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107国道，一进入大名鼎鼎的“红色亿元村”河南临颍县南街村，就会被无数熟悉但又陌生的标语所包围，这些标语核心思想都是围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让人顿生惶如隔世之感。在南街村主干道宽阔的颖松大道中央转盘处，一座高达10??6米的汉白玉毛主席塑像，至今还在为南街村民挥手指引前进方向，雕像基座上刻着“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赛过神。”村志记载，93年雕像落成时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噙着热泪，激动地朗诵他亲手撰写的碑文：“禾苗生长靠雨露阳光，南街村的兴旺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而且最令这里的老百姓自豪的是“共同富裕”，村民免费住的是全中国农村都罕见的有中央空调的居民小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几乎都享受集体福利。附近其他村的年轻人都以能到南街村打工为“有出息”。这个一支独秀于中原腹地的南街村以八百户农民两千亩耕地，在“班长”王宏斌带领下“玩泥蛋起家，玩面蛋发家”，成长为有方便面、啤酒、调味品、印刷等系列项目颇具规模的产业集团，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一个奇迹。
　　　　　如果你想从老百姓那里寻找答案，问他们南街村经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他们会一脸真诚的说：是学毛泽东思想学出来的。这个答案可以满足一般意义上的猎奇心理，但任何一个受过现代经济管理知识训练的人听了都会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三年自然灾害”弄的饿殍遍野，“文化大革命”搞得家破人亡，不都是学毛泽东思想学得最热闹的时候么？如果要挤去语言的泡沫，最关键的是分析清楚，南街村是如何学毛泽东思想的，或者说他们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名义都做了些什么？笔者的调查也由此展开。
　　
　　“集体主义”与“团队精神”
　　
　　　　　南街村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成就，但和大丘庄不同的是这里的领导干部，普遍保持了朴素亲民的作风，二十一个村委干部一律每月拿250元工资，这个“二百五”象征领导干部吃亏在前的傻子精神和模范带头作用。面对人性中共有的“机会主义”和“败德风险”，在国企领导都要用期权激励来收买才能忠诚服务的年代，南街村的干部何以基本做到坚持一心为公？王宏斌有一句名言“南街村也不是一块净土，南街村的今天是斗出来的”。在这里毛主席的斗争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很受推崇，“斗私会”就是非常典型的形式，一旦有人干了有损集体利益或者公共道德的事，比如出差多报销了发票被揭发，或者在家不孝敬老人，村民组长或者单位干部提出就可以召开，会上当事人站在台前接受大家质问批评，长辈训斥，亲朋好友劝导，让人无地自容，有错误的人还要穿上一种标志参加学习班的黄颜色背心白天从窑场往建筑工地拉砖，晚上住在保留下来的一座破房子里，吃窝头菜汤，忆苦思甜。“让他们丢丢人，想想好日子是咋来的！”不仅普通村民，连村干部都挨过斗，曾有四个村干部，当集体企业效益上台阶以后，“产生了腐化思想”，结果上了“斗私会”，被称作“四人帮”，几次检讨都通不过，不过斗过以后经过一段时间考察“认识提高了”，又恢复了领导岗位。
　　　　　还有各级单位定期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会上干部要带头“脱裤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恨斗私字一闪念。连王宏斌自己都曾在会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检讨自己“心里有鬼”，多年以前“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南街在今天依然把“坚持政治挂帅”作为挂在嘴边的口号，村民定期被组织起来围坐一堂“学毛选”，（“学毛选”在南街村泛指进行政治学习），并规定对于“不重视政治学习”者，“进学习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治病救人”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干涉个人自由的极左风气。但是这些年在北京、上海等地一些外资企业开始流行的“团队拓展训练”非常时髦，笔者也凑巧参加过一回，一个来自台湾的培训师运用音像、灯光、语言暗示等各种手段，诱导参加者在同事面前说出工作中、和团队相处中最让自己尴尬和羞愧的事情，也是不少人一面倾诉一面痛哭流涕。一个是红色年代的革命传统，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新事物，比照起来二者却相应成趣，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版《白鹿原》
　　
　　　　　看过《白鹿原》的人，一定会对中国农村秩序的维持有很深的印象。解读南街村《村规民约》很有意思，在处理颇有一些冷幽默的意味，比如对“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发牢骚，讲怪话”“停止工作，进学习班”；对于“当面不说，会后乱说，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者“公开作检查，直到大家满意为止”，对于“见坏人坏事不敢斗争”，罚“十天内抓坏人坏事30起”；对于“无事生非，戳三捣四，挖苦先进”，“写检查1500份由本人送至各户村民，义务劳动三个月”；对于“搞第二职业”者“停发一切福利，取消建设小社区资格”；对于“触犯法律人员的家属”，“全家停发福利”。这些都是借助农村低流动性熟人社会构成的天然团体，以违背秩序者将被被团体孤立的威胁，维持成员间关系和谐，维护集体凝聚力、战斗力，用现在时髦的词来说就是“团队精神”。而且对于符合这些规范的村民，还用评选“十星文明户”的方式加以褒奖，这种褒奖还直接和福利待遇挂钩。
