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演變中脫胎換骨：留學生群體已經從中國社會變革的主導淪為無足輕重的邊緣人

1872年，清政府在洋務派主張下，由容閎倡議並主持，首次分別派出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學，在新英格蘭各地寄宿，學習語言、科學、工程、軍事等。

早期留學生中出現了不少知名人物：如詹天佑（1881年獲耶魯大學哲學學士學位，回國任鐵路工程師，建京張鐵路）、唐紹儀（1881年從哥倫比亞大學退學回國，1912年任民國政府總理）、伍廷芳（1877獲倫敦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17年任民國政府代總理）、顧維鈞（191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1924年任民國政府總理）等。

百多年來，中國留學生一直是知識分子群體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但是，不幸的是，在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動盪中，他們逐漸從早期的政治變革的驅動力和先鋒，被動和主動地被邊緣化，而成為當今最缺乏歷史責任感和道義擔當的一個群體。

【早期留學生的歷史作用（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回顧】

清末留學生：推翻帝制、建立民國、開創共和制。

五四與新文化運動：反封建、啟蒙民主、科學、探索社會主義思想、提倡平等和思想解放。

共產主義運動：建黨、建軍、割據、造反、建立共產國家。

這一時期，留學生是社會變革的原動力和驅動力。

【冷戰與建國後留學生群體的變化（1949—1980年代）】

建國初期：中國派出少量留蘇和留東歐學生，但整體人數和生源都有限，出國前後也都是黨的人，沒毛病，也沒什麼可說的。

冷戰格局：中國封閉，留學活動大幅減少，留學生的社會影響力幾乎消失。

改革開放初期：大量派遣公費和自費生赴美歐日學習科技，但他們的任務是引進科學技術知識，而非政治改革的參與者和行動者。

這一時期，留學生在中國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已經從“歷史參與者”轉向為“科技搬運工”。

【當代留學生群體的邊緣化（1990年代至今）】

人數激增，質量分化：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留學生輸出國，但個人行動與國家命運聯繫稀薄。

政治冷漠：大多數留學生更關注個人學業與生活，對中國政治和社會變革保持距離，缺乏興趣。

麻木與沉默：在國際重大議題、國內重大危機面前，留學生群體聲音微弱甚至幾乎不存在。

幫閒與觀望：一部分人回國進入體制，成為專制機器的技術支持者；另一部分留在海外“不動嘴也不動手”，或者至多是“動嘴不動手”，沉迷於網絡上空談與批評，一晃幾十年就過去了。似乎沒有遺憾，更沒有悲傷，甚至連無奈感都沒有，自娛自樂挺好。

【角色轉換】

現實情況是，留學生的角色，已經從歷史變革大戲的導演和演員，轉換為局外的觀眾。真可謂是“脫胎換骨”了。

【原因分析】

社會環境變化：早期中國積弱多難，留學生自覺肩負民族使命；今日中國雖問題重重，但官方宣傳與個人功利主義讓責任感被稀釋和抽空。

家庭價值觀功利化：由於歷史的傳承，上一代人對孩子的期待，並非培養“公共責任感”或“社會擔當”，而是強調“出人頭地”、“衣食無憂”。留學因此被視為一種經濟投資，花錢送孩子出國，回報是名校學歷、高薪工作、移民機會。在這種家庭教育的導向下，孩子從小接受的不是“服務社會”和“歷史責任”這些東西，因為上一代也不具有這些，而是“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邏輯，因為上一代對這個最熟。

代際冷漠的延續：前輩對“社會責任”的冷漠態度，早早地種植在子女的認知中。子女在海外就更難培養出歷史使命感。這種代際循環，逐漸固化為“傳統”，以致中國家庭教育在價值層面趨於狹隘，只關注個人得失，而非公共利益。

體制管控和收編：海外學生群體被官方控制，真正廣泛而自由的思想交流和有組織的行動空間非常小。

【歷史地位】

很多留學生雖然融入了所在國社會，卻在中國與西方之間，特別在中國的文明和進步發展中找不到他們自己的歷史作用和定位。這個群體，在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流中，是可以“被忽略不計”的一群人。

【結論】

歷史證明，留學生曾是中國現代化與社會變革的重要推動者和精英力量。

而當代留學生從整體上看，已失去了他們應有的歷史責任感和作用，成為了一個沉默的群體。

這種“邊緣化”現象，不僅是個體選擇，也是中國社會結構與政治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

【反思】

未來留學生，是否還能找回知識分子應有的角色，或仍躺平為沒有歷史責任感的技術階層，繼續貢獻於中國歷史的周而往復永無休止的輪迴運動，讓我們的後輩也代代相傳下去？

【悲觀的前景】

如果這種趨勢持續，留學生群體將繼續是一個龐大但空洞的群體：雖然他們擁有潛在的社會影響力，卻因價值觀缺失而自我閹割和選擇缺席。

把留學生群體作為一個抽樣看中國的知識階層整體，還可能意味着，因為同樣的原因，中國的知識階層難以發揮應有的公共作用，以致社會進步仍將遲緩、反覆、迷茫、缺少方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