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韩国的作家韩江（英文名：Han Kang, 生于1970年）。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二位诺贝尔奖得主，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仅如此，她还是亚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

《素食者》（The Vegetarian) 2007年出版于韩国，2015年在英国出版了英译本，2016年获得曼布克国际书奖。

素食本来只是个人的选择。小时候，只听说和尚有戒律必须素食，还有信佛教的老人有多年茹素的。然而，时代的演进使得二十一世纪，素食竟然成了一种“主义”、乃至时尚。这大约不是释伽牟尼可以预见的吧。

很多年前读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记得里面有一个人物读很多书但有一个习惯：只读死了三十年以上的作家的作品。我虽然没有这一教条，但是对于出名的作家总是先读作品再说。

《素食者》有三部分，分别是从三个不同的人物的视角出发的有关联却又不相同的三段故事。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和一个名叫金英惠的女性素食者有关系。第一段故事的叙述者是她的老公，第二段的叙述者是她的姐夫，第三段的叙述者是她的姐姐。三段故事的顺序基本按时间顺序，讲述了金英惠在突然决定素食之后与家人亲友之间发生的种种故事。

听上去挺平常的，不是吗？

读书多的人会知道：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换句话说：情节的曲折离奇不是小说的首要追求，语言的艺术才是。

什么是语言的艺术？我们不是文学家，且不必深究。从读者的角度看，我以为：好的语言就是读来节奏感强、很顺畅，让你感觉其语言在吸引你。没有多余的文字，没有冗长的段落。

从《素食者》的英译本来看，韩江的文字干净、简洁。语言的流动如流水，毫无滞碍。加上其情节出乎意料之外却有在情理之中，有张有弛、引人入胜。无怪乎会赢得曼布克国际书奖。

除了语言好之外，作为文艺创作的小说与作为通俗畅销书的小说的另一个大区别是：情节无法预测。通俗小说、畅销小说的一个问题是：情节有套路（或固定模式）。当你熟悉了某个作家之后，很多时候你读了该作家一作品的开头，就可以预测情节的走向甚至结尾。

这是我不爱读通俗小说的原因之一。当然通俗小说的文字本身往往“语言乏味、像个瘪三“，则是让我提不起兴致的更重要的原因。

那么，回到《素食者》，韩江写这样一部小说，为了什么？

文学创作很难说清为什么的问题。创作者的标志是不断地写。一些灵感是从他人那里来的，一些是自己经历过、思考过的。选择题材当然很重要，然而即使不是更重要也是一样重要的是如何写。如何写是作者耗费主要时间与精力之处。

阅读文学作品就是欣赏作者劳作的产品。从构思、情节、节奏、语言，等等方面，好的文学作品往往让你感觉：与众不同的好。

《素食者》是与众不同的。其采用不同人的视角叙述这一点不新鲜，然而从不同人的角度叙述金英惠的素食决定及其后果，从而基本按时间先后顺序连缀成一个关于金英惠的完整故事这一点做得很好，我所读有限，不知道这一点是否在别的作家笔下实现过。

韩江的语言，从英译本看非常成熟、老练，显然是多年锤炼的结果。

阅读《素食者》，我们看到：一个有精神创伤的女子在生活的压力之下突然崩溃，用成为素食者的决定与行动与其原有的生活、社会决裂。她的举动引发了她的亲友及社交圈的激烈反弹；她面临更多更大的社会压力。在压力之下，她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韩江流畅的叙事、巧妙的情节设计、多重叙述视角的灵活运用，特别是其语言如水银泻地无懈可击。原创的情节、流畅的叙事、干净的语言，《素食者》让我惊喜。

精神创伤的母题在《素食者》中是一条暗线，明线是金英惠的素食主义及其一系列反弹。

事实上，韩国1980年的光州事件在《素食者》第二部分仅仅提到一句，却是对作家韩江影响巨大的一个历史事件，也是韩国民众无法逃避的历史创伤事件。更不必说，韩国民众被日本侵略与殖民的历史创伤了。

开始读了一点她的另一部小说Human Acts （《人类的行动》，华语译为《少年来了》），直接进入创伤的记忆。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英文网页上，提到了韩江的三部小说：The Vegetarian, Human Acts, We Do not Part。相应的中文版已经出了，译名是：《素食者》、《少年来了》、《永不分别》。

韩江获奖的理由：for her intense poetic prose that confronts historical traumas and exposes the fragility of human life （因为她以情感浓烈的、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的创伤、揭示生命的脆弱。）

《素食者》关注的是一两个女人的命运。这一两个女人，金氏姐妹，小说中书写了她们的幼年的创伤，被父母肢体暴力，可算是个体的精神创伤。然而，他们的父亲是韩战老兵，算是亲身经历了”历史的创伤“的人。也许可以认为：金氏姐妹是“历史的创伤”的间接受害者。

《永不分别》据说是以韩战中发生的对平民的屠杀事件为原型来写作的。

而《少年来了》是以韩国的六四屠杀——光州事件为原型来写作的。

1989年在中国发生了民主运动及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六四屠杀“。而1980年在韩国的光州也发生了始于学生运动的民主运动，韩国政府也进行了血腥镇压。

正如六四屠杀是中国民众历史的创伤一样，光州事件也是韩国民众历史的创伤。

然而，韩国有韩江能够直面历史的创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作家迄今没有像样的反映六四屠杀的文学作品。

我以为：没有创作自由的中国，其文学的水平好不到哪儿去。

你会说，莫言不是获奖了么？是。看看他的获奖理由：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他以幻觉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看来是强调了他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把中国民间故事、历史与现实杂糅得好。

如果我们看看莫言的作品，也有写历史创伤的，比如，《红高粱》写抗日战争的创伤，《蛙》写中共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创伤。然而，未写文革！未写六四！他在躲避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众所周知。莫言和中国所有体制内的作家一样，他们的写作都是“带着镣铐跳舞”。中国作家不可以自由选择写作的题材或手法，而是由中共的宣传部决定他们可以写不可以写什么题材。否则即便他们写了，中共控制的文学刊物也可以决定什么可以发表什么不可以发表。最后，中共控制的出版社还可以封锁作家想要私人出版书籍的可能性。因此，要自由出版，只有到出了国才行。然而体制内的作家不敢到海外出书，怕触怒中共。

写创伤，中国人干过的。七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不就是吗？然而，伤痕文学是在不自由的中国出现的，其对文革创伤的表现所达到的深度与高度显然是不足的。原因很简单：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不容许任何文学作品对历史创伤（特别是中共造成的历史创伤）进行真正的、深入的反思。

同样是“伤痕文学”，自由的韩国作家韩江在《少年来了》中对光州事件的叙述、表达与反思却达到了中国作家无法企及的高度与深度。

考虑到中国的现状，我必须承认：韩江对历史创伤的写作，其高度与深度不是中国任何一个作家可以企及的。而这一状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不会改变。

什么时候，中国才会有自己的韩江，才会有有深度有高度的“伤痕文学”代表作？或许要到中共倒台之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