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而左：刍议“两个时代” |
| 送交者: 邓复辟 2007年07月15日00:00:00 于 [茗香茶语]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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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而左：刍议“两个时代” 顶 荐 ★★★ 右而左
共和国到现在的历史，分为两个大时期：1949年10月-1976年10月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现在。前一个时期叫做毛泽东时代，后一个时期到目前为止都被归为改革开放时代。（本文将围绕这个时间分段展开，该贴可被看作是序言） 两个时期的时间长度基本上相等，两个时期各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成就、不同的缺陷以及种种不同的社会问题，它们是许多截然对立的价值观作用下的产物，这使得将两个时代进行对比，在对比中进行反思, 寻找出更合理的国家发展的道路，成为必要和可能。由于主导这两个时代特色迥异的是同一个共产党，于是，对于两个时期的评价和反思，就主要是围绕着两个领导人展开。 毛泽东被模棱两可的“三七开”，盖棺论定，他引以为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的10年事业，被一纸文件全盘否定。这使得某些对于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具有刻骨仇恨的人，可以在现实里享受充分的自由，对那个时代和毛泽东本人，大肆指责、评论、甚至诬蔑、诋毁，不必担心犯“政治不正确”的错误，更不必担心“政治迫害”。与此同时，由于现在依然是后一个主宰者所主宰的时代的延续，没有人可以对这个时代和他的主宰者进行直接的、正面的、实事求是的评判，任何“不合时宜”的独立思考，都可能犯“政治不正确”的错误, 所谓反思也就流于形式，流于就事论事，只有“素描”，不见“油画”。当然，这只是媒体中表现出来的情形，我相信在媒体之外，有“素描”，更有“油画”，思考、反思一定是深刻的，并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中国前进的思想动力。 略作凝思便不难发现，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有一个思想上的可悲现象：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独立思考被一些人称作奴性，依附权贵的吹牛拍马反被一些人誉为思想独立，有自由民主意识。例如，在网上总能见到一些网友，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回避主体实事，只凭着政治文件和某些当时被打成“地富农反坏右”的人所发的诅咒，就敢做自以为是的批判，而对于当下这个所谓改革开放的时代，却凭着表面的繁华，除偶尔发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外，就一味赞歌、颂歌，就一味烟花、炮竹，唯恐盛世的气球还不够气派，鲜又忠诚的现实批判和坦诚的建言。这些人明明白白一群马匹精：当下的东西，有领导人说好，必也“好”之，过去的事情，有决议说坏，必也“坏”之，十足的奴才相，摇尾乞怜样，却敢给自己贴上民主自由、独立思考、平等博爱、人权福祉之类的标签，给别人戴“个人崇拜”、无知无耻、奴颜婢膝的帽子。再例如，有个名作家，在前一个时代是施害者，荣华富贵，在后一个时代里，声泪俱下作忏悔，保住了荣华富贵，还提议建文革博物馆，沽名钓誉到一个社会良心的桂冠。说这个人是独立思考的，是民主自由的，是没有奴颜婢膝的，是具有社会良心的，打死我，我也不信。这样的人，一方面丢掉人格，拍着现实领导人的马匹，一方面又厚颜无耻给自己搞 几样诸如自由民主，思想独立的帽子戴上。他们是聪明人，但绝对不是自由主义者，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社会主义法制与平等的真正阻力正是来自这些人。 毛泽东从来没有教导我们怎么做聪明人，他只教导我们做“造反”的人，造儒家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官僚主义的反，造美国帝国主义的反，造苏联的反，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中，获得真知灼见。这样被教导出来的人，不需要标榜自己思想独立，意志独立，崇尚自由平等，却实际上是真正具有这样思想的觉悟者，他们从民众中来，为民众发言，即使自己生活无忧无虑，但决不会信口开河，说改革开放使民众获得了许许多多，说这是个太平盛世，说现在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更安定，更安全，更平等，更公平，更少的人死于非命，更多的人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 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没有凝固，依然在流动，并影响着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如果尘封那个时代，浅薄那个时代，甚至简单否定那个时代，那我们就实在太可悲了；正在行进中的这个时代，需要思想源泉，如果思想源泉的提供者，都是靠诅咒前一个时代发家致富，攫取名利，又自我标榜为独立思考的人的话，那我们就更可悲了。
右而左