　　
　　　　　毛主席教育大家，中国“最重要的是要教育农民”。刚到南街村记者惊异地发现，这里村民衣衫俭朴古风存焉，待人热诚，问路都给你认真指点，随便敲开哪一个办公室，都会给你泡一杯热茶，而且都很讲礼貌，时不时还以河南口音冒出两句河南人不大用的敬语，如果中国农村都能这样恐怕快是六亿神州尽舜尧了。后来我拿到一本刚印发村民学习的《“净化思想，规范行为”实施准则》才算是找到一些答案，这本手册里连教育村民该怎么用文雅的语言说话都有详细的规定，“好久不见说：久违”；“赞人见解用：高见”；“等候客人用：恭候”；“中途先走说：失陪”；“求人让道说：借光”，“征求意见说：请指教”……至于其他一些诸如不许“赌博、喝闲酒”；“奇装异服”；“铺张浪费”；“嫌弃老人”；“对子女娇生惯养”的规定，仔细体会其实和儒家哲学的各种人伦规范，诸如仁、爱、义、亲、慈、孝、友、悌等在情感意蕴上并不违背，当然和《白鹿原》里不一样的是在这里一切伦理教育统称“学毛选”。
　　
　　　　　在道德建设领域，南街村人最自豪的口号就是“外圆内方”。具体表现在南街村的业务员出去了，该吃喝的照样吃喝，该拿的回扣照样拿，需要花钱搞攻关的照样搞，但对内帐目必须清楚，可以收红包、礼金但必须上交集体，由集体统一分配。这点破了就是道德上的双重标准，举个极端的例子就好像江湖好汉们出去也打家劫舍、抢压寨夫人不觉得有何不妥，回到山寨里却得论功行赏做得很公道，团伙内部，朋友妻，不可欺。它的来源就是我国传统推己及人，有差等的伦理体系。这么做其实也不是南街村的专利，一些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为了顺应中国国情，也大搞攻关，但其内部财务制度却是非常严格的，其背后的逻辑就是社会风气管不了那么多，但企业内部风气绝对不能马虎。这种对待道德的实用主义态度经不起康德的“绝对命令”来推敲，但却在适应外部环境又避免内部矛盾上非常有效，这一价值观被南街村人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完美结合”。
　　
　　“集权主义”和“现代企业制度”
　　
　　　　　南街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搞“全民皆兵”，把本村和外村来打工的青年组织起来，现有30个民兵连，民兵8000人，其中基干民兵 4500多人，还有一个专职化的民兵独立连，实现“兵工一体，兵农一体，兵商一体”，每天清早伴着广播喇叭里《东方红》、《红梅赞》、《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一类的歌声，一队队身着迷彩服的青年迈着整齐的步伐出来@练，颇为壮观，这令很多参观者啧啧称奇。只要是看过哈耶克大作《通向奴役之路》或者奥维尔的《1984》、《动物农庄》的人，对此情景恐怕会展开很多联想，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不过南街村人普遍认为，经过军事训练的人“素质高”。并爱举一个例子，南街村的一家合资企业，日资方代表一开始提出一个合资条件，就是不对员工搞军事训练。后来发现参加军事训练的员工明显工作效率高，尝到了甜头，主动提出要村里多多组织军事训练。其实仔细体会这里的“素质”并不是指某个年轻人文化程度高低，或者是否具有创造性，而是流水线生产所需要的组织性，纪律性。对于以居安思危名义进行的军事化训练，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洽被忽略，其实这种训练是把在小农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农村青年短时间培训成符合工业化大生产基本要求的产业工人的一条捷径。同时这还产生了一点良性副作用，就是确保了社会治安，这么多民兵整天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走来走去，难怪这里可以做到夜不闭户。
　　
　　　　　目前对于南街村这样的集体经济模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最担忧的一点，高福利背后，对私人财产的牢固控制。南街村居民的收入采用“工资＋福利”的模式，其中工资只是比较小的一部分。他们坚决反对“单干风”，有一句口号是“让南街村富得没有一分钱个人存款。”南街村所有企业在产权上都是集体共同所有。这个“集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有理由有这样或那样的担忧，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少数权势集团以“集体”、“人民”、甚至“国家”的名义，控制进而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而南街村公然逆“包产到户”而行，与大跃进年代不同的是，这不是以国家机器力量强制推进，而是民间的自发行为。南街村也走过包产到户的道路，但效果并不好，很多土地被撂荒，于是早在1986年2月初五，南街村村民委员会发出告示：
　　
　　1不允许把责任田租赁给外村。可提出申请交回村里集体耕种。
　　2交了责任田的农户参加村里组织的集体劳动。
　　3交了土地的农户吃粮由村里配给供应。
　　4农民交地凭自愿，以后想自己耕还可以交申请重新承包。
　　
