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朱大可

2008年1月7日 星期一

李安拍了一部令人“不安”的电影，那就是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色戒》，它引发大陆民族主义者的口水示威狂潮。数千万个恶骂帖子堆积在互联网上，形成庞大的暴力话语泡沫。它们来自愤怒的平民大众。但这丝毫不妨碍另一阶层前往香港观摩其未删节版。一个流行的说法宣称，在2007年末，中国人只剩下两种重要的事务，那就是炒股和去香港看《色戒》。该时尚居然变成了某种身份标记——它是反叛的，表达了对文化专制的蔑视，同时也是炫耀财富的，因为这种境外旅行需要高收入的支撑。在情色大片的两边，分别伫立着怒气冲天的平民大众和欢天喜地的时尚新贵。这种破裂的文化图景，正是中国各阶层价值对抗的标志。

在大批判和大狂欢的双重语境里，《色戒》的解读变得异常困难起来。任何评估都将成为一种道德罪恶——不是跟汉奸为伍，就是与体制同谋。政治伦理的狂热情绪，已经变成了炽热的视觉火焰，它要焚毁掉基本的评判理性。《色戒》评判的另一个难点，在于我们只能观看被广电总局阉割达12分钟的版本。面对这种专制的删节，任何电影分析都是无效的。所幸的是，一个月后大陆出现了台湾版的盗版光碟，其删节长度为四分钟，主要针对其间的暴力镜头，虽然比港版更糟，却比大陆版更好。这个偷渡海峡的半衰版，暂时成了我们从事电影解读的唯一依据。

我们被告知，色戒的轴心就是情色。王佳芝是西施式的情色间谍，以色相引诱易先生，为政治谋杀提供情报，却被对手在床帏上征服，在关键时刻提示其逃亡，导致整个刺杀计划破产。故事的逻辑关键在于床帏。究竟是怎样非凡的性爱或情欲，导致了一个女人的背叛？李安宣称，所有的答案都在床戏之中。

在三段床戏里，干瘦的易先生跟王佳芝发育不全的身体形成奇怪的对称。他们是一对动物式伴侣，无法引发我们对于美妙身体的憧憬。第一次的强暴和兽奸，第二次的教科书式的图谱造型，第三次的激烈射精，三者在动物性上极其相似，没有获得升华和递进的契机。第一次和第三次之间的唯一差异，在于易先生放弃了粗野的举止，转而变得温存起来，如此而已。

《色戒》床戏只出现了两个隐喻镜头，首先是王用枕头堵住易的眼睛，这可能暗示王害怕易看穿她的本相，而另一个隐喻，则是室外警卫和狼狗站岗的插入画面。毫无疑问，狼狗是易先生的象征，却只能暗示男人的性本能，不能完成情感的诗意升华。这隐喻是错误的引导，完全偏离导演的主旨。除此之外，长达8分钟的床戏，没有出现更多的精神性修辞：它既没有杂耍蒙太奇的“阐释”，也没有诗意的特写，更没有互相缱绻的温情。尽管面对日常生活场景，李安显示了把握历史细节的卓越能力，但在性爱的造型话语方面，他甚至比印度和越南等亚洲导演更为贫乏。

女间谍和他的对手就此展开了一场纵欲的狂欢，他们的身体被摄影机赤裸裸剥开，肆意炫示着乳房、臀部到阴毛和睾丸之类的身体杂碎。除了表演者是著名戏子以外，这些床戏跟港台劣质A片没有什么区别。《色戒》的性本能是低俗的，王和易，俨然是嫖客和妓女之间的粗鄙关系。

这种纯粹的性欲能够支撑王佳芝的背弃吗？毫无疑问，它在逻辑上是可疑的，除非李安蓄意要把她塑造成某种性欲狂。但我们却在床戏以外的场合无法得到验证。购买五克拉钻石的场面，充满情欲和政治信念之间的暧昧冲突。在王的复杂眼神里，我们可以读出微妙的情意。但这情意并未出现在做爱的现场，以致那些嚣张的床戏镜头，沦为一堆冗余的废物。除了能够吸引有观淫癖的观众之外，它根本无法推进叙事的逻辑。

这种失控导致了《色戒》身体叙事的断裂。那些造型猥琐的性交场面，不足以把色情游戏推向它的反面，也就是推向李安期待的背叛。浪费了十几分钟的床戏篇幅，却没有建立情欲和背叛的因果链索。在那些历史讲述的精细布景中，李安陷身于他难以驾驭的困局。这是易先生和王佳芝的挫败，更是导演李安的挫败。

在李安的身体叙事背后，隐藏着一种无处可逃的黑暗，在枪毙王佳芝时，它涌现在爱国者所面对的无限深渊里。屠杀场面是用于点题的，揭示着人性的极度阴郁。这种黑暗性不仅存在于易下令枪毙王的细节之中，而且渗透于野兽般的做爱、关于捕杀爱国者的血腥谈论、残酷的拷打、以及逃出咖啡馆的歇斯底里举止等等，甚至扩散到了张爱玲式的麻将桌上。在太太政治的权力空间，女人的纤手、暴露在旗袍外的玉臂和大腿、卷曲的烫发、头饰和钻石指环和无聊的家常絮语，都散发出冷漠无情的气息。正是这巨大的黑暗锁住了李安，令其无法完成对情欲及其暧昧性的题写。

《色戒》第四个失败者是张爱玲女士。作为电影脚本的原始蓝本，时尚女作家暴露了小说叙事方面的严重弱点。她甚至连完整转述历史的能力都不具备。整部小说混乱、破碎、和苍白无力。它的唯一好处就是设定了一张恒久的牌桌，那是太太多边政治的轴心。一篇三流小说，为一部二流电影提供了叙事起点。

本片的最大失败者无疑是广电总局。它以父亲般的粗暴方式，腰斩了《色戒》的床戏镜头。一方面拒绝对电影实施暴力和情色分级，一方面却要捍卫国家主义叙事的纯洁性，这种可笑的管理模式加剧了电影市场的混乱。中国民众不是幼儿园孩童，广电总局用红布蒙上他们的眼睛，只能引出适得其反的后果：它不仅激怒了观众，而且激发普遍的猎奇心理，由此煽起香港旅游的狂潮。而李安则应当向广电总局高声致谢，因为正是它提供的意识形态剪刀，掩饰了影片的情色马脚。

作者朱大可，祖籍福建武平（客家），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朱大可是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当时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其范围包括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和大众文化等。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理性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执著，使其在中国文化界产生广泛影响。

朱大可撰稿的专题记录片《郑和》（120分钟），2007年10月由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在黄金时段播出，打破本土纪录片在该台播放的零纪录状态。

凤凰卫视旗下的《凤凰生活》杂志2006年9月号，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全球华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朱大可代表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话语转型》、《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主编，大型文化年鉴，已出中文版五卷，日文版四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