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村里小学是几栋瓦房，据说那是解放时从一大地主家没收而改建的，离家３公里吧。只是村里娃子多，等到俺上小学时，那里已是人满为患啦。

村里没办法，只能让俺村头的三个生产队另找地方。所以，一上学，就到离家２００米的生产队长家。那３０几平方米的房子，容纳３０几个孩子。分三个年级。一个姓王的老师。那老师是初小毕业的本地农民，和家长很熟。俺生平逃学一回，就是在他那儿。那天在外玩，琢磨着该放学了，就跑回家。谁知俺前脚进门，王老师后脚就到。自然少不了父母一顿骂。从此再也不敢啦。

那是农民的房子，没有操场。好在农民的房子前有一大片空地，小孩子就在那里做广播体操。而唯一的球类，就是一个排球了。一个大孩子把球发出来，一帮小孩子在下面抢。后来村里主办广播体操汇报表演，我们这学校还得了“最努力”奖。那是因为我们这些小孩子，动作虽不标准，但很卖力气呢。

四年级就去那“正规”学校上学了。每天来回６－７公里，中午带一包饭。没有朔料盒子，只能两个磁碗扣在一起，用一个毛巾包着。夏天饭菜经常馊了，也只能将就吃。那时，农村开始九年义务教育（５+２+２），村里的校舍实在太小太挤，就另选地，建了几间校舍，俺一进初中，也就搬到了新学校。但老学校已破烂得不行了，村里就和学校商量，村里出钱，买砖，找木匠泥工，但学校负责把砖从砖厂搬回来。这下可好，我们每天上午上学，下午勤工俭学，去４公里之外的砖厂挑砖头。那时俺人小，一次只能挑８块。大同学能对付１２到１６块。老师是２０－３０块。那景况还是挺壮观的－－４公里的乡村路上，几百学生络绎不绝。８块砖，俺还得休息几次才能到学校, 整整一个学期，我们这群“蚂蚁大军”，终于把所需的砖搬回来了。校舍造好了，俺的初中到高中就在这新学校里念完的。

记忆最深的二位老师是教俺数学和语文的。数学老师姓沈。家里成分不好，发配乡下。他是文革前的师专毕业生，数学功底好。别看农民没文化，还是挺会看人地：沈老师是学校唯一能用数学知识解释木匠的全部工具和方法的。他把俺从初中带到高中毕业。只可惜俺当时太小，玩心太大，学得最快，忘得也最快，７８年高考，数学才考了３０几分。不过，俺的数学功底还是他教出来的。

沈老师还在他的房间里建了一个图书馆，几百本小说，俺都读了一遍。什么“艳阳天”，“金光大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现在还能记得的该是“连心锁”，那是一本讲中朝人民抗日的故事。这些为俺后来再读理科帮助不小。

语文老师姓康，是一位泼辣，打扮时髦的城里小姐。一头齐肩的短发，学生私下叫她“狮毛狗”。她是文革中毕业的师专生，比起高中毕业的知青要强多了。不顾家里反对，嫁了位挺有才华的民办教师。这小伙也没辜负她的期望，７８年和俺一起高考，考上大学。后来官拜县政协科协主席。这是后话了。小两口住学校，经常吵架，当然也是学生的笑料。

康老师虽家境好，但对乡下孩子特别同情。她天不怕，地不怕，是村支书见了就躲的人物，帮过不少穷孩子。俺８０年需一张高中没毕业的证明（见“一个乡村孩子的大学之路”），就出自她的手。二十多年了，每次回老家都是要去看看她的。去年回老家，她随女儿进京长住，俺只好电话请安了。这正是：

肩挑肩扛建校房，
乡村孩子读书忙。
一纸证明命运改，
老师恩德怎能忘！

（二００五年六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