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重温被审讯的经历

四月十日上午九点，我和我的两位律师按时来到了代表电台的侯根—哈得逊的办公室。律师行里一老一少两位律师、一位法庭记录员已经在等我们了。台长作为被告也在座。

看见我，台长竟然假模假样地走过来，双手拍着我的肩膀居高临下地说：

“完了之后不要生气呀。”（No hard feelings after this, all right?）

我没有回答，心想看看到底最后谁会生气。

对方的确很傲慢。看他们的架势，一副漫不经心、对我们爱理不理的样子，是认定了用不了几个回合就能把我打垮。他们大概觉得，我们这些亚洲移民逆来顺受惯了，经不住吓唬。骄兵必败，等着瞧。

一开始，对方果然摆出了气势汹汹的阵势。法庭记录员负责让我宣誓，绝不说假话。宣誓过后，电台的律师又加上一句，说：

“你要是敢说假话，就要负法律责任，知道吗？”

我回答道：

“真话我还担心不够时间说呢，哪里有空去想假话。”

这让律师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不仅不害怕，还要回嘴。他更没有预料到的是，我从年青时起就天不怕地不怕，跟上级顶嘴出了名。七十年代的时候连我的专案组的人都被气得够呛。况且别看是移民，在美国呆了那么多年之后，我用英文顶嘴的本事决不亚于用中文。就这一下子，他的气焰突然下去了一截。

问过了姓名、年龄、经历等等基本的问题之后，公司的律师从文件夹里拿出了几张复印的材料。他和台长得意地对看了一眼，慢条斯理地拿起着几张纸，装模作样地看了二十秒钟，之后提出了这么个问题：

“你是否曾经接受过Ian Buruma的采访？”

Buruma是一位著名的荷兰籍作家。他曾经在《纽约客》杂志和他自己的书里写到过我。

“是。”我回答。

律师脸上一副得意的神色，看样子是要对我进行致命的一击。

“书里面这样引用你：‘我们成长的时候，在那个制度下被教导去毫无羞耻地撒谎，根本不要任何原则就可以去违心地说话。’这是否就是对你自己的描述？”

这就是他们的致命杀手锏？简直太可笑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应道：

“当然不是。我就是因为拒绝按照那样去做当年才被关到牢里去的呀。”

律师被这突如其来的回答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得意洋洋的脸盘一下子蔫了下去。如果我本来还因为不知对方底细有点紧张的话，这一下就完全放松了——我怀疑，这律师恐怕是在二五眼糊弄事，他引用我的话完全是断章取义，连那段话的上下文都没有看过，甚至没搞清楚我的个人背景，否则怎么会提出如此糟糕的问题还沾沾自喜？电台在这人身上几百美元一小时花得真是冤枉。

开始后不久，我就发现了律师问话的一个诀窍。他总是试图在我话说到一半的时候打断，可是如果过后读起记录，却像是我已经说完了一个整句子。比如：

“你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电台台长这个人，对吗？”

这时候，我无论是回答是或者不是，将来在法庭上他都可以用来反对我。如果我承认不喜欢这个人，那么我与他的冲突就是我个人意气，老板有权开除一个不喜欢他、不与他合作的管理人员。而如果我说不是，那么我已经在过去的言论中留下了不少我讨厌他的证据，结果就会成为我在法庭记录上撒谎。提出这个问题的要害，就是只让我给一个是或者否的回答，而不给我时间去解释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人的原因。这是我的律师们早就警告过的。

明白了这其中的诡计，我就这样回答：

“以下三个原因让我不喜欢他。首先，下列证据证明他公开歧视亚洲人……；第二，……；第三，……”

“三个原因”这样的说法一出去，对方只要不让我讲完这三个原因，我的律师就可以指责他们切断证词。我一面作长长的回答，尽量将种族歧视的事实缓慢而有条有理地一遍又一遍重复，而且在他可能切断我的地方哪怕是语法不通也要加上连词。一旦他切断我，这些连词都会出现在法庭记录上，证明是他断章取义，不让我讲完话。有时我还故意在连词后面停顿一下，看他拿我怎么办。这时哪怕他吭了一声，也会被记录下来，那就成他打断我了。

