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背后找个靠山

我面临着工作上何去何从的决定。

在这个时候我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找工作，那里的雇主肯定不会支持我继续告状。无论如何，天下的雇主都不愿意雇用一个有可能给自己找麻烦的雇员。许多好心的朋友劝告说，还是顾自己的前途要紧，不要为了争口气弄到连饭碗都没有的地步。这种情况下与一个大机构作对，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对方有钱有势，又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新的雇主都会先去电台打听我的情况。如果我继续上告，他们私下里几句话就会断送我所有的机会。

我仔细想了很长时间。的确，凭我的学历、能力、人际关系，找到个收入不错的工作并不算过于困难，但是，就这样放弃争取公平的努力，向种族主义与民族歧视低头，却实在是违背了我的信念，也不是我的性格。我从小就有着湖南人倔强的脾气，无论什么总要一竿子到底认死理，吃了多少亏也改不了。人说性格就是命运，至此我也只好认命了。我知道，如果就此放弃，不管以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不管收入和地位有多高，我永远会在内心深处怀有负罪感，永远会带着一种逃兵样的感觉。

可是，公平就业委员会的结论似乎遥遥无期。我越来越明白，政府部门不能指望，只有自己去上法庭。可是如果我自己去找律师打官司，就更不能够没有工作和收入。一个普通的律师收费至少二百五十美元，好的律师则要三百五十至五百美元。即便是以打完官司后分成的办法收费的律师，也要先收取至少一万五千美元的预备金。因此，对于我来说最理想的是找到这样一个新的工作单位，不但能够给我固定的收入，还会支持、起码不反对我继续去告状。因此，当美国最大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招聘从事中国问题的人的时候，这个工作成了我的首选。

回过头来看，到劳工运动里工作是我一生中作出的最聪明的选择之一。在这里，我了解到了美国政治、社会、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周围有许许多多毕生为争取美国和国际劳工权利而努力的同事，同时我争取公道的努力得到了周围同事整个组织道义上的全力支持。同时，我也认识了一批这个国家中最优秀、最有经验、最富于理想和同情心的劳工律师。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律师的帮助，我才最终得以将电台的案件告上法庭。

专门替雇员打官司的劳工律师是一批非常特别的人物。他们中相当大比例的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是各种社会运动尤其是劳工和人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参与的过程中对劳工法律产生的兴趣，最终把这当成了职业。这些律师往往愿意与客户达成案件终结之后分成而不是按小时收费的协议。这样，律师也要承担案件失败的风险，而且不会像大公司的律师那样，对案件能拖就拖，以增加收费小时。不过，以这种方式收费的律师良莠不齐，除了一些特别有名的律师行之外，客户通常不容易分清楚优秀的和糟糕的律师。这时，有懂行的人帮忙分析并进行介绍，就成为案件是否成功的关键。

在劳工律师们的帮助下，华盛顿两个相当著名的律师行中四位资深律师决定一起联手来打这个官司。

在我看来，这么个阵容的律师队伍实在有点牛刀杀鸡的意思。但是，电台的台长早就公开宣布过，随便雇员告到哪里他都不在乎，也决不会作半点让步。也许，必须有压倒性的力量才能让他正眼瞧一下我们亚裔。

当然，我和律师行达成的是打完官司后分成的协议。如果官司输了，律师一分钱收不到。赢了官司律师按比例提成。因此，律师行无论出动多少人，对最终收费都没有影响。这几位律师各有所长：有人精通相关法律，有人对案件细节了如指掌，有人善于作出全面安排，有人擅长如何与对手讨价还价。这是劳工和种族歧视案件的“梦之队”。有了这样的支持，作为雇员的我终于可以在法律上和雇主平起平坐了：随便拖多久，随便打上哪个法庭，只要雇主不赔偿，我就奉陪到底。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圣诞节之前几天，我的律师将我的诉状递进了法院，并雇了专人将书面文件送到了原来的台长家里，通知他成了被告。

“这下你让他的圣诞节没法好好过了，”我的律师贝蒂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