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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者说(上)
［ 作者：晨明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742 更新时间：2007-7-16 文章录入：xiaoyan ］

2006年6月9日至10日，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小组」（China Study Group）与美国 Monthly Review杂志合办「四十年回顾：重新思考文革的历程和遗产」国际研讨会，于香港城市大学举行，邀请了中国两岸与美洲、亚洲的各地人士与会。文革时为河南大学生造反派的晨明先生在会上发表的这篇论文，深刻阐述了造反派的观点，值得一读。－编者

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尽管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对我们极尽妖魔化之能事、用尽残酷镇压的手段；尽管一些庸人怕谈和厌听“造反”二字，然而，我今天仍为自己是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的造反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就其核心力量来说，是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正确路线的践行者，是二十世纪以来反帝、反官僚资产阶级的英雄战士，是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一翼。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一方面是斯大林犯错误的盖子被揭开，一方面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两方面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在各个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中间，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也引起了真正共产党人的严峻思考。如何正确认识并认真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状况，如何划清敌我，依靠群众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便成为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分析矛盾，自一九五六年开始，领导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历程。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最终完成了对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提出并实践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示了他坚信真理的巨大信心。毛泽东逝世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然而，由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轻言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并且认为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脱离了客观实际，因此失去了论断的真理性。特别是他们领导的另起炉灶的所谓“改革”，其实质不过是用渐进的方法搞垮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

社会主义所有制中的管理权、处分权问题

真理是对客观矛盾的正确揭示，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即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存在这样的矛盾。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基本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引导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斯大林一直未能走出的历史误区。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所有制变更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工农业，已经占到绝对优势，生产数据的所有权绝大多数归人民所有，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正是生产数据公有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然而，所有权并不等于所有制。所有制包括所有权、管理权、处分权。虽然所有权是所有制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性的内容，它必然要求管理权、处分权与其趋向一致，但管理权、处分权对于所有权也具有绝对不可忽视的反作用。搞得不好的话，利用管理权、处分权很容易改变所有权。

由于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受历史条件限制，拥有生产数据所有权的人民还不可能一下子直接把管理权、处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管理权和处分权还不能不暂时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必须分清：一方面，人民选择并拥护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及其派出的管理人员掌握生产数据的管理权和处分权，这是现实条件下保证管理权、处分权与所有权趋向一致的较好选择，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当着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无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的时候，其主导方面也是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产数据的管理权、处分权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还没有解决，它和生产数据公有权是不一致的，是存在矛盾的，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不相适应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中，并不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些人社会地位变化后其政治立场也会发生变化，即便是真正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由于分工和其它方面的原因，也不能百分之百正确表达民意。人民还必须不断地加强监督，逐步参政，最终直接掌握生产数据的管理权、处分权。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所有制问题才真正解决，社会主义才真正建成。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看来，……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所有制还没有解决”，主要就是指生产数据管理权、处分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毛泽东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

生产数据的管理权、处分权掌握在少数管理人员手中，在形式上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范畴，是官僚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温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由生产数据所有权者的人民起来直接加以监督和限制，并逐步创造各方面的条件以促使其消亡。否则，就永远不能消除腐败，实现社会公正。中国新资产阶级理论家提出的“高薪养廉”不过是“腐败有理”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们主张的由一部分管理者监督另一部分管理者的做法，在实践中也已经失败，这些思想和措施都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樊篱。资本主义虽然注重生产数据所有权者监督管理人员，但由于生产数据所有权者利益不一致，也不能有效地制止腐败，实现社会公正。今天，任何社会的健康发展，最终必然沿着毛泽东指出的由大多数人民监政、参政、并直接管理经济、管理上层建筑的方向发展。资本主义不会终结历史，社会主义经历曲折之后还将必然取得更大的胜利。社会分工，在历史上最初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就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已经成为生产资料公有权最大的威胁。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选五卷３２６页）可见，在毛泽东看来，生产数据的管理权、处分权当握在少数人手里，即使是掌握在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手中，也不能自然地同所有权保持一致，其中一部分人还有可能蜕变为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