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服从上司”

在电台高层与亚裔雇员的对峙中，亚裔的广播部门主管处在相当困难的位置。有限的资源越来越多地被高层人员挪用，广播部门的人员地位下降，导致亚裔雇员的不满日益加剧，种种因素严重地影响到了整个电台的广播质量。广播部门的亚裔主管在这种情况下成了夹心饼，一面为高层管理不善及其傲慢与偏见生气，一面又担心广播质量下降，影响到电台的声誉。对于高层来说，我们是他们看不起的亚洲人，对于普通雇员来说，我们又属于直接管理他们的负责人，实在是非常不讨好。

尽管如此，越南组主管阮博士的辞职还是在亚裔部门主管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

阮的辞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这位学者虽然已经年届六十七岁，但是比台长还是年轻了八、九岁，在我们这个长寿的年代里，他还正是年富力强。况且，从一开始越南组就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其中充满了他的心血。从电台的角度考虑，阮无论是在越南国内、海外移民、以及美国国会里关心越南的议员中都很有影响。他的离去，对电台无疑是极大的损失。这些年来，阮一直是语言部门主管里面最受尊敬的人物，是个具有亲和力的长者。他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通晓十六种语言，在亚洲文化上有深厚的修养。他不仅学富五车，而且永远是个谦谦君子，热心帮助所有人。在处理与高层的关系问题上，他经常劝告大家忍耐，不要作出过激的行为。

阮辞职的消息传出后，亚裔主管们在五月二十日专门开了一场会，大家都急急忙忙七嘴八舌地向阮询问原因。阮说，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越来越无法集中精神工作，因为在工作的同时必须还要用一半的精力去对付来自高层的压力。

电台在在大约二零零一年左右请来一名白人当总制作，不过谁也弄不清这人过去到底有什么新闻与电台广播经验。总制作在很大程度上要懂得制作技术，但是她却连最基本的技术知识都一窍不通。虽然如此，却很知道如何对亚裔雇员指手画脚。一次，有个播音记者被她在后面指点得不耐烦了，站起来请她具体指教。结果，她一到机器面前便傻了眼。

别的做不了，台里就让她参与主持节目抽查。谁都知道，批评别人是最讨好不过的活计，自己要去做就困难了。这位对亚洲连东南西北都弄不清的女士，尝了一段欺负人的甜头之后，日益跋扈起来。她的办公室在四楼，和东南亚四个语种以及维吾尔语在一起，于是她开始轮流到四楼各个组去挑主管们的毛病。偏偏赶上那里越南、柬埔寨等几个组的主管脾气都比较温和，她把这两个组的主管欺负得抬不起头来。后来，在没有征求过任何亚裔主管的意见的情况下，台长又在两个月前将她提拔为副总编。当时，亚裔主管曾经集体写下一份抗议备忘录，指出这种做法违反了公平就业法，导致雇员与电台离心离德。阮就是这份备忘录的起草人。

台长对亚裔主管的意见嗤之以鼻，照旧提升了他的人。这位副主编一向对越南组的广播内容横挑鼻子竖挑眼，而且不断设法挑动组里的个别人跟阮过不去。如今她成了阮顶头上司，以后阮的工作恐怕就会更困难。

说到这里，高棉语组的主管不断摇头。他对这位副主编的专横霸道体会最深。一年多以来，这位对柬埔寨事务毫无经验的白人一直在对他的工作横加干预，甚至不通知主管就将他手下的人派到外面去出差。在柬埔寨大选的重要关头，这位女士根本不与他商量，便一手把持了所有关于竞选的安排，根本不让他参与，而且还大言不惭地对技术部门的人宣称，高棉主管没有能力主持大的新闻，有要事无需经过主管，直接去找她就行。有好几次，这位主管都想辞职或者去告状，但是作为刚来不久的新移民，他甚至没有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所以也只好忍气吞声，不敢轻举妄动。

迫使阮辞职的还有台长和他最亲信的总务副台长。总务副台长因为成日家无所事事，台长就将培训广播记者的差事交了给他，也不管他本人一天广播记者都没当过。这位副台长既然管了培训，也就借着机会到世界各地的电台，看看别人的培训计划。在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他认识了一位在那里工作过、合同期满正要离开的越南人。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副台长立即将他雇来担任越南组的培训 。这培训是合同工，但人家希望转正。有了这点私心，在副台长让他汇报越南组内的情况时，他便开始定期向上打小报告，将越南组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台里高层也就根据这些汇报，让越南组更改节目方针，这让越南组的人，尤其是阮非常为难。

所有这一切，让阮觉得高层在他脖子上套的绳索越拉越紧，最后他不得不决定辞职。他说，他已经通知了台长，从七月一日开始正式离职。

都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亚裔主管们在此情此景下出了愤怒之外，也共同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连阮这样好脾气的长者都被逼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谁知道哪一天同样的事情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决定给台长直接发一份备忘录，要求他立即向我们就台里这种工作方式作出解释。

离开饭店时，亚裔主管们开玩笑说，这回“土著”要联合起来了。

“土著”（ indigenous）正是当年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称呼。用殖民者来比拟电台的高层，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我们这些亚裔主管，就如同当年殖民者从本地人中录用的官员一样。具体管理的工作都是我们来做，因为他们做不了；但大权在握的他们，对我们既没有信任，也没有尊重。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些“土著”尽管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但是我们的肤色和我们的口音就是歧视我们的理由。他们如果有一点历史知识，也会明白土著造反只是时间问题。