看着对面的律师急得屁股在椅子上来回挪动，我暗地里有几分高兴，却也依旧不急不慢地将简单的事实说了许多遍。不就是看谁熬得过谁，看谁先沉不住气吗，我等了这么长时间，才有机会当面告诉那个台长，他如何以种族主义的态度来歧视亚裔雇员，而且法律规定他还不能回嘴，我高兴得很，才不生气、不着急呢。而且，对方两个律师加上一个法庭记录员，诉讼费以每小时上千美元的速度在增长，我这边却毫无损失，这回看看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律师用了各种方式，将我是否与台长个人不和的问题重复了许多遍，期待我在不耐烦之后给他一个简单的是或者否的回答，或者对他发脾气。我也就不厌其烦，将同样的事实重复了许多遍。有几次他中间打断我，说：“这些话你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的律师也毫不留情，马上反击说：“你的问题也早已问过了！”

于是，我又将事实重复一遍。

说到底，电台台长及其亲信也好，他的律师也好，实在对我们这样的人也太缺乏了解了。当年被关起来的时候，被审讯可是每天的功课，弄不好还要连续被审好几天，每天十来个小时，动不动就被审讯人员断喝一声“老实交待”，更不用说被拉到台上去批斗了。那可真称得上是“学习班”。被审了无数场、斗了好几场之后，像我这样性格火爆的人也没了脾气。现在对面这个律师还不敢对我太不客气，我自己又有两个律师坐在身边保驾，当年耀武扬威的台长现在只能老老实实地闭上嘴，坐在那里听我不断地说亚裔雇员如何反感他的种族主义做法，如何认为他和他手下那几员爱将既腐败又无能。看着这老头气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觉得着实替电台里常年被欺负的亚裔雇员出了口气。所以，律师越是显出不耐烦，我在那里说得就越高兴。

律师拿出了我那份电子邮件（他们认为那是我捣乱的最确凿证据），问道：

“你说他们（电台高层）不像专制者，对吗？”

“不是。我说制度不允许他们那么专制。”我回答。

“那么他们并不专制了？”他大概是想让我承认高层管理们不专制，这样他接下来就可以说是我在无理取闹。

“不对，他们很专制，但这是美国，他们没有绝对专制那样的权力。”我才不上当呢。

“那你的邮件是不是说得不对，因为他们并不像专制者？”

“他们不过是没法像专制政权那样夺去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命。”

律师几乎绝望了，说：

“他们没有杀过人，对吗？”

“但愿没有。”我的回答有点半开玩笑。

我都几乎能听见坐在对面的台长将牙齿咬得咯咯响。

律师只好将话题转开：

“你为什么说电台管理层与美国背道而驰？”

这我可有发挥的机会了。

“我对美国的理解是，这是个有法制、有公正，人人平等的国家。这个国家给了像我这样的移民以种种机会。我认为，任何将人分作等级并且不给一些特定的人群以机会，就是与美国精神背道而驰。”

按照法律，对方的律师每天只能够问上七个小时。如果还没问完，或者经过被讯问一方的许可继续延长，或者另外再 找时间。如果先被讯问的一方同意延长时间，对方也必须给予相应的许可。也就是说，电台的律师一天内讯问我十个小时，我的律师也可以在一天内讯问台长十个小时。有来有往，彼此公平。

快到七小时的时候，对方律师要求延长。我的律师叫停，问我该怎么办。

“我正说得高兴呢。让他们随便延长。十八个小时也没有关系，只要他们顶得住。你们如果需要，可以轮流去休息。”

我的两位律师开怀大笑，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客户，竟然追着对方去盘问自己。

到了第十小时的时候，我还在高高兴兴地来回说着电台种族歧视、高层管理腐败无能、以及反工会的事情，对方却有点顶不住了。坐在我对面的公司律师，脸上一副疲劳和无奈的神色。他身边的台长却是脸色铁青。而另外一位年轻的黑人女律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总是一副极为感兴趣的样子。结果，到了晚上八点时讯问只好停止。

我的两位律师板着脸和我一起走进电梯，门刚一关上，两人的脸上板不住了，立即放声大笑。

“打了几十年官司，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趣的讯问。”贝蒂说。

“今天他们可是碰上被审讯的老将了，活该他们倒霉。”我笑着对他们讲述了当年在中国文革期间当“反革命”被几十个人车轮盘问的历史。律师们吃了一大惊，没想到我竟然还有这么点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