后一个时代以1989年6月为界，也分为两个时间板块。在1978年到1989年这个时间板块里，主要事件有批判“两个凡是”运动，真理标准讨论运动，平反昭雪（运动），农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城市工业改革厂长负责制（运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89政治风波；从1989到现在，则有邓小平南巡讲话，经济软软着陆，抗击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股份制改造，大型国有企业MBO(运动)，反腐败（运动），学习三个代表(运动)，党员“保先”(运动)。这里凡“运动”二字被括起来，表示没有强调是运动，但实际上还是运动式的。 这样粗粗一列，一个明显的特征跃然纸上，前一个时代由第一板块到第二板块，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经济色彩越来越淡，给历史观察者一个感觉：经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政治运动过多，造成国家贫困和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尤其是大跃进，造成了“经济灾难”，导致了60年前后的大饥荒（事实上后来的许多宣传者也正是这样解说大跃进的直接后果的）；而文化大革命则直接导致了经济彻底崩溃。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在政治挂帅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经济上一无所成。而后一个时代，从第一板块到第二板块，意识形态越来越淡，经济色彩越来越约浓，改革了，开放了，中国与世界接轨，成为了国际大家庭里有影响力的重要成员，中国经济GDP 增长世界之最，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人民没有政治压力，享受着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心情舒畅，生活蒸蒸日上。 但不幸的是，问题好像并不是从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不然，现在的中央领导人也就不必要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试图调和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这个矛盾的表现之一，是公安部公布的近年来，每年出现多达7万多件的群体事件。如果说这只是某些主流学者说的变革中的必然，不可避免，改革带来的阵疼，不必惊慌，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中了这些人想搞垮中国的奸计。 共产党政治学范畴里的“人民”，被别有用心者偷换为生物学物种定义范畴的“人”。他们说人民就是全体人，不分职业，不分阶级，不分民族。这是讹诈，是对人民大众赤裸裸的讹诈。去年，在探讨“以人为本”的话题时，就有不少人搞这种讹诈，说以人为本，不能是以工农联盟下的人民为本，而是要以“全体人”为本，把中央为了缓和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正确概念，恶意进行歪曲，抽空内涵，试图掩盖社会矛盾，否定在这个时代里，人民在主流学者的治国理念里被抛弃的事实。 我在后文里将尝试将这些表面现象下掩盖的东西，发表一些看法，帖子在哪个篇章里卡壳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我就沿着“人民”这个话题，先发表一些应该不会卡壳的看法。 如何看待两个时代下人民及其生存状态、生活水准，生命忍耐和贡献，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两个时代的第一步，是基础，也是反思的目的之一。我很希望自己有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本事，把蒙太奇的手法运用到极致，在用镜头讲述历史时，不必把镜头对准后人对于历史的评价，只需对准历史自己的表现，把观众拉回到历史的纵深，通过时空的交变、场景的切换，让每一位思考者，认清历史的真相，给出自己的历史解释。 人民是谁? 毛泽东在总结了共产党人奋斗成功的经验，检阅了古今中外历史的发展后，得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毛泽东的概念中，人民显然是指由工农商学兵组成的普通的劳动者，不包含对这些普通劳动者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剥削阶级，官僚主义者，贪污腐化分子，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在中国的代理人，以及各种失去了江山而梦想复辟的共产党的敌人。这是个历史沿革的概念，含有明显的共产党至1949年革命成功的经验内涵。 在前一个时代里，人民在理性力量的驱动下，怀抱理想，心系党，心系国家，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全民族的价值代替个人的价值，一个一盘散沙的封建国家因此而被凝聚起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并让集体主义成为它的主导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切身感受到，国家不再是皇帝的狩猎场，不再是有钱人的游乐园，国家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有权做国家的主人。这个觉悟不是自发的，而是毛泽东等人不断灌输下渐渐发生的，是在人民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确在乎她的人民，而不像自古以来的统治者那样，只在乎权贵和富人之后慢慢出现的。随着这个觉悟的发生，我们中国人现代国家意识形成了。 