可惜，电台的高层偏偏连这点知识也没有。

亚裔主管联合提交的备忘录在列举了高层的上述做法之后指出：既然总编对阮的工作评价一直很高，为什么要采取一些列办法使得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以至于不得不辞职？考虑到阮在越南的影响，他的辞职必定会在媒体造成一定影响，甚至有可能惊动国会。我们要求台里采取措施挽留阮。最后，我们要求台长必须在五月二十九日之前给我们以答复。

这听起来有点最后通牒的味道。我私下忖度，台长恐怕不会咽下这口气。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台长的秘书通知各个语言部门的主管三点钟开会。会前，就在这个关口，整个公司的人都收到了台长送来的电子邮件，简单几句宣布了阮博士辞职的消息，之后附上了阮的辞职信。毕竟是东方学者，阮的这封信写得非常客气，里面充满了对电台的感谢，而且说明自己辞职之后要致力于研究与著述。如果仅仅从信中看，似乎他的辞职完全是个人原因，与电台管理毫无关系。台长于是利用了这种东方式的礼貌来将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

三点钟，语言部主管与台长之间的开会，会议室中弥漫着双方之间的敌意。大家表示希望电台挽留阮，台长却冷淡地说：

“我又没有解雇他，是他自己辞职的。”

台长大概也想缓和一下气氛，于是补充说：

“你们在座各位的工作都是有保障的，我保证不会有问题。”

我于是问台长，为什么要允许像那位白人副主编一类的人来欺负我们。我又问：

“为什么台里提升高层以及大幅度长工资都没有亚洲人的份？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种族不对？”

台长反驳说：

“你们也可以去申请那些工作呀。”

“为什么我从来看不见有广告？”我反问。

台长不理我。这时，维吾尔组的主管说话了。这老兄口齿不够伶俐，一着急就有可能说错话。这次又把话给说错了：

“就辞职这件事... ”慌乱之下，他将阮博士的名字说成了台长的名字。

话音没落，在座的主管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我想，他们中希望台长辞职的恐怕不只一个人。

因此我就给加了一句：

“你想得美！”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台长的脸色顿时铁青，但碍于那么多人在座，终于勉强地挤出了一点笑容。

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我出发到英国度假。一早上我就收拾好了行李，只等下午到机场去。

上飞机之前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电台里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令我心神不宁。田台高层这些年来的种种胡作非为，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我所热爱的广播事业。我觉得，阮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实在不值得。再三考虑，我给所有亚裔语言部门主管发了一个电子邮件。

“各位同事：或许我应该将你们称为各为兄弟姐妹，因为在这些年里，我们之间的确已经发展出了手足情谊。这是我要对阮大哥说的话：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高层也许觉得他们不需要你，但是我们需要，你组里的人需要，你的听众更需要！因为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将节目带给听众的人，才代表电台，而不是那些攻击你的人。他们连你的人民是怎么样的人都搞不清楚。”

我接下来对他们说了一下最近组里的一些工会积极分子受到的威胁，之后写道：

“坦白地说，我根本不害怕他们的威胁。我们都曾经生活在专制国家里，饱经殖民统治、独裁、战争、流血、动乱的痛苦。对于我们广播的地区，我们的知识与经验是那些所谓高层完全无法比拟的。但是有时我觉得，所有这些经历与痛苦让我们比那些自我膨胀的小人更宽容。当我们被他们欺侮、威胁、歧视的时候，我们往往放过他们。我经常会想，起码他们没有X党领导那么糟糕。也许这只能就制度而不是就个人而言。这里的民主和法制使得他们无法象专制者那样行事。要是他们在共产党制度下有那些权力的话...

“最近几年以来，我日益得出结论，就是电台的管理层与美国社会在背道而驰。美国之所以伟大，在于多元文化、在于宽容、在于公平。电台的高层却根本不是这样。台长昨天在和我们组的人开会时，竟然说出亚洲人都要知道别人的工资，这不是美国公司的做法这种话。我当时就表示了抗议。这番话反映了他的思维。我相信，美国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人们一直与种族主义、非正义、歧视、专制作斗争。现在美国已经是我的祖国了。我欠下了美国许许多多，包括我的教育，我的生活，特别是我的自由。我有责任为美国、为推动美国前进而斗争。如果我必须要为改进我们的广播，为改变电台的歧视政策而斗争的话，我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

“兄弟姐妹们，让我们为我们原来的和现在的祖国而作这场斗争。愿上帝保佑美国，也保佑亚洲。”

我不是受洗的基督徒，也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宗教团体。对于我来说，上帝代表一种信念，一种人类相信社会进步、相信正义最终将战胜邪恶的信念。我并不认为电台的高层就是些邪恶势力，他们实在也没有那种代表邪恶势力所需要的魄力。他们中一些人，不过是有了点权力就沾沾自喜，以权谋私到忘乎所以地步的小人而已。不过，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邪恶势力正是以这样的小人为社会基础才有机会得逞一时。

我将这封信用电子邮件发了出去，殊不知却被电台高层截了去。原来电台设了个全体语言部门主管的邮箱，我们之间多年以来一直用这个邮箱相互通信，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但是，那位新提升的副总编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要求将自己加入了这个集体邮箱的名单之中。

拿到这封信之后，电台高层就以为有了将我解职的证据。于是，就趁着我在英国度假期间向我发出了解职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