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前泼水”与 “铡美案”是两个传统剧目。前者又称“买臣休妻”，后者又称“不认前妻”。

“马前泼水”是历史剧，剧中主角朱买臣确有其人，《史记》与《汉书》皆有传记。据史册记载：朱买臣是汉武帝时会稽郡人，砍柴为生，穷困潦倒。其妻奈不住贫贱，将买臣休了再嫁。岂知不久买臣时来运转，见赏于汉武帝，衣锦还乡，出任稽太守。其前妻见之，羞愧自杀。据戏剧的演绎：买臣还乡时与前妻相遇于途，后者遮拦马首，希冀重温旧好。买臣令人持盆泼水于马前，说：倘能将泼在地上的水回收盆中，则可。 成语“复水难收”，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不过，究竟是先有这成语，而后有人据之演绎为戏？还是先有传说，后有成语，最后才有这戏？难说。姑置之，以待高明。“马前泼水”这戏因思想不合时宜，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即遭冷藏，致使朱买臣这人物，如今也鲜为人知。

“铡美案”讲的是穷书生陈世美考中状元，隐瞒已婚的事实，招亲皇室，贵为驸马。其妻秦香莲携带二子进京寻访，陈不仅不认妻子，而且买凶杀妻与子不遂。秦香莲投诉包公，包公不屈于皇权，将陈铡死。“铡美案”虽以宋代历史人物包拯为主角之一，却谈不上是历史剧，因陈世美，秦香莲其人其事皆属子虚乌有。“铡美案”文革前颇受当局顾眷，演出频繁。如今传统戏剧虽然一概式微，而陈世美与秦香莲却有幸进入各种新编通俗小说以及电视连续剧，因而至今仍不失为文化名人。

什么叫“社会稳定”？所谓“社会稳定”，指“能人”能够安于社会的现有秩序。“能人”不等同“精英”，“精英”指业已进入社会上层的“能人”。为什么强调“能人”？因为精英与无能的人都与社会稳定与否无关。前者是既得利益者，自然维护社会现有秩序，唯恐有变。后者一向安于社会的现有秩序，即使心有不甘，充其量不过无病呻吟，或者跟着起哄而已，绝不会奋不顾身，带头造反。

怎么才能令“能人”安分？古今中外，不过二途。或者压制，使之屈服；或者给予机会，令之成为社会精英。不言而喻，前者是下策，后者才是能够长久维持社会稳定的良策。举例而言，欧洲封建社会一味高压，结果好景不长，终于导致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如今也被中共官方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其实不过是欺人之谈，纯粹出于迎合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需要。辛亥革命的口号分明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民族主义。“平均地权”，出自传统儒道“不患贫而患不均”。二者与资产阶级皆无瓜葛。“建立民国”，指推翻“帝制”，“帝制”不等同“封建”。中国封建贵族社会早在两千多年以前，随着非封建，反封建的秦王朝的建立而灭亡。把自秦迄请的“帝制”说成“封建制”，也是出于迎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需要。

中国为什么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因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是一个给予能人以机会的社会，因而并不存在一个受压抑，不造反遂不得翻身的资产阶级，或者任何一个别的阶级。

自秦迄隋，给予能人以机会的途径可以概括为“推荐与选拔”。自隋迄清，给予能人以机会的途径是科举考试。

什么是“推荐与选拔”？大致说来如此：每年县或乡里推选“贤良文学”数人，随“上计吏”至京城接受朝廷的选拔。“贤良”，指德行优秀。“文学”，不是今日之“文学”，指“学问”，“知识”。（这网上有人嘲笑雨菲菲为“弱智”，或以“神”与“相对论”等等作为衡量知识的准则。这些人也许在心中窃笑：什么狗屁知识！一钱不值！不过，这些人怎么看，并不相干。咱这儿不是在探讨科技或宗教，是在探讨社会稳定。只要这些“学问”或“知识”在当时的能人眼中是“学问”，是“知识”，那这些“学问”或“知识”就是如假包换的真知灼见。）所谓“贤良文学”，就是“品学兼优的人”。上计吏可以是一县之长，更多时由县长或县令指派县吏充当。上计吏的主要任务是向朝廷申报地方经济（比如赋税，户口，钱粮），行政与司法（比如重大案件，死刑人数）数据。携带“贤良文学”进京，是上计吏的一项附带任务。随上计吏进京的“贤良文学”，也被称之为“计偕”。用今日的白话来说，就是“同上计吏一起上路的人”的意思。为什么“贤良文学”要与“上计吏”同行？因为推荐与“贤良文学”本是为穷光旦而设的，富贵子弟另有出路。既然是穷光旦，如何负担得起进京的盘缠？作为“上计吏”的随从，可以一路白吃，白喝，白坐公车。如此这般，进京方能成为现实，而不会止于黄粱一梦。“贤良文学”进京之后，可以直接上书天子，也可能被选入太学等待机会。什么是太学？如今没有一个合适的比拟，中央高级党校勉强差近。当然，并非每一个“计偕”都能飞黄腾达，成为社会“精英”。不过，既有这么一条通天之路，“能人”也就大都被收拾得服首贴耳。

“马前泼水”的主角朱买臣，大致说来，就是随上计吏进京的“计偕”。说“大致”，因为根据《汉书》的记载，朱买臣是充当上计吏的“卒”进京的。这儿所谓的“卒”，当指打杂的勤务一类。不过，倘若因此而彻底把朱买臣从“计偕”中除名，则未见其可。因为《汉书》也明确记载他在进京之后即“诣阙上书，待召公车”。所谓“诣阙上书”，就是去朝廷上书天子。所谓“待召公车”，就是在专为接待“贤良文学”而设的公车府等待天子的召见。由此可见，朱买臣绝对不是以一般杂役的身份随上计吏进京的。史称之为“卒”，而不称之为“计偕”，也许是“计偕”有名额限制，而朱买臣不巧未入正选。正式以“贤良文学”的身份随会稽郡上计吏进京的，有朱买臣的穷哥么儿严助。朱买臣后来的腾达，也正得力于严助的推荐。不过，严助虽然也穷，却没有被妻休过，所以，他的发迹，同下文要说的论点无关。否则，咱就可以舍朱买臣而取严助了。

“推荐与选拔”，听起来很理想，实施起来却难以公允。对于这一点，大凡经历过文革中的“推荐与选拔”者，想必都深有体会。有鉴于“推荐与选拔”的弊病，从隋代开始，科举考试取代“推荐与选拔”，成为穷苦能人翻身的途径。什么是科举？知道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咱就不在这儿饶舌了。

奈不住贫贱，虽然不能算“美德”，却也谈不上“缺德”。不信？不妨扪心自问：奈得住么？其实，不用扪心，答案已经显然。奈得住，还会背景离乡往海外跑？因发迹而休妻或者休夫，就个人道德而言，应当是下“奈不住贫贱”一等。不过，至少合法，甚至可以说是在情理之中，所以，也无可厚非。至于像陈世美那样，企图杀妻子以灭口，那就真是禽兽不如了。

不过，咱这儿要说的不是个人道德，是社会稳定。在阶级专政的社会中，富贵者长富贵，贫贱者长贫贱，绝对不会出现因社会地位的变更而出现的婚变。社会的稳定固然并不需要“休妻”或者“休夫”，更不需要“杀妻”或者“杀夫”，然而，“马前泼水”与“铡美案”这类“婚变”，正是给予能人以机会从而实现社会长久稳定的见证。由此观之，“马前泼水”与“铡美案”固然是家庭悲剧，却是社会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