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雇员与雇主之争

二零零三年二月中下旬，华盛顿连续出现了两场罕见的暴风雪，积雪最深时达到将近两米。电台的高层选择在这个时候开始了猛烈的反工会攻势。

按照三十年代通过的国家劳工关系法，雇员如果申请成立工会，就必须由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监督进行无记名投票。只有在票数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工会才能够开始组织。而在投票之前，工会组织着必须征集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雇员签名。在许多地方，这个过程都需要一、两年，雇主也就能够有充分时间展开反工会的行动。

电台在培训过管理人员之后，台长就将他最宠用的政府公关主任提拔为“雇员总管”（chief of staff），由她带领着总编、副总编、人事主管、公司律师一批人，召集各个部门的员工分头开会，告诉雇员不要投票赞成工会。这通常是工会组织者最难过的一关，因为雇主可以利用上班时间来展开宣传，而外来的工会组织者根本无权走进单位大门。如果他们进来，雇主就有权出动警卫甚至报告警察来将他们赶出去。内部的组织者也不许利用工作时间来进行组织活动。大多数地方组织工会的努力在这期间就会半途而废。

二月二十一日，轮到我们部开会了。

十点半开始的会议计划要进行半个小时。首先说话的是总编。他对我们尴尬地笑了笑，之后期期艾艾地开了口。他首先承认自己在当记者的几十年里一直是工会会员，之后说：

“管理层反对在电台建立工会。工会对电台没有好处。我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时也曾经是工会会员，每个月要叫五十元会费，对我什么好处也没有。当时我之所以加入工会，是迫于来自比我资深的记者的压力。”

新上任的雇员总管跟着傲慢地开了口。她重复了一遍中国需要工会，美国不需要的话，然后指着亚裔雇员说：

“雇员们根本不了解工会的情况。工会不会给你们全面的信息。我们希望你们掌握全部事实。入工会要缴会费。你们必须首先问清楚要交多少会费。我希望你们能够有选择的自由。在这个会之前，我们已经和六个组开了会，发现竟然几乎没有人知道有关会费的事”。

底下的雇员们都在相互递眼色。这人怎么把我们当傻瓜了？当时在座的几位同仁就是工会组织者，他们早就将会费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每一个人。

后来我们听说，当雇员总管在藏语组重复这番话时，一位曾经在达赖喇嘛流亡政府中当过议员的记者站起来说：

“这是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需要工会的服务，当然就要交会费。”

大家开始七嘴八舌，纷纷批评电台高层对亚裔广播记者不公平，用人不当，管理无效率等等。一位著名作家出身的记者概括了大家的想法，他说：

“我相信民主制度，相信我们每日对听众宣扬的民主价值观。工会是美国工人阶级十九世纪以来斗争的结果。我要引述当初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话：当我们认为自由太多的时候，自由就已经死亡了。所以，我支持工会。”

“雇员总管”从来没有和亚裔雇员认真说过话，没想到这帮人这么伶牙俐齿，一下子慌了神。她只好推诿说，台长已经作了改进工作的安排了。等台长回来一定会有改进。于是有人又质问：公司高层已经在位六年，工作一直没有改进，凭什么雇员现在应该相信他们的话不去建立工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最后，当工资的问题被提出来时，会场内的状况几近白热。正好这时，下面等着开会的柬埔寨组的人进来了，算是给高层们解了围。

其他各部门的情况也不比我们部好。多数参加会议的高层平日和亚裔雇员并不怎么打交道，万万没想到一些平日看上去低眉顺眼的人竟然敢于公开批评他们。技术部门闹得最凶。台长的秘书也作为高层的一员参加了这个部门的会议。听到各种抱怨之后，老太太站起来，几乎是热泪盈眶地对大家扳着指头逐条地数台长的功劳，并且信誓旦旦地说：

“台长一定会改进我们的管理！”

在座许多人这时心里都在嘀咕：“他们究竟知不知道问题正是出在台长身上呢？”

几天之后，台长的秘书给全台发了一个电邮，历数了台长的贡献之后说：

“台长经常笑着将我称为电台的母亲。我知道，你们中许多人和我一样，明白在这个困难的二零零三年能够有个舒服的工作是多么幸运。”

这不仅是无耻，简直就是威胁。看到电邮后，我苦笑着，无可奈何地对组里的人说：

“瞧，我们有这样的母亲，还有台长那样的父亲，怪不得这地方长得如此丑陋了。”

由老板们组织的这种“劝说会”在一般情况下对于阻止工会的成立非常有效，但是在电台却不灵光。台长重用的“雇员总管”等人对亚裔的文化和心理完全不了解，亚裔职工多数对这些人平日游手好闲外加溜须拍马的一套作风极为反感，再加上有人从互联网上下载了公司的退税表，发现这些没事做的闲人竟然拿着十一、二万美元的工资，就对他们更没有了尊重，更不把他们的话当做一回事了。况且，这些人虽然占据着高位，但是平时真正的管理工作却要依靠各个广播和技术部门的管理人员来做。多数的亚裔广播记者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甚至往往见面连招呼都不打。既然如此，到这个时候“雇员总管”下来狐假虎威当然不会有什么作用。

