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雇主的反工会行动

电台成立伊始，就不断有职工希望建立工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绝大部分来自专制国家的亚洲人对美国的工会并没有多少概念，甚至还有人到公司人事部门去打听该怎么组织工会，完全不清楚人事部门代表的是资方。所以，虽然有不少雇员谈论成立工会，但是七年来却连初步组织工会的举动都没有出现过。

自从有记者被裁减后，越来越多的亚裔雇员开始认真考虑成立工会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在美国该怎么成立工会，绝大多数人心中并没有数。也难怪亚裔雇员弄不清楚。他们过去关于组织工会的经验，基本上不是由国家来一手操办，就是由资方来操纵。谁想成立独立工会，就要冒坐牢的风险。美国固然有组织工会的自由，但是在国家不干预、资方也不帮忙的情况下，雇员该怎么去组织工会呢？

有人开始向我咨询这方面的问题。我的专业方向是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也研究过西方工会的历史，比多数亚裔雇员更加了解美国工会的情形。但是，我从来没有具体参与过任何工会事务，所以也就只能从一般的历史角度回答。我告诉他们，美国的工会继承了英国十九世纪工会的传统，具有相当强的行会性质。每个行业都有一个或者数个自己的工会，而每个公司的工会可以加入一个大工会成为分支，也可以独立成为一个与资方协商谈判的集体。通常，大工会都有相当良好的援助系统，而许多行业性的大工会也是美国最大的劳工团体劳联-产联的成员。加入大工会必须缴会费，但是大工会也能够提供法律服务，而且在出现劳资纠纷时能够加以经济上的援手。我还向他们介绍了一些相关的书籍与工会方面的权威研究人员。不过，我的知识也就是到此为止了。

也许这点信息帮了员工一些忙，也许他们还有其它的资讯来源，总之，有心组织工会的员工找到了美国通讯业工人协会（CWA，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了自由亚洲工会的组织工作。通讯业工会是美国顶尖的大工会之一，许多著名大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有线电视新闻等单位里面都有该工会的分会。

在我看来，在对待工会的态度上，自由亚洲与其它私人机构应该有所区别。既然电台每天都对亚洲听众传播民主自由的信息，通过各种报道和评论节目告诉听众，雇员组织工会的权利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在推动人权民主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那么轮到自己的雇员组织工会的时候，尽管管理层不见得高兴，但总不至于明目张胆地反对吧。要反对的化，岂不是在给自己掌嘴么？所以当组里有人向我透露雇员正在认真考虑组织工会时，我觉得有责任应该让管理层有个思想准备，因此便主动找到了人事部门的主管，将工会的事情告诉了他。

这位人事主管当时就紧张起来。他绷着脸对我说：

“让我马上和公司的律师商量。我们得及时想办法制止他们。”

他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用纳税人的钱请律师去制止职工行使合法权利？这里面的逻辑我说什么也想不通。也许，这只是那位行伍出身的人事主管的个人意愿？

一月十六日，自由亚洲正式通知所有属于管理阶层的人员去参加由公司律师举办的反工会培训。看来，台里的高层的确要大动干戈来制止工会了。这令我非常吃惊。

为了缩小工会组织的范围，公司将所有编辑、技术部门带班的头头全部都算作管理人员，尽管这些人除了具体安排工作之外什么权力也没有。这么一算，公司里大概四分之一的人都被划到了管理阶层之内。既然人那么多，培训也只好分数次进行。这样一来，按小时计算的律师费用也就大大上升了。

来的律师是两位白人男子，属于这一带比较有名的一个律师行。培训一开始，律师们就明确声称，自由亚洲的立场是坚决反对在台里成立工会，因为工会“将在自由亚洲及其雇员之间制造壁垒，”从而损害电台的灵活性与创造性并且可能带来罢工。的确，这种“灵活性与创造性”一直让电台的一些高层管理个人受益匪浅。如果我们要仿照美国之音那类国家机构的方式，或者按照私人公司的利润原则进行严格管理，高层人员根本没有那么多机会去灵活而富于创造性地去营私舞弊。

我忍不住打断了律师的话，问他这种反工会的说法是否也是自由亚洲的编辑立场。

律师说：“当然不是。这是对本台雇员组织工会的立场。”

“也就是说，我们对听众说的是一回事，自己做的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反问。

在场的一位台长亲信立即回答：“中国的情况和美国不一样。中国没有自由工会，而美国的工人利益已经受到了全面的法律保护。”

“这正是中国政府在四九年以后说的，美国有资本家，所以需要工会；而中国工人的利益已经由共产党代表了，所以用不着自由工会了。”我反驳说。

律师撇开我，继续往下说：

“你们每个人对必须自由亚洲怀有勿容置疑的忠诚。”

往下，律师们开始一点一点教给大家怎么对雇员宣传工会的坏处，包括说“工会只顾自己而不是雇员的利益”、“工会破坏人际关系”、“工会让雇员破费”、“工会不公平、影响效率”、“自由亚洲是公平的雇主”、“工会说法无法兑现”等等。

这中间出现了非常可笑的一幕。当律师说到“自由亚洲是公平的好雇主”时，我反问：“你怎么知道？”

律师回答说：“因为他们对我非常好。”

我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拿到律师执照的。

最后，律师们要我们对雇员说，任何人敢于参加罢工就有可能被开除。而在罢工的情况下，电台绝对不会向雇员妥协，而是要马上雇人顶替罢工者，并且通过将节目用合同包出去的办法来保持正常广播。

这番话真让我气坏了。这些律师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些什么。于是我质问他们：

“你们这种方式对待超级市场的罢工也许管用，但是搬到自由亚洲来就是废话。你们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培养一个好的主持人、好的记者吗？要我去对下面的人这么说，简直就是拿我的信誉开玩笑。要说你们自己说去。”

生气之下，我在培训结束之后给广播部门的亚裔主管们发了一份长长的电子邮件，指出员工组织工会的根本原因在于待遇不公，因为电台的高层管理在推行类似于殖民统治的政策。干活的都是亚裔，掌权和拿高薪的绝大部分是既不懂广播业务也不懂亚洲事务的非亚裔。我说，电台高层反工会的言辞和指示违反了我的原则、信念、良知，我无法遵命。

后来，在电台一再发动的反工会的攻势中，我从来没有按照上面的意旨去“劝告”自己部的员工。这大约就是电台高层指责我“不服从上司”的最早由来。而我们部也是各个部门雇员中最倾向于支持工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