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记忆
[ 看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 ] 于2007-10-07 18:43:04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我是1967年出生的，今年满40。文革结束时我虚岁10岁多了，我本来记忆力就不错，加上经常和父母聊天，因此对那个年代自以为有点发言权。

我父母都是东北人，一个是55年参加工作，一个是58年参加工作。因为50年代的大学还是“贵族”才上得起的，所以虽然他们的成绩都不错，但还是上了不要钱的中专（我母亲说的，如果有谁了解那段时期的历史也可以说说）。

父亲算是农民的孩子，母亲家里有点背景，解放前我姥爷是辽阳督学，应该算是学术官僚了。但辽沈战役前辽阳出现粮食饥荒，我母亲全家搬到乡下去了，后来母亲家衰败了，姥爷在那里去世，我的大舅也因为战乱时期缺少医药得了重病，一条腿残废了。

父亲学的是给排水，母亲学的是耐火材料。母亲学校学这个专业的大概30来人，毕业时都是组织分配的，因此去向天南地北的都有，大部分去了钢铁厂，也有的去了设计院，我父母都分到武汉钢铁设计院，在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那时那里叫30街坊，设计院大部分是东北人（很奇怪）所以我们院里即便有本地的孩子，也大多能说一口流利的、带浓郁东北味道的普通话。在我们设计院对面好象是个仪表厂，仪表厂大部分是上海人，我们管他们叫下江人。

设计院主要是为武汉钢铁厂服务，如金相、耐火材料等，但也有很多市政设计方面的科室，如规划、建筑、结构、给排水等等。

设计院有2个办公楼，一个好象是晒图纸的，每天下午都发出很浓很臭的氨水味道。我们家属楼也在大院里，大多为6层楼房，据说是用预制板做的。设计院有一个大花园，里面有篮球场，还有很多乒乓球台。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每天上、下午各有15分钟，大院喇叭会播放广播体操的音乐，大家都停下手里的活做做运动，即使是我们小孩子或者退休的老人，也会随着音乐运动一下。

那时的群众体育运动开展的非常好，我记得有句口号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一到晚上就会有人在篮球场和乒乓球台打球。我一向不喜欢运动，但也会打乒乓球。

有人说那时的人工作经常偷懒，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如何，但在我们设计院至少不是这样的，反而，我觉得父母非常辛苦，他们经常加班。

因为当时的治安非常好，所以父母加班时，我和小朋友会去花园里玩，夏天抓“土狗子”（一种昆虫），冬天玩雪。

我记得父母对工作很在意，也非常努力，几乎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当时的先进工作者没有什么奖金，只是发个写着名字的大茶缸或者毛巾，但他们都非常在乎这个荣誉。

70年代初，因为各地的城市建设步伐加快，设计院的给排水人才缺乏，所以设计院动员大家改行做给排水设计，但有的人怕改行吃亏，最后只有我母亲和另外2个人改了行。我父亲是给排水的权威，所以应该说他是我母亲的师傅。我母亲学东西很快，没有多长时间她就可以独立接大工程了。后来“一米七轧钢”工程的给排水设计就是由我母亲主持的。

我知道当时是文革期间，但没觉得和后来有多大的区别（指的是文革刚结束时，不是现在，现在一切向钱看，区别还是蛮大的），和文革有关的大概就能找到2件事吧。一是我父亲曾带我去汉口开会，我在街边见过一张大字报，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文汇报是谁家的报纸》，呵，我对这个记忆太清楚了，当时父亲和我怎么看报纸，我怎么问父亲都历历在目，好象昨天的事。

还有一件记不大清楚了，因为我当时还太小。我妹妹出生没多久就发现得了小儿麻痹症，当时得这种病的人很多，我们设计院就有2个人瘸了。70年代初国家应该是开始大力推行流行病预防接种了，我记得小时候经常需要打预防针，但据说也有预防失败的，我妹妹就得了这个病。我父亲在文革时是保守派，和造反派政见不合（我父亲说主要是对以前设计院几个领导的评价问题，当时我父亲也是个中层干部），我妹妹刚得病时，我父亲经常要去开会和造反派辩论，所以我母亲要自己带我妹妹去汉口扎针灸，后来我父亲没那么忙了，也经常带我妹妹去看病，非常幸运的是，我妹妹的病治好了，除非跑步，根本看不出她得过小儿麻痹症，这也是为什么我全家都非常信中医的原因。

我记忆非常深的是，那时“单位”的福利非常好，小孩子不大了解其他的福利，只说小的地方。因为武汉夏天很热，经常超过39度，甚至40度，所以夏天最热时设计院是中午11点下班，下午3点上到6点。设计院还会发很多劳保降温食品，如绿豆汤（随便打）、冰糕、西瓜等。冬天过年前会发年糕和腊肠。虽然当时我父母的工资都不高，家里有3个孩子，一个老人（我姥姥），我父亲每个月还要给东北的奶奶、爷爷寄10元钱，但生活过的还不错。不过，在70年代早期，我家的钱几乎全部用来吃了，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但后来（73年后），父母的工资长了几级，我家开始买些当时的大件了，首先是手表，自行车，75年买了照相机，但是是借钱买的，因为我父亲喜欢摄影，所以买了这个奢侈品。