此刻，我或许该把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到东南沿海，摇到西南边陲，摇到东北的黑土地，摇到西北的戈壁沙漠，摇到黄河的岸边，摇到长江的波涛中，摇到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块土地，去看当时的人民如何成为建设者，在一个1949年几乎没有钢铁业，没有汽车制造业，没有其他诸多重要的基础工业，还经历了自1840年以来的百年战乱，真正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了一个让西方列强坐卧不安的现代中国。 在这个建设的浪潮中，我们有了基本健全的全国性铁路网络，我们有了自己的万吨远洋轮，我们有了自己的自卸载重汽车，我们把北大荒变成了大粮仓，把戈壁滩建成了绿洲；几万座水库在大地上躺开，全国性的医疗网络建成，许多的瘟疫消失了，许多的不治之症得到了遏制，人民的生活水平、健康、寿命，相比于1949年前，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鞍钢，武钢，首钢这些大型钢铁企业建成了，直到今天依然是行业的主导；东北的“一重”，四川的“二重”，直到今天还是无法替代的国家支柱型重型机械厂；长春的“一汽”，湖北的“二汽”，直到今天还是汽车工业的龙头。“大小三线建设”第一次系统完成了全国性工业布局，一个工业网络基本建成，使中国工业在那样困难的时期，遍地开花，为中国经济在后一个时代的腾飞，搭建好了发射架，并已经点火。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例，我们无法估量这个钢铁工业基地在今天西部经济中的份量，无法设想没有攀枝花，今天的西南会是怎样。苏拉密网友还写成了成昆铁路建成的系列文章，图文并茂，以最具体的事实，震撼人心的画面，告诉今天的人们，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和她的子弟兵有怎样的意志和决心，是怎样的爱这个国家，爱出了伟大的成就。军事工业的突飞猛进我就不再老调重弹了。我们要记住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和那些在这个伟大的建设年代里付出了青春、理想、热血和生命的人们。如果说那是一个没有建设的年代，经济崩溃了，就是对所有这些建设者的诬蔑、侮辱，对他们惊天动、泣鬼神的伟业的漠视或恶意隐瞒，是对我们民族的不孝。 是什么力量让人民如此不计个人得失，贡献一切？是理想，国家使命感，民族危机感，民族前途的光明感，还有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的无条件信赖。这些都不是物质的力量，都不是来自下半身的欲求，是理性，是人作为人应有的一种精神。在那个时代，政治运动营造的正是这样的精神力量。所以毛泽东敢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敢说：“高贵者最愚蠢，卑微者最聪明”。人民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卑微的，都是弱小的，但组织起来的人民，就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就是比高贵者更聪明、更智慧的强力生命。所以，为了内聚国力，外抗列强，中国最需要自己独特的集体主义，而不是今天一些人，在对西方个人主义一知半解的浅薄认识之下，倡导的个人主义。 为中国赢得世界尊严的是那些地位卑微，但力量无穷、智慧无穷，被毛泽东尊为聪明人加以依靠的人民。谁如果要认识真正的中国人民，只要回到毛泽东的时代里去，做些踏实的研究就可以了。这样的人民是不应该在后一个年底代被当作商品，出卖给有钱人、官僚买办和帝国主义，让他们成为“世界工厂”里生存最艰难的群体的。
右而左
情况真的是“饿死3000万”那么严重吗？科学的数字是可信的，但不幸的是，今 第一段是我上个月与三位刚退休不久的人士闲聊时的对话。他们显然误把浮夸当作了粮食没有增长，甚至减产和无收，因此也都对饿死３０００万，确信无疑。从以上对话中大家可以看出，坚信者的坚信凭的是感性而不是理性，思维逻辑极为混乱，几乎不知道科学的归因论为何物。这不是人群中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 第二段对话是在2002 年左右，有许多人在场的情况下，我和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的一次争论的片断。他本人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全部知识，来自后一个时代各种渠道的宣传，包括许多出口转内销的所谓真相。但他坚决不承认，认为是自己独立思考者的结果。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一直是我的一位年轻的好朋友，每次争论输了，过一段时间就有备而来，每次都是备着自以为无可挑剔的逻辑和证据来，却带着一堆的逻辑不通和矛盾回去。一段时间不和我争论，他就觉得思想空空荡荡，就要请我吃饭，重开战端。我从来没有打算说服他，只希望在争论中彼此修正看法，接近真相。我写这些帖子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大跃进是谈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不可回避的一个焦点，我和许多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交流者，在各种公开的和私下的场合进行了观点的碰撞。这些交流者，为了确立自己是独立思考者，一般都声明自己不相信宣传，只相信自己的思考，但基本都忽视自己明显落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不相信“当下”的各种宣传，一方面，又对“当下”宣传中对于过去的某些不实之词确信无疑，尤其某些宣传出口转内销后，他们更是坚信的不可动摇。我本人对比过许多国产的史料和进口的史料，在大的定性方面其实都是同源。这个饿死3000万就是一个典型。 