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先打上国会山

工会的投票早已在五月二十八日进行。参加投票的比例大大出乎电台高层的预料：广播部门百分之九十六的职工投了票。要知道，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还不到百分之五十。电台工会组织人员的工作的确做得出色。现在，只等在海外出差的三名雇员的票寄到，就可以点票了。

六月二十日，好不容易到了开票的日子。开票的时间定在上午十一点。

十一点十五分，我给一位工会的组织者打电话，回答是还没有结果。台里所有人都在翘首仰望，但是一直等到下午人们才接到了通知：七十七比三十七，工会赢了，而且是超过三分之二的压倒多数。

有些工会组织者感到失望。他们觉得，既然几乎百分之百的职工都对高层不满，为什么工会的得票率不是百分之九十？

我对他们说：“这是美国。选总统也就只需要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选票。超过三分之二都能修改宪法了。这里可没有三千比零。”

考虑到组织工会的雇员分散在说九种语言的九个部门，而且公司动用了各种资源去压制工会，这可是来之不易的大胜利。

不过，尽管在投票上工会取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台里的高层却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失败。在工会点票之后需要有一个星期时间等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认可。电台在时限的最后一刻提出了上诉，理由仍然是说大批雇员英文不好，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所以要求委员会推翻投票结果。

雇员们都被公司的做法气坏了。许多可能私下投了反对票的职工，在这种情况下纷纷转而支持工会。结果，在几天之内正式签名加入工会的人已经远远超过了投赞成票的人数。同时，工会的组织者还征集了八十三位参加投票的雇员的个人签名，向台长无视员工意愿的做法提出了抗议。

在点票四个星期之后，到七月十八日，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正式认可了电台广播雇员的工会。工会总算是正式成立了。在压制工会的过程中，电台高层花费了纳税人的几十万美元。

工会成立之后，开始就工资和劳动条件与雇主展开集体谈判。就在谈判还没有结果的时候，我们部的雇员忽然接到电台高层的通知，说是下个财政年度整个我原来主管的那个部将被取消，全体雇员都要被解雇，理由是我们部缺少听众。其实，听众抽样调查表明，我们部的听众与人口比例要高于多个语种。况且，在无法进行大规模实地调查的情况下，哪个语种都没法了解真正的听众数量。工会的组织者认为，这显然是高层对我们部的报复。

从后来发现的各种证据看，台长认为雇员闹工会都是我一个人在挑动的，我下面的人也积极地跟着我闹。天理良心，我可不敢冒领这个功劳。我们部的确有几位工会的积极分子，他们在工会组织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是，除了给予他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之外，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会的组织活动。毕竟，无论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我也是属于管理层的一员。台长之所以将这个功劳强加给我，大概不过是因为他从来看不起下面的亚裔雇员，觉得他们根本不懂得美国社会的运作方式，本应该对赏给他们一碗饭吃的电台高层管理人员特别是台长感恩道德。如果没有我这么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挑唆，工会是闹不起来的。台长可能以为，将我踢走后再砍掉整个部，跟他作对的工会也就自然作鸟兽散了。

听到这个消息，正在忙着找工作面试的我当即怒火中烧。对于我来说，被电台解雇，无非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另外再找工作就是了。一下子狠心解雇整个部，根本不顾那里的不少员工上有老下有小，一时间找到合适的工作不容易，这实在是专横跋扈到了没有天理的地步。

难道美国真没有讲理的地方？我不相信。电台属于国际广播委员会管，委员会则直接向国会负责。国会却是选民的代表。一定要找国会。

说起来，到国会去做游说我还真有一些经验。一九九零和九一两年，国会讨论是否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表示支持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认为那对中国的未来尤其重要。很快，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找到了我，安排我到参众两院作证，并且与许多议员作了私下交谈。据委员会认为，对华最惠国待遇之所以能够保下来，这些游说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电台的工会组织者，我联系上了通讯工会的国会工作部门。为了准备好到国会去陈情，我暂时放下了找工作的努力，整理了一批有关我们部广播与听众情况的材料，送交到了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负责给国际广播拨款的部门。毕竟，钱是从国会来的，如果国会下令不得砍我们部，电台也没有办法。

通讯工会出动了他们最好的专业国会说客以及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和我一起到国会去游说。我们和拨款委员会中的几位人士进行了长谈，特别是为负责监督国际广播的国会人员详细介绍了我们部的工作以及广播的重要性。很快，我们便得到了令人欣慰的允诺：拨款委员会将要求国际广播理事会保留下这个部。

我将这个消息转告给一些电台的同事，大家半信半疑，都在捏着一把汗。

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就国际广播进行公开听证。代表广播部门出面作证的，是国际广播委员会主席汤林逊以及该委员会的委员帕特斯。

在听证举行前夕，我又到拨款委员会去确认，听证会上一定会讨论关于我们部的问题。我实在害怕他们贵人多忘事。

听证进行到大约两个小时的时候，在场的人们都以为快要结束了，这时，台上的拨款委员会主席沃尔夫冷不防地提出了关键的问题：

“计划砍自由亚洲的广播？”

这问题一下子让广播委员会的人愣住了。沃尔夫议员接着列举了我们提供的大量事实，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不希望砍。”

广播委员会的人大概根本没想到拨款委员会主席会注意到这么个细节，因此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慌忙之下，汤林逊解释说，他们打算将款项挪用去对巴基斯坦进行广播，因为那里是反恐的重要地区。荒唐的是，电台根本就没有对巴基斯坦的节目。

沃尔夫议员根本就不予理睬，说：“我们要继续这个广播，是不是？”

汤林逊愣了三秒钟，之后赶紧点头：“是！”他接着尴尬地笑着附和：“我也希望这样！”

沃尔夫议员正要说话，却被急于解释的汤林逊打断了。“我非常感激您提出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非常困难的选择。我们要找钱去做反恐的广播。”

另一位广播委员会的人帕特斯看见势头不对，赶紧接过了话茬说：“其实作出那个决定，每个人都很不舒服。恢复却令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高兴。”

就这样，我们部保存了下来。台长召集部里的人开会，冷冷地对雇员说，这不过是延缓一年而已。言下之意，就是警告雇员别高兴太早。

不过，一年后不得不离开电台的不是我们部的雇员，而是台长和他的一大批亲信。这就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