75、76年，非常明显，家里的生活开始好起来，我大爷（父亲的哥哥）和叔叔都长了工资，我们家不用再寄钱回东北，所以我们的衣服也买的勤了点。

说说我上学的事。我小学上的是武汉市红武小学（现在不知道叫什么了，因为我全家80年代就来了广东），离青山食品厂不远。当时我们的早餐都是在外面吃的，武汉的小吃真的非常香，特别是热干面、面窝、桂花糊米酒、欢喜坨、馄饨等等，我记得2两热干面好象是7分钱（不太记得清了），如果没有粮票会贵一点，大概是1毛吧。

上小学时，前几年还是文革期间，我记得我们学习也是非常认真的，特别是数学（可能和我们那里的生源有关系，主要是设计院和仪表厂的子弟，好象都比较重视教育）。我记得我们班有几个是农村子弟（因为那时红钢城在城乡结合部，我们设计院南面好象是洪山公社，不大记得是不是叫这个名字），相比而言他们的成绩会差一点，老师给他们的帮助也会多点。学校还组织“学习互助组”，大家互相帮助。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也是我们设计院的，他学习不认真，上课经常走神，有一次老师批评他，他说他只想做农民，老师很生气，说农民也需要知识，没有知识的农民不是社会主义农村需要的（呵呵，记得太清楚了，他们的神情都历历在目），老师让我和他组成学习小组，不过这个同学太调皮了，我没怎么帮他。

和现在的宣传不同，当时其实也非常重视教育，我小学的数学老师姓刘，一个非常美丽的女性，我记得小学3年纪时，老师让我参加了“数学竞赛小组”（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我经常晚上上到8、9点。我上小学4年纪时（当时文革刚结束）我们班有3个同学跳级了，直接上了48中学，，所以虽然数学学的最好，但因为我偏科，老师不让我参加这个考试。一年后，我考上了武汉市第49中学。

那时的数学课有很多应用题是和农村、工厂有关的，比如计算不规则土地的面积有多少亩、粮食的产量，还有很多是关于工厂的统计题。我们小学还经常有实践课，比如说学农、学工。

我记得从小学2年纪开始，我们每学期就有学浓课了，一学期大概是7到10天，主要是积绿肥，也有去农村插秧的。我记得有次去插秧，我在的那垄地上有坨牛屎，我犹豫着要不要动它，最后还是农村的同学帮我处理了，我才继续插下去的。

上小学3年纪时开始有学工课，不过因为我们还小，主要是参观，后来上中学了（那时文革刚结束，但好象也没什么改变）我们就去校办工厂学工，我车过一个钢管，车的很不好。还自己组装过收音机。组装收音机时，学校要我们交了一点工本费，装好后收音机可以归自己。我记得收音机的外壳是深蓝色的，老师发给我们一个线路版和很多电子元件，然后教我们如何用焊笔，我的收音机装的也很一般，比其他同学差远了，但这个收音机一直用到80年代中，我后来去广州读中学时就是用的这个收音机学英语。

那时的科学氛围我认为比现在浓。我们学校和设计院经常开展中小学生科技活动，我隔壁的孩子做了个太阳能热水器，还有的搞了很多发明，感觉大家学习都比较自觉，有的学生为了搞发明，还自己研究无线电方面的知识。

再说说工农兵学员的问题吧。我母亲带过几个工农兵学员，他们都是下乡后被推荐上的大学，其中有一个现在已经是设计院的领导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他们的肤色，脸蛋红扑扑的，现在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健康的肤色了。

再补充一点，我从小身体不大好，我父母也是不爱运动的，所以从小到大我的体育成绩都很不理想，但和现在的孩子比起来，我可以说得上是健壮。因为我们当时的锻炼真的是全民性的，报纸上有时会批判“锦标主义”，这个被很多人说成是文革的过错之一，但我认为这个批判是对的，看看现在的体育，几乎变成了电视运动、动物园运动。几个运动员在跑在跳，然后几亿人坐在电视前看他们跑跳，这样可以增强人民体质吗？要知道当时我们学校每年都要举办“跑到北京去”的活动（学校把武汉到北京的距离除以我们学校的跑道长度，算出需要跑多少圈，然后每个人都要跑完，当然，主要是靠自觉，我体育这么差，每年也都跑完，要知道这意味着一年跑上千公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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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开点,爱咋咋地吧,没有过不了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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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记忆 [ 看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 2007-10-07 18:43:04 ] 3667字 [ 10/720/5 ]
这是中国人家里的事情 [ 黄家大岭 2007-10-07 19:57:46 ] 0字 [ 0/0/0 ]
补充一点:我们设计院的外国专家 [ 看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 2007-10-07 19:55:29 ] 480字 [ 1/139/0 ]
为什么不在主流媒体大力宣传 [ 难忘家乡玉碧山 2007-10-07 19:43:37 ] 0字 [ 0/2/0 ]
一个很真实的帖 [ 难忘家乡玉碧山 2007-10-07 19:41:45 ] 0字 [ 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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