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主旋律”永远使用 A 大调来谱写，现实却未必总是阳光灿烂。

原以为解除疫情封控之后，会迎来“报复性消费”，带来经济复苏的新气象，没想到剧情却来了一个大反转，去年年初，中国社会上就流传着年轻人“报复性存钱”的新常态。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报复性存钱是短期现象，年轻人存的不是钱，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保障。是不是“短期现象”有待观察，关键词似为“不确定性”。

去年初，睿意德中国商业地产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年轻人群逐渐失去“月光”的勇气，他们在消费上逐渐转向保守和理性。调查中 25 - 35 岁的年轻人群普遍受到近年来环境冲击的影响，奢侈品和娱乐消费大幅降低；另外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减少了不必要开支。

另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全国 2200 名 40 岁以下的人群中，90 后每月有存钱习惯的比例最大，占到了 41.7%，95 后们紧随其后，也达到了40.6%。在存钱的比例高低上，90 后依然在所有年龄层中占据上风，有三成的 90 后表示，会存月收入的 50% 以上。现在不少 90 后都有存钱的习惯，而且很多都是在强制自己存钱，因为在经历了疫情以后，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存款的重要性。

潘向东说“短期现象”那番话是在去年的一月初，到今天为止，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半，情况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人们还是把钱包捂得紧紧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大家都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于是把“积谷防饥”这则古训抛诸脑后，甘当“月光族”不说，还敢于“超前消费”，如今回归传统，无非是适应时与势地向现实低头。

对于消费下沉、消费降级的现状，不少人归咎于疫情的影响，但也有一些经济学者早在 2017 年，疫情发生之前就表达过他们的忧虑。他们认为人口增速减缓，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从人口的角度来分析，他认为，当时经济下行的因素与人口增长放缓和人口流动受阻是有关系的。周天勇表示，与韩国相比，中国 8% 以前的高增长速度短了 10-15 年。如果我们要是正常的增长的话，不应该这么快就掉下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可能和人口坑有关。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提到，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一胎政策，经济模式、社会制度、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的，不但形成了文化惯性，而且形成了经济惯性，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这种惯性是很难改变的。他认为，中国人口的减少，也意味着中国实力的减弱，“我们无论如何要鼓励生育了”。而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教授李红刚则指出，由于人口的变化，我们进入了一个“收缩型社会”。李红刚指出，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人口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来人口出生率低于更替水平、全国人口绝对数量下降都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我们希望延缓收缩、弱化收缩，但社会收缩依然是时代的大趋势。

关于如何应对收缩性社会，李红刚当时提出三点意见，如今看来可说很有前瞻性，抄录如下：

1）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我们首先对于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预期可能需要大的调整。比如，过去30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劲的扩张期，国家和个人收入增长都非常快，以致大家可能对未来经济收入增长过于乐观。现在很多人去加杠杆买房子，我估算了一下目前房价隐含对未来收入的增长率预期是非常之高的。但是，面对我们面前日益显现的收缩型社会，这个乐观的收入预期未必能实现。

2）对于企业和机构来说，面对收缩型社会，推行扩张战略就必须谨慎。对大多数企业和机构，恐怕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快速铺摊子。有些企业，特别是基本消费品企业，比如啤酒、方便面企业，面对需求持续性下降，现在已经感受到收缩型社会的寒意。又如高校，现在很多大学都在抢人才，抢学生，希望有大发展。但人口基数在减少，总量盘子萎缩的时候，你想扩张就很难了。现在大家常说钱不是问题，没人是问题。慢慢地，人和钱都会是问题。

3）对于各级政府来说，更要考虑收缩型社会的公共政策问题。随着我们进入收缩型社会，我们政府收入增长会明显慢下来，而我们的社会养老支出会快速增加。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新的财政税收政策。特别地，我们要削减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行政费用和投资支出。这本质上是要求我们在收缩型社会要缩减政府：既要缩减政府规模，也要缩减政府行为。我们需要非常清醒，一个收缩型社会再也支撑不起一个扩张型政府！

我们回顾疫情发生之前那几年，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基本上没有人把这几位学者的忠告放在心上。房地产商一个劲地扩张，地方政府凭借卖地收入水涨船高；个人消费模式趋向集中、奢靡与超前。疫情的发生让静好的岁月戛然而止，并且带来一系列后遗症。也许有人要问，那几位学者的意见为什么没有被政府决策人士采纳呢？我的理解是，政府的决策层更愿意听林毅夫之类学者说的“20XX年 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论述，因为那种言论更显得“正能量”。 

当政府意识到真有必要在提高生育率方面采取措施的时候，才有了“二孩三孩”政策的出笼，可惜为时已晚，效果有限。原因是经济正在下行轨道中运行，就业机会不多，有工作的人也可能面临减薪的危机。至于高昂的育儿成本这些因素，也使得年轻夫妇对生育有顾虑。另一方面则由于房地产市场崩盘，不少人的“六个钱包”被还房贷的“刚需”压得死死，欲消费而不能，于是被房价虚高所带动的虚假繁荣掩盖了的“收缩型社会”形态就表现得更为明显。

“收缩型社会”的表现，不仅仅反映在经济层面，实质上对社会心理和社会氛围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消费下沉、消费降级就是最为直接的反应，既是平民百姓自保的直接反应，也是持盈保泰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