　　　　　至今为止还没有农民提出要重新申请承包，倒是周围别的村的农民，巴不得把自己承包的土地“并到南街村来”。这些村民之所以出于自愿把土地交给“集体”，本质上的原因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共产主义觉悟”，“毛主席的教导”，而是因为这个“集体”的代理人——“班长”王宏斌，出于各种也许是偶然的原因，恰恰既不是只会听上级指示的庸人，也不是村霸，而是一个敢拍着胸脯和人比良心的大能人。就好像开放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把积蓄交到某位有才干和@守的口碑的职业经理人手中，南街村人相信在王宏斌的监管下这个“集体”，会真正代表广大村民的利益。在经济效益好的时候南街村不搞分红，而是按毛主席的教导 “勒紧裤腰带搞建设”，把肉留在锅里而不捡到碗里，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是一种被村民认可的期权制，牺牲近期消费收入换来远期回报。这种模式之所以不可克隆，是因为王宏斌式的人物在中国广大农村难于被成批量的生产，或者就算有也难于坐到村支部书记的位置上。因而经过几十年的考验，老百姓觉得把“班费”由王宏斌这个“班长”来监管放心，而广大农村的其他村支部书记们却难于做到。这个班长以个人魅力带领大家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但如果抛却意识形态的色彩来看，笔者以为在这一群中原农民身上表现出的勤奋、自律、坚韧、进取的品质，包括讲奉献来加速企业资本积累，其实和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新教伦理”大有暗和之处。新教伦理的节俭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而把生产和获利视为天职的观念成为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文化动力。从背后的思想实质而言可谓理一分殊，月印万川，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也确实可以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并不过时。
　　
　　　　　南街村人把毛泽东思想喊得震天响，但却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原教旨主义者。话语没变但语境变了，更重要的是心境变了。活学活用对南街村人来说是“学毛选”的最高境界，他们善于“托毛改制”，在计划经济阴影还没消退的年代，他们就能从毛选里学出搞市场经济十六字诀“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廉，你廉我转。”用典型的毛式语言，居然也把经济学里企业竞争力的道理给讲透了。
　　
　　托毛改制
　　
　　　　　从以上这些都可以看出南街村人有意无意间，以毛主席的名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来整合各种思想资源和意识形态的努力，让人想起一句流行语“借壳上市”。但在这一过程中，有一段历史被很多人忽略了。和村干部聊天中我得知，毛泽东思想在南街村真正被大讲特讲，并不是开始于文革而是文革以后。那时村里办起砖瓦厂，很快见了效益，集体经济就要上轨道了，但关于下一步该怎么走乡亲们意见很不统一，再加上这里回汉杂处，还有不同宗教信仰的问题。于是村党支部开始讨论用什么来统一思想、教育农民。一开始，甚至有人提出让大家拜佛信教，当然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共产党员不允许信其他宗教，最后决定只能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马列著作都论斤称，不容易看懂，村里没人能说清楚，所以只能信毛泽东思想。广大村民不是搞哲学研究的，记不住那么多复杂的概念，只要告诉他们是毛主席说的就行。一开始是悄悄地搞，主要因为文革刚过，怕被别人告状戴“极左”的帽子。后来看到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有必须坚持马泽东思想并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文字，才抓住了尚方宝剑，开始用高音喇叭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村规规定“不允许佩戴护身符，十字架等迷信类的东西”，但每家每户统一发毛主席像，象关老爷一样香烛供奉，同时每个正式职工统一发毛主席像章佩戴。
　　
　　　　　作为南街村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对毛主席的信仰无疑是真诚的，他们的富裕生活向他们证明了这种信仰能给他们带来福音，就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的描述的“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毛泽东诞辰将至的时候，南街村街头的电子公告牌上，反复地闪烁这各种歌颂毛主席的语言。你可以把南街村这片土地作为一个民间样本来感受在毛领导的年代饱受摧残知识分子群体为代表的精英情感和普通民众在历史价值观上巨大鸿沟。毛泽东所犯的战略性错误，曾使得广大群众深受其害，但在价值观上毛泽东却代表了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情感立场。他为老百姓吃不饱肚子而流泪，以激烈的方式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他批判那时的卫生部长，你的卫生部，干脆就叫城市卫生部，或叫“城市老爷卫生部”。历史的发展总是需要一种平衡的声音，在今天所有这些反而更加凸现出其意义，而深得广大群众的怀念。
　　
　　　　　12月26号这一天，南街村的老百姓将要演样板戏，唱东方红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耗资千万的毛泽东思想纪念塔也快要落成了，这是继摹仿天安门设计的朝阳门之后又一标志性建筑，里面将供奉某书法家手书的全卷《毛选》，那将是一个盛大的日子。这一切都伴随着南街村经济的稳步发展。
　　
　　　　　南街村以后会怎么样很难预料，眼下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南街村的村民们日复一日的在毛泽东思想的语录滋润下红光满面地过着幸福生活，而至今没有一个现任国家领导对南街村模式表过态。
　　
　　　　　也许根本就不需要谁来表这个态，我想起一句老外常说的话：If they feel good，that'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