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Wall Too High（《高墙与自由》）是关于中国一“右派”徐洪慈费劲周折、屡败屡战，终于成功逃离中共臭名昭著的劳改营的故事。

我读的是英文版，编译的人是瑞典作家Erling Hoh（中文名字不详）。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是许巍一首歌中的一句歌词，也是阅读徐洪慈这本 No Wall Too High 时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的一句歌。

徐洪慈的这本英文传记，极为生动、真实，对于我们了解1949年之后中共政权在中国无法无天的政治社会现实有深入的、个人化的描写。

徐洪慈本来可是“根红苗正”的共产主义接班人：15岁入党，18岁就成了党的干部，20岁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的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4年徐洪慈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给党提意见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从此开始了他向着自由的越狱与逃亡的行军。

No Wall Too High主要写他劳动教养期间的两次失败的逃亡，然后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在云南服刑。刑满后继续被留下，结果1966年文革闹起来了，又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终于，他第三次逃亡，越狱成功，在1972年逃到了蒙古国。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一种反人类的制度。一个人只要有嫌疑就可以被强制“劳动教养”，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无需经过审讯、定罪等程序。事实上，这一制度也是违反中国宪法的，因为其不经法律程序就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劳动教养制度表明了：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而是一党专制国家。中共政权凌驾与法律之上。劳动教养制度保证了中共政权的爪牙——公安们凌驾于法律之上。

听说这一制度在2013年终止了，可喜可贺。然而，对于中共政权的黑暗和邪恶，我们要学习鲁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才行。

徐洪慈的劳动教养时间有两年多，1957年到1959年，期间他两次逃亡，两次都失败了。不公平的劳动教养制度、随便乱扣的“右派”帽子，无需法律程序的剥夺人身自由，任何一个血气方刚的人都无法忍受。然而，他失败了。

徐洪慈逃亡的经验可以见出：五十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到处都有被中共洗脑成脑残的地方民众随时为中共政权监视、告密陌生人。徐洪慈在人造大监狱的中国到处被脑残民众的目光跟随，如何逃得出去？！

徐洪慈第二次逃亡失败后被云南法院判了六年，正式成了“劳改犯”。当然，法院的判决不表明徐洪慈有罪。因为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司法制度根本就是笑话。缺乏法制的社会，权力代替了法律。徐洪慈安安静静做了六年牢，经历了中共人造大饥荒，好不容易刑满了（1965年），却不让他回家（上海），继续留他在劳改农场。不幸的是，不久就闹文革了。这一下，中共的所谓法院又判了他二十年。

人对自由的向往可以压制得一时，然而要长期压制住却实在是不可能的。于是，徐洪慈又一次策划越狱。最终，1972年夏天，籍着某次停电，他翻越了高墙，逃出来了，并在一个多月后成功逃出了中国。

追寻徐洪慈的越狱历程，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体验。

然而更为惊心动魄的是在徐洪慈平实的叙事中揭露出来的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的监狱系统内部的种种荒唐、野蛮、反人类的行径。中国社会共产极权的本质在徐洪慈的人生遭际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让我想到几个月前读到的《敌人是怎样炼成的》（书评在此）。那本书说的是2014到2015年中发生在中国的事儿：一个从事草根公益活动的女士，未经任何司法程序，被中共政权绑架到秘密囚牢中折磨与刑讯逼供，只是因为怀疑她从事反政府（即反共）活动。

两相对照，你可以发现：中共政权有法不依、滥用权力的黑社会行径似乎一以贯之。2013年劳动教养制度终止 了，于是中共又高出了关塔那摩黑狱来对付中国民众，一以贯之的一党专政、永恒不变的党凌驾于法律之上。

徐洪慈被强制时所谓的“劳动教养”制度就是有法不依、政府滥用权力。劳动教养就是党凌驾在法律之上的表现。不经过法律程序，一个理论上享有自由平等权利的公民就被剥夺了基本的人身自由。需要的只是一顶政治上的帽子，比如“右派分子”。而这顶帽子是通过中共操纵的群众运动搞出来的。

而一零年代中寇延丁先生的被绑架被失踪四个多月的遭际是在劳动教养制度废除之后的中共发明的新的有法不依、滥用权力的黑社会手段。这种做法一开始可能是针对像寇延丁先生这样的民间人士，在过去十年中，不断扩大打击人群，2023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共政权内部的要员如前外交部长、前国防部长，等等都有幸享受到被失踪的待遇。

共产极权的逻辑就是：一党专政，党大于国、党大于法。中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事实在过去七十多年已经反复证明了的。只要中国依然是现在的一党专政，“劳动教养”也好，“关塔那摩”（被失踪）也罢，必然是层出不穷的。

在前现代的、野蛮的中国社会中，法律不是挡箭牌，权力才是。拥有无上权力的中共高层才是中国的主人，十四亿中国人都是那少数主人的奴隶。

No Wall Too High 又一次提醒我们：1949年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向往自由的人们不可能满足于今日的中国社会。对自由的向往使得徐洪慈无怨无悔地翻越高墙，逃出中共的劳教营、劳改营、监狱，乃至最终逃出中国这个大监狱。

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中国流行“润学”，不少人通过合法的移民，或非法的“走线”离开了中国。

人对自由的渴望是无法遏制的。历史一再证明：专制政权扼杀自由的企图可以一时得逞，却不可能一直成功。我深信：对自由的向往有一天会帮助中国民众推翻中共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