块大木板的通铺地上，中餐和晚餐就跟我在小学一年级忆苦思甜吃过的窝窝头一样难吃，里面的女人们并没有虐待和惩罚我这个新来的，唯一的是每天早上起来时我去倒尿盆。

我们每天只能坐在地上，早饭后坐着，中饭后继续坐着，晚饭后仍然坐着，我才明白“坐牢“二字的含义，放风时就是到隔壁冲个淋浴，在没有屋顶的小院看看蓝天或阴天，如果偶尔有只麻雀在头上飞过就羡慕恨不能跟麻雀调换个人生，我去做麻雀，让麻雀来做被囚禁的吴艾。

那几个星期，我每天就坐在这些社会底层女人中，听那些不同年纪女人们南腔北调搞不懂的粗俗的话语，

 “抠搜““麻爪了”“瘪茄子了”“哨子

”赖瓜 ““去球”

半夜，牢房内有昏暗暗的灯光，女人们都一排地躺在地铺上，在惨淡灯光下彷佛是排成列的尸体，我坐在那里不能睡，那夜归我值班，寂静的夜和关闭的牢房让向来无忧无虑的我陷入一种深深的焦虑，沮丧和失望之中，不知自己出国的道路还有多么遥远和艰辛，生活这么茫然，旋即，又想到那个意大利人罗伦佐和他小小的照片，他现在在西宁的什么地方？他在西宁干什么？回武汉后我得赶紧跟他写信，脑子中罗伦佐的形象似乎在黑暗中让我看到一丝光亮，随即又开始害怕关入看守所的事情被学校知道，那么我的名声肯定会败坏，将来所有的人把我看成一个坐过牢的坏女人，想到这里，心里涌出一种强烈的委屈，我从来没有做过妓女，我一心追求的只是和外国人的婚姻，这并不违法呀。

三个星期后我被公安部人员遣送回原籍，与一群湖北的”流窜“人员一起被押上从北京到武汉的火车，我们占据了半个硬座车厢，沿途我与看押的警察聊天，这个时候我就显示出受过教育的优势，他听我说话头头是道，再看看我与别的在押人员的确不同，查看我的被押记录，“与外国人拥抱，接吻“，警察也觉得十分好笑，因此对我更宽松，在快到武汉时，他对我已经有了几分同情和好感，就放我一人去厕所，就此机会，我逃离开看管的人员，停车时，我从另一节车厢下了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