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世界上有一位最善良.最偉大的女性，她就是我們慈愛的母親！都說人世間有一種最美，最溫和的聲音.那就是母親對兒女的呼喚；都說這個世界上有一個最偉大.最無私.最勤勞的人，她----還是我們的母親！“母親”多麼神聖而純潔的字眼！喊一聲媽媽，是那最純真.最動人的原始蘊藏.那是我們對母親最深切的呼喊！喊一聲媽媽，也是我小時候夢寐以求卻難以實現的願望。

幾度春暖幾度秋， 幾時思娘夢裡游。

我不是孤兒，不是棄兒，也不是離異後的單親子。爸爸媽媽都是知識分子，家庭經濟條件也不錯。
由於是雙胞胎，我們小哥倆打出生第一天起就得到萬般寵愛。據說我小時候(大概半歲左右)頭上生了個癤子，愛哭鬧。就被安排在爸媽的床上，由媽媽親自照料。 哥哥較乖巧好帶就由奶媽帶。時間長了，也就這樣習慣了。我就順理成章地一直在大床上睡了。記得爸媽的床頭有張很大的中國地圖。我四五歲時媽媽就教我看地圖， 給我講故事。我喜歡把頭枕在媽媽的肚子上，享受媽媽的故事。那種兒時的幸福點滴，一直在我美好的記憶里珍藏至今。

那時，中國的上小學年齡規定是七周歲。要提前上學是很難的。媽媽看小哥倆還算聰明，很小就教我們數數，認字。六歲時媽媽四處托人幫忙，好容易找到個小學同 意讓我們去考試。但去這個學校必需過條小河(南京美麗的金川河)何上有座簡陋的小橋。過橋板時，可見腳下嘩嘩的河水。我倆害怕過橋，就私下裡商量好，不去上學。 考試時，老師給了二十根竹籤，我數成十八，哥哥說是二十三。媽媽失望極了，回家的路上問我們:“平時在家數筷子都沒問題，為什麼今天就差那麼多呢？”哥倆沒敢對媽媽說謊，媽媽也沒怪我們。只是心疼地說，“那就明年上吧，莎家灣小學是離家近些”。誰知道，這是媽媽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帶我們去學校
一九六二年一月，南京特別冷。爸媽突然接到外祖父從香港發來的電報。外祖父得了肺癌，外祖母是個雙目失明的老人，希望媽媽去香港探望一下二老。爸爸媽媽都是對 老輩十分孝順的人。商量後決定爸爸先把照顧五個孩子的責任抗一下，媽媽趕去香港看看老人儘快回來。就這樣，媽媽匆匆忙忙地走了。我們當時都還不懂事，那天媽媽 走得很早。我們起來時發現媽媽不在家，就到處找媽媽，連床底下都搜了。大人們說媽媽上班了，可是晚上媽媽還沒回來，爸爸說媽媽加班。我們天天找不到，習慣了， 就不找了。從此家裡就少了個主要成員，媽媽。
雙胞胎小哥倆長得很象，走到哪裡都會引起路人住足，總有人會來問長問短。“你們倆哪個是哥哥？”
我總是主動讓人看我腦後的那個嬰兒時生癤子留下的疤，告訴大人們我是弟弟。
“您們的媽媽呢？”
“......”
我們都不敢回答，這大概是我們被問得最多，也是我們最怕回答的問題。在那個年代媽媽去了香港是個非常丟臉的事。多少年啊，我們一直被這個問題困擾。他象一根被施了魔法的繩子，束縛了我們的心靈。使我們無法和同齡的孩子們一起平等的成長。
哥哥小時候很愛讀書，我總是跟在哥哥後面。小學一年級暑假，哥哥一口氣讀完了長篇小說。讀完了還會滔滔不絕地講給小夥伴們聽。我非常羨慕，也跟著 哥哥讀，他讀完一本我就跟一本。開始時生字太多，讀的很慢。讀久了，許多字就記得了，常常被故事情節牽著往前趕。到三年級時開始寫作文了。老師總要求大家先列提綱，再打草稿，修改後再抄在作業本上。我倆從來就是直接在作業本上先把作文寫好，再抄個“草稿”和“提綱”交差。從小到大，我們的作文一直是班上的尖子。一 次期終考試，我倆的成績都不好(哥哥比我好些)。原因是作文題目“我的媽媽”讓我們為難了。老師看出了我們的心思，提示說可以不寫自己的媽媽，比如祖國也是我們 的母親。哥哥反應快，總算在規定時間寫完了。我卻想不出那媽媽的形像是山，是河，是樓房。胡亂寫了幾句，老師客氣，給了個65分。是啊，“我的媽媽”這篇文章讓我在心裡寫了幾十年，能真正理解媽媽的情，媽媽的愛，媽媽的辛勞，媽媽的付出，媽媽的崇高，那是二十五歲以後的事了。