眼见“雇员总管”不起作用，台长只好亲自出马，到各个部门去劝说。殊不知，多数亚裔雇员似乎横下了一条心，许多人甚至别着工会的徽章去开会，让台长很是下不来台。

“劝说”看上去作用不大，管理层于是诉诸法律武器。

五月一日，组里有两人请假。一问之下，原来是通讯工会和电台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有听证。电台高层对劳工关系委员会表示，亚裔雇员中有相当一部分英文理解能力很差，根本无法了解工会有什么作用，自己又有什么权利。工会在投票前必须将文件翻译成各种语言。这一做法，目的是拖延投票日期，争取更多的时间去压制成立工会的要求。为了向委员会证明亚裔雇员英文不好，台里让藏语组和韩国组两名雇员出庭作证。

后来我听到场的工会组织者描述，台里根本没有向这两名雇员说明让他们出庭的目的。按说，既然出庭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羞辱这两名雇员，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不懂英文的丑，那么起码从道义上讲也应该通知本人才是。

被挑出来作证的两名雇员，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男性。谁都知道，上了一定年纪的人移民美国从头学英文，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智力有问题，更不等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否则，在移民日益增加的美国，选举岂不是应该先将各种有关的法律与权利条文都译作世界各地一百多种语言了么？

出庭的藏语组雇员在藏人中是个很受尊敬的学者，但是只能听懂简单的英文。根据在场的人后来描述，公司的律师以平时说话的速度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并且很快地向他出示了劳工关系委员会关于选举的单张，问他是否看得懂。结果自然是让这位倒霉的雇员大为难堪。

不过，另一位韩国组雇员的表现则出乎公司律师的意料之外。和许多亚裔一样，这位雇员的英文属于能读能听但不大能说的那类。所以，当公司律师看到他能够完整地读出有关选举的通知时，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作为来自外国的移民，我和所有亚裔移民雇员一样，都必须不断地克服语言文化障碍。这是个漫长的、甚至要延续我们余下的整个生命的过程。记得我刚刚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尽管英文托福分考得很好，但是到了课堂上依然有百分之七十五没听懂。在美国同学眼里，我们这些亚洲学生未免显得有点智力低下。电台高层眼里看亚洲人，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其实，这些亚裔移民，经历过专制、动乱、战争、流血，不少人在独裁制度下失去了亲人，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美国。这些平日不声不响的雇员里，有许多那些国家中顶尖的人才和出类拔萃的学者。相形之下，那帮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会凭借权力作威作福的高层才真是智力低下。

公司提出了证据，工会自然也不示弱。工会律师提出的一个最有力的反驳，就是公司的工作语言是英文。公司的招聘广告、招聘考试、雇佣合同、职工手册，所有工作文件、职工守则、培训材料，以及高层以公司或个人名义发出的电子邮件，统统都是英文，哪怕是再重要的文件也从来没有给雇员提供过任何翻译。而且，在许多重要的文件上，包括合同和职工手册，职工都必须签名承认，他们一字一句地读过该文件。既然公司以英文为工作语言，工会又有什么理由不能以英文为工作语言呢？

尽管公司的律师再三企图回避这个事实，但是负责听证的法官显然被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服了。之后，工会又提出了两位自己的证人，其中一位来自藏语部。

藏语部作证的就是那位在流亡政府中当过议员的同事。不用说，在印度长大的他英文不仅通顺流畅，而且还相当漂亮。当他用了一个不常见的字“Proximity”的时候，法官不禁说：

“先生，你用的一些英文词汇连我都不懂。”

在听证会之后几天，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裁决工会胜诉。

虽然是小小的胜利，但亚裔雇员们感到扬眉吐气。过去，也有亚裔雇员和公司上法庭打官司或者向媒体投诉。可是亚裔移民毕竟掌握的资源有限，无法和拿着纳税人数千万的钱、控制着二百多人的饭碗、在国会有靠山、在媒体有关系的公司高层对峙。这次亚裔雇员有了强大的工会做后盾，顿时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

公司觉得大丢面子。台长于是给全体职工发了个电子邮件，反过来指控劳工关系委员会的裁决是不顾电台亚裔雇员的利益。台里的高层同时在职工中散布，说公司早就有意给广播部门的人加薪，但目前由于正在组织工会，公司按照法律无法这样做，否则就有破坏工会的嫌疑。

这时候才想到亚裔的利益？太晚了！

广播部门工会的组织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工会与公司谈判，结果将投票日定在五月二十八日。投票将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