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中国大陆，大众的盲目自尊是非常可怕的，不仅以自己仅有的知识来衡量一切，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拒绝提升自己的认知，并且为了自己的贫乏知识不断地举起保卫自己无知的大旗。这是一个令人值得打量的问题，不仅是我们的好奇，还因为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在认识上为这些现象的出现画出一些范围，和它们走向的路径
为什么有一批人欢迎于丹化的《论语》？
他们贫乏的脑海急于吸纳知识造就知识人的商人反应
由于我们的文革和过去的文化意识形态化的原因，中国人的知识贫乏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就是上过大学的人也存在相当多的基本知识的匮乏区，导致他们基本社会价值感稀缺，他们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间的认知有着极大的不足，甚至一批人，缺少基本判明是非的能力。我们说这是饥饿在人文精神上的反应，那么自然的疗法就是极端渴望充实自己干枯的灵魂，这是一个第一次性的精神冲动，这种冲动是有目的而无选择的，只要你有知识，那么不管是贩卖还是抄袭或是乱改胡扯的，他们一律接纳，所谓先填一下肚子。第一冲动几乎处于本能，这就形成了所谓拥有知识人的卖方市场，知识人处于强势。由于知识有限，不可能进行规范教育，知识人就只能以商人的形式出现。他们将知识兑水，将知识分割，将别人的知识抄来，将自己的见解那怕是一知半解来冒充知识，再借以媒体这个店铺，再借以出版这个手段进行规模销售。这样由大众对知识需求的第一冲动，引发了知识商业化的贩卖效应。于丹等人显然是丢了教授的规则，而及时改做起了商人的游戏。
国民对此问题的冲动显示了什么样的意识？
大众对高贵的崇拜形成了中国大陆一个做假高贵的大市场
大众天生有对高贵的渴望，这虽然是封建等级社会的遗留，但也是一种自然追求荣誉的人性。由于我们没有启蒙教育，使得民众比较客易接受君主专制社会中的一些价值观，导致虚荣在社会形成时尚。比如人们希望借用权力的光环，继而渴望对高官或高官子女进行认识和接触，以求将自己分沾一些光彩，再将此光彩扩张给有同样渴望的大众，以抬高自己在大众中的地位。所以一些小学文化的农民，经常冒充高干或高干子女并且可以成功。一方面大众不知真正高干或高于子女究竟是什么行为方式的人，另一方面心理的满足，足以排斥心理的警惕，因为心理太渴望满足于认识这种人，那怕事后发现受骗而都不愿接受受骗的事实。显然，孔孟之道的伟大师表光环，也是大众极需接触的高贵，但是于丹则并不是一个儒学的真正的学术者，但面对大众的崇拜就不得不冒充一回孔子了。其实，那和农民冒充中央领导子女没什么不同，同属给大众做一个虚假的高贵市场，以满足大众虚荣式的对文化的渴望而已。
人们短期对知识的关注是他们需要什么？
大众并非需要真正学问而只需要他们认知内的知识片段
大众虽然渴望知识，但对知识也有相当的恐俱感，此恐俱感来自于自身知识乏困的架构上。一方面需要知识装点自己的知识形象，另一方面又恐俱知识的逻辑性和深刻性。生怕因接触知识反而使自己变得更加一无是处，因为知识需要系统学习，同时要改变自己的学习理念，进而要改变自己由精神改进引起的行为改变。这当然对当今大多数中国成年人来说已经太晚，或他们已不想就此引发人生观和生活方式的大转折，也就是转型成本问题。所以，大众只希望在目前他们可认知的范围内读懂听懂《论语》和类似的学问就行，而这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论语》大众一般认为是另一回事，反正相同认知的人是大多数，只要大家都认定于丹讲的是论语，那就是论语。因为真正讲《论语》则超出了他们的认识和接受范围，他们反而会因听不懂而说这是假的《论语》，而只有于丹化的《论语》他们听得懂，所以，他们只认定于丹化的《论语》是《论语》，而孔子的《论语》反而不是《论语》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自然规则，在普遍空虚的国人心中当然可以产生这种未经生产过的认识，这是当今中国大众的认识现实，也是他们莫大的局限性。
因为国民文化基础点不足只能虚张自己
由大众的知识虚荣引发大众保卫于丹的知识做假
那么为什么许多学术研究者，真正可以讲《论语》的学者站出来讲于丹作假时，那些听了于丹假话的人反而群起保卫于丹呢？这是因为大众他们在保卫他们自己的知识不足而产生的抵抗性的虚荣。由于于丹作假在前，而大众第一冲动的脑海中是一片空白，他们已稳稳地将于丹这种假知识印在了脑海，假知识也是一种知识，而不是随时可丢的塑料袋，所以，大众已认识的假知识就成了大众捍卫的真知识，大众不希望自己辛苦一场得来的知识是假的，同时自尊也不允许他们承认自己无知，接受了假货，这很容易理解。所以，大众在此问题上，首先保卫的是自己的认知范围，他们不允许别人说那个范围很低级，所以，他们又要保卫自己的理解能力，不允许别人说他们听不懂真正的论语，因为他们只有通过于丹，才认为自己已经懂了《论语》。这是大众结构性的集体无知和不自觉。，而非于丹有什么点石成金之术。
不重视知识的早期吸纳导致今天抢吃知识的虚荣暴发
使中国大众急于使自己文化虚火上升并由此产生过剩
寻找知识的来源是精神驱动的结果，而中国大陆许多需恶补知识的人，从基础上就缺乏精神的建造，当发现由于早期对知识的吸纳不足，而匆匆建造的精神，就缺乏主动寻的性，不能正确驱动国人。而中国大众的精神追求在现阶段又只是萌动期，纯属于一种冒险，而非一种成熟的常态。冒险则是一种过度无精神后的自然反弹，有修补的性质而无修复的成功，所以表现为一种低意识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却是一种过剩性，这种过剩我们还没有为它创建出合理的场所来接纳，所以临时性的媒体讲堂成了其宣泄之地。这种临时讲堂的商业功利性不能满足大众对知识的真正需求，所以也不可能平抑这种过剩，到是让这种过剩被于丹类的人用一把商火而大大点燃起来。过剩的无论是资本还是意识或认知，都要呈现出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就造成了中国大陆某一种文化现象的突然升温，但流动的东西都是动态的，它们在某些领域出现后，就会流向另一个地方，造成另种现象发热，而使刚热过的地方迅速变冷。所以一会儿追求易中天，一会儿追求于丹，造成犹如股市般的暴涨和暴跌。但这种过剩和流动是不正常的，它的出现使中国的大众认知或说是国民文化出现了危机，其后果将导致国民性格丧失其匀衡，而走向低级和庸俗，影响国民气质的时尚与高贵感。
综上所述，我认为于丹化的《论语》热象，是一种建立在国民文化差距上的独岛，是一种短期文化认知异化中的异样结果，其是否能继续存在，决定于大众的文化虚荣何时退去。但可以肯定，这种异化和矮化真正知识和学术的类商业行为，决不会成为这个时期的文化价值主流，而只是热销的文化商品，它只是国民认知自觉前的一段奇怪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