六五年，那場觸及靈魂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爸爸上班被整挨斗，回到家裡當然也情緒不好，星期天常硬拉著我倆去玄武湖照相，回來自己把照片洗出來自己欣賞。我們從心裡不願意去公園，因為別人家都是爸爸媽媽一起帶孩子去，只有我們，身邊只有爸爸一人。總有些喜歡雙胞胎的人會問及媽媽，讓我們尷尬。
不久文革進入了高潮。一天夜裡，我們被一陣瘋狂的敲門聲驚醒，一個個目呆呆地站在廳里。進來一大幫人，宣讀了革命委員會關於爸爸是國民黨殘餘，裡通外國的特務嫌疑，要審查抄家的決定。爸爸被關進了牛棚。家被抄了個底掉，家裡的存款，糧票全部沒收。我們熬了一夜，第二天五姐弟忐忑不安地照常上學。不知怎麼那麼快，同學們都知道了，我們在學校被孤立了。從此，我們姐弟五個，就像一群受傷的小老鼠。沒人同情，只能自己可憐自己了。由於斷了和媽媽的一切聯繫，爸爸又被關了，我 們生活的很苦。但生活的苦我們一點都不怕，難過的是事事被歧視，處處受排擠。無論您如何小心翼翼，總是不能得到信任。
一九六八年底，我們小學畢業被分配到南京八中上初中。那年初春，金川河上的薄冰剛化，河邊的小路還很滑。我和幾個新認識的同學，剛看完電影“南征北戰”，回家特意繞道到小河邊玩。一路上，大家討 論著電影裡的內容很起勁。在過一條小溝時，我學著電影裡敵軍長的腔調對前面的同學說“張軍長，看在黨國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話剛落音，只見同學小平拉長了小臉，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壞了，我闖禍了。
第二天清早，我剛進學校大門，就被通知說學校工宣隊的陳隊長要我去他辦公室。我把心提到嗓子眼，不知走了多久才到陳隊長辦公室。一進門見一個肥頭大耳一臉芝麻的中年大漢坐在裡面看報。自報了姓名後，我戰兢兢地站著等待處罰。
“知道為什麼請你來嗎？”
“我不應該學電影裡壞人說話”
“您爸爸是幹什麼的”
“在銀行”
“現在幹什麼”
“隔離審查”
“媽媽呢？”陳隊長的口氣越來越凶了。
“......在香港”我遲疑了一下還是說了。
“在香港幹什麼？”
“我已經不記得她了，現在也沒聯繫”這是真話。
陳隊長狠狠地丟下報紙﹐瞪著眼珠:“學電影裡說話，要用階級分析！你小小的年紀，頭腦里被刻進了很深的階級烙印！你不記得了，但資產階級思想還在你腦子裡。好好寫份檢查，要從你資產階級家庭里走出來!”說完，把我帶進一間空教室，讓我寫檢查。第一份沒通過。再寫第二次還是不行。一連寫了四份，每份都是兩三頁。這時已是下午三點多鐘。陳隊長不得不來 啟發我了。
“你的檢查沒有觸及靈魂！你要從你怎樣和反動家庭化清界限角度來寫。”
沒辦法，我只好極不情願地把爸爸媽媽在檢查里批一通。最後過關時已是 下午快五點了，學校里空空的。我一人背著書包飢腸轆轆地回到家。吃過晚飯，我就倒在床上睡著了。夜裡我夢到了爸爸媽媽:"...我坐在爸爸的自行車後，不小心 把腳圈進了後輪，疼的厲害。媽媽着急地幫我把腳往外拔..."醒來是自己的腳插在床框裡。我把腳收回被子，眼前一片漆黑。我睡不着了，睜著兩眼等著天亮。第二天，在全班的幫助會上，我讀了餓著肚子用一天時間寫出的檢查，偏偏跳過那我最不願讀的一段。還好，混過去了。一九六九年，爸爸被釋放了。回家不久，我們全家就被下放了。 爸爸當時看起來很高興，一是在“光榮下放”的通知上，爸爸被稱為“同志”；二是我們都逃離了這個是非的城市。到了農村，我們和媽媽反到有了斷斷續續的聯繫。在離別十二年後，我們五姐弟一起給媽媽寫了第一封信。我們從來就沒忘記媽媽，我們是多麼想有一個和別人一樣的家，和別人一樣的媽啊！