大跃进的确是违反了经济规律，后来自然灾害造成了饥荒，在一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现象，也是事实。这里的问题是：一，大跃进和当时的自然灾害没有直接联系，二者仅仅是时间上相邻，大跃进在先，自然灾害在后。二者产生过“共振”，使饥荒被一定程度放大是可能的，但不能仅因为时间关联，确立因果关联，在归因时，把大跃进看作是三年自然灾害，进而是大饥荒的原因。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检讨自己的失误时，没有文过饰非，而是真诚反省，甚至默认了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代表党向人民所做出的检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这不表示，天灾对当时的饥荒真就只负有三分的责任。第三，在文革中搞忆苦思甜的时候，的确有贫下中农在给学生忆苦思甜的时候讲到过59-６０年那会儿，跟解放前一样苦。我上小学时就听过这样的忆苦思甜。但这不表示，大跃进是饿死人的直接后果，大跃进没有粮食增产，大跃进在农业上没有取得实际成就。它实际上仅表示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和解放前的战乱一样严重。 有些人可能还怀疑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真的存在，有这样怀疑的人可以去查有关气象科学年鉴。我的老家在湖北，离长江有约４０多公里，是一个丘陵地区，地势比较高，顺山坡向下１０公里左右，有一个大湖（注意，现在许多地方号称的江苏大闸蟹，不少是产自湖北，包括我家乡的这个湖），这个湖有出入口和长江相连。我小时间就听父母讲，那年发大水，洪水倒灌进湖里来，一直淹到我们家门口，许多地方连续三年，颗粒无收，全靠吃国家的返销粮。我的家离长江约４０公里，还是丘陵地区，洪水居然淹到了家门口，这洪水有多大，就不难想象了。这就是我确信当时自然灾害存在的原因。 至于饿死人，至少在我们那个地区是没有大面积发生的。８０年代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思考许多被灌输的东西，非常严肃的问过父母和乡亲，到底当时村里饿死多少人，回答是非常一致和肯定的：三年自然灾害时，饿得真难受，吃观音土，吃进去，拉不出。但饿死人还是没有的事。非常可惜的是，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观音土是什么东西，只知道每次煮饭的时候加一点进去，吃了特别耐饿。我家“传家宝”故事是，有一次从村里食堂分稀饭，父母让大哥去端稀饭回来，大哥在路上摔了一跤，稀饭当了肥料，回家后被父亲臭骂了一通。在那个饥荒的年代，一大盆稀饭意味着什么？我父母每次讲这个故事时，都充满着当时一样的惋惜，但总是引来我们的哈哈大笑。 我二哥是５９年出生的，村里还有好些个５８，５９，６０年出生的，有因为牛痘而死的，没有一个因为饥饿而夭折。河南省信阳是当时饿死人的重灾区，信阳离我们家乡不远，一些人到我们那里讨饭，但没有谁在我们那里饿死，有一些妇女还嫁给了我们那里的男人，到死也没有返回河南。当然，我们那里是个鱼米之乡，可能并不具有饿死人的典型性，但可以作为参考，对３０００万这个数字，提出严重的质疑。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国家的经济调整措施也开始取得良好的效果。大跃进中，毛泽东和全党一同制定指标后，就去干别的了，让别人主持大跃进，把大跃进搞得一塌糊涂，等到毛泽东自己发现问题时，为时已晚。为了保护这个接班人和其他许多执行者，毛泽东只好把几乎所有责任都揽了过来，并成为后一个时代别人攻击他的口实。 经济调整，毛泽东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刘少奇“三自一包”的搞法，而是坚持集体主义的道路，并给了周恩来特别大的权力，协助刘少奇搞调整。结果，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实际只用了2-3年的时间就基本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使刘少奇需要6-8年的悲观预言落了空。 之后大规模饿死人的事情就不再发生了。我真正记事是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那时我们许多孩子总在队里的打谷场玩耍，爬上至少10米高的稻谷垛子上往下滑溜，就像城里孩子玩滑梯那样。队里要交余粮、交生猪，以及交黄豆、绿豆、芝麻之类，国家统购统销，供应城市，到冬季，国家会返销一些粮食给队里，分给各家各户，返销回来的不都是稻谷或大米，还有北方的东西，比如土豆，萝卜。 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土豆的，而且对于北方萝卜的记忆就实在太深刻了。我们当地的萝卜都是圆的，椭圆的，一般鸡蛋大到两个拳头那么大，冬天返销回来的萝卜，碗口那么粗，一尺多长，家里做了吃，跟我们当地的罗布味道一样，我一直不知道吃的是那个像根大梆子的家伙，还以为是自家菜地里的。第二年我们那里的粮食就丰收太多，国家不再返销了，我便一直在记忆里寻找那个大梆子一样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哪里来的，怎么见过一次就再也见不到了。直到1979年读大学到北京，冬天看到北京大街小巷的萝卜，十几年的疑问，才豁然释怀。 随着这根萝卜在我眼前的消失，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的生活就确凿无疑蒸蒸日上，而当这根萝卜在北京被我重新找到的时候，已经是后一个时代的开始。许多善良的人们，怀着希望紧跟时代步伐，但不幸的，一种没有被意识到的危险，悄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演变成抛荒土地、失去土地、下岗、失业、买不起住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等。