一樣的難熬一樣的心， 一份切不斷的母子情。

六二年，媽媽懷著焦急不安的心情，匆匆地闖進了香港這個“還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地方。別人怎樣我不知道，至少媽媽在香港的這些年裡倒是真的水深火熱。媽媽到香港後不久，外祖父的病越來越重了。媽媽是五個孩子的慈母，也是她爸爸媽媽的孝順女兒。無奈，媽媽只好強忍著對子女和丈夫的無比思念，暫時留下照顧父母。外祖父去世後，媽媽的中國護照早已過期。外祖母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也已經無法離開媽媽的照顧。這時媽媽的心就像被兩股無法抗拒的力量撕裂，那種難忍的痛，超過了人世間任何苦難和折磨。
為了謀生，媽媽憑藉自己的學歷和工作經歷，找到了一個紡紗公司的會計工作。她白天拼命地工作，一方面是為了維持這份得來不易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暫時忘掉那撕心裂肺的痛。晚上回到家裡，除了照顧好老人,料理好家務，就是給南京寫信。文革後，許多信是根本無法送到爸爸手裡的。可媽媽還是天天不斷地寫。她是在用自己的心尖蘸著自己的血淚寫，所以篇篇都是那麼的激動人心。終於有一天，媽媽累倒了。

那天晚上，媽媽寫信到後半夜。清晨起來，急匆匆趕到辦公室，沒來得及吃早餐。中午老闆有緊急公務要她辦，一直忙到下午。當她準備起生吃點東西時，突然，眼前一片漆黑，人失去了重心，昏倒在辦公桌旁。口中紅紅的鮮血帶著紫黑色的血塊，大口大口地往外涌。救護車把媽媽送進了醫院。

昏迷中，媽媽的靈魂飄忽在人鬼兩世之間。她想到的是多年未見的丈夫和孩子，她飄進了六二年前，飄到了那段最幸福的日子裡。她飄過了那條為人無法越過的邊境，來到了我們身邊。她看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骨肉，她告訴自己，要堅持，要挺住！為了等待和丈夫及孩子們的重逢，一定不能飄離這苦難而又不舍的人間！她成功了，經過醫生們幾天的搶救，媽媽醒來了。醒來第一句話，是關照同事把她辦公桌上的那封信寄出去！

大病一場後，媽媽又急匆匆回到公司，重複著和以往一樣的日日夜夜。轉眼又過去好幾年，媽媽已是這家香港著名的紡紗公司的會計部主任，管理下屬四個工廠及公司本部的財務。繁忙的工作沒有解除半點思念家鄉的痛苦。她買了大量的毛線，為我們織毛衣。過一兩年估計我們又長大些了，就拆了再織。家裡毛衣堆積如山，可她還是嫌少。一次在報紙上看到有人從海上游泳到香港。她就去店裡買了個高倍度的望遠鏡。每到星期天就獨自坐在海邊，望着那茫茫的大海，期盼著奇蹟的出現。每一次失望都沒減少她下次再來等待的期望。望着這分隔母子的大海，望着自由飛越邊境的海鷗，媽媽和我們一樣在痛苦的思念中苦苦地熬過了十七年。

永遠的感激永久的情，永世改不了的母子基因。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的一個傍晚，爸爸帶著我們姐弟五人，風塵僕僕地從蘇北農村趕到上海，在上海華僑飯店門口焦急地等待著國際機場的交通車。一個振奮人心的時刻就要到了。一切的往事都不再重要，所有的苦難都將過去，我們全家的美好未來就要從這裡開始！我們日思夜想的媽媽，我十七年都沒叫過的媽媽，馬上就要來了。

四輛嶄新的麵包車從南京路上飛馳而來，我被分配守在第四輛車的門口。車上的人都快下完了，幾乎都是老外。沒有象媽媽的人。我急了，離開車門跳起來從車窗往裡看，一個熟悉的身影，慈祥的臉龐出現了。我禁不住大叫了一聲“媽媽”！幾乎是同時，媽媽也看見了我，兩行老淚早已奪眶而出，我們全家都涌了過來，大家的淚早已流盡，有的只是興奮，跳躍，歡呼和尖叫！全家人終於擁抱在一起了。媽媽最重的一個箱子裡裝的幾乎全是毛衣。那每一針每一線都牽著我們的心，連著那永遠的感情永久的愛！

又過了很久，媽媽申請我們一家來到美國。治好了兒子的哮喘病。在美國，我們和媽媽住得一直很近，走路只要幾分鐘。媽媽和哥哥嫂嫂住，我們一大家人就都成了哥哥家的常客，為的是多和媽媽親近些。

有一次媽媽病了，我和太太每天下班都先去看媽媽，和媽媽聊聊天，陪媽媽散散步，然後才回家做飯，休息。在公園裡媽媽總愛把我介紹給她的老年朋友們，“這是我的二兒子，又來陪我散步”那份為人母的自豪溢於言表。我們姐弟五個都非常愛媽媽。這也是媽媽最開心的事了。

七月六號是媽媽八十七歲生日，我們衷心地祝媽媽永遠健康！

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