右而左
抛出经济崩溃说的直接依据是所谓贫穷。的确，虽然毛泽东时代国家和人民一直在和贫穷奋斗着，但是快要进入第二个时代的时候，国家和人民还没有摆脱贫穷。然而，这个贫穷只是物质的，而且这物质的贫穷不是在科学的对比中显现的，却是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富有作为参照，树立一个非客观的标准，然后指控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搞经济建设，只搞运动，搞出了贫穷。我以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合理的对比参照应该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而不应该是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因为他们虽然也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们之前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完全超出中国可以企及的水平，“二战”只让它们划破了皮肉，没有伤及五脏六腑，日本是这样，美国更是这样，战争真正导致了它的财富的巨大积累和技术水平的一次全面的、巨大的跃升。 在与1949年前的中国对比时，对比的领域应该是整体的国民经济综合体系，而不应该只是老百姓饭碗里的油水有多少这一个指标。自1840以来到1949年，中国先后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在中国境内的一场战争，日本获胜），孙中山反满战争（辛亥革命为终结点），袁世凯复辟之后的“讨袁护法” 战争，军阀混战，日本入侵东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军阀再度混战，日本全面侵华和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仔细数来，还有许多其他的战乱，可以说国无宁日，也没有时间和财力发展国家经济。这样，到了1949年，国家除了原始的农业，和微不足道的一些轻工业外，基本没有像样的制造业，更不用说将军事工业纳入考虑的轻重工业的全国布局，说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一点也不过分。1949年后，中国又经历了一次惨烈的抗美援朝战争，国家再次透支国力( 有人质疑这场战争的意义，纯粹无稽之谈，此处不重复批驳，见我其他文字)。在这样的基础上，历史只给了毛泽东不足28年的时间。28年之后，毛泽东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怎样的工农业体系？那时我们真的很贫穷吗？ 我问过许多人这样一个问题：当你拥有10000块钱的时候，怎么花销？没有几个人，给我具体回答，一般只是哼哈敷衍，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下面要说什么，怕落入逻辑陷阱。然后，我就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假如两个农民各有10000块，聪明的那一个一定用来盖房子，购买气派，让人羡慕不已；智慧的那一个会用来买好的种子，置办好的农具，搞试验田，开发种植技术。如果两个城里人各有10000块，聪明的那一个一定先把西装革履置办起来，耀武扬威，智慧的那一个一定会投入孩子的教育，不在乎别人说他寒酸。毛泽东教导我们，并以独裁的方式，强制我们做了上述两种情况下的第二种选择。所以他的时代依然还显得贫穷。 毛泽东曾有“大仁政”和“小仁政”来阐述他的经济建设战略，向他的同僚解释为什么要先工业，后农业，先重工业，后轻工业。而且他并没有机械的执行自己的大仁政战略，而是有理、有利、有节，在基本照顾到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这就是所谓的票证供应—的前提下，把节约下来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刀刃上。在当时中国几乎一切的财富积累只能依靠土地，依靠农业产出的情况下，向土地，向农业要钢铁工业，汽车工业，武器制造业（包括核武器），卫星通信业，航空航天业，等等，是何等的艰难。这可不就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伟大壮举么？这个月，也揽下来了，这个鳖也给捉住了。 对于毛泽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这个做法，我曾在一个帖子里给了一个说法：在自由和面包之间，毛泽东先取自由，后取面包。他知道自由取得后，即使面包被剥夺，自己也可以制造出来。而先取面包，后取自由的话，自由取不到，最后面包也必然被剥夺。时至今日，毛泽东的选择依然在被严重质疑。质疑的重要依据就是这个毛泽东时代的贫穷。 打开祖国的地图，我们会看到，黄河流经兰州后没有直接向东，而是往上向北，在甘肃、内蒙古、陕西三省境内，拐了一个大弯，折回到河南之后，才又再次向东，直入山东，奔渤海而去。这是一个硕大无朋的问号，似乎是黄河这伟大的母亲无奈的朝着苍天质问她的子孙：你们为何如此不肖，总让我发着怒吼？ 1976年9月毛泽东时代画上了句号。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这两年时间，是共和国历史上两个时代的连接点，也是在共和国历史上画下的一个同样硕大无朋的大问号。不过这个问号的含义却不是那么清晰，是问共和国向何处去，还是在再次发问“湘赣红旗子到底能打多久”，不得而知，即使是嗅觉最灵敏的知识精英们，当时也无法做出解读。但共和国的脚步没有就此止步，却是迈开霍家“迷宗拳”式的步法，摸着石头往河里走去。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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