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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好出才子，也好出无赖，江浙一带更是人杰地灵，耀宗得很。但经考据，“江南才子”乃后人作为，古时仍以资产、爵位称之。比如《徐霞客游记》的徐霞客的老太爷徐经就因巨富弄了个“金榜题名”。再比如一天到晚“娘西屁”的介石君。我想他也可能是因为想文化一把把唐伯虎的“天地感动金石开，证佛登仙如芥拾。”搬了来。
你是疯儿，我是傻，提起笔儿就“文化”，这就是江浙人的“文化”本性，也是余秋雨的二流文化。
书上说余秋雨少聪颖，学时就有才子风貌，后来看其端坐青歌赛评委席，捏着嗓子，掐着兰花指说话，才知道他是个学戏曲的。就像他在《笛声何处》里说的那样：我去给那里的学生讲课时，文化苦旅还没在那里出版，所以给那里的印象是个昆曲研究员。天哪，如此不要脸的人跳楼深感不安。果不其然，时隔不久，他果真就成了文化的“权威”，文化的“大师”。真是时无英雄，使得竖子成名。
余秋雨的文化是拣来的，也是信口开河来的，是自己在厕所拿着草纸憋出来的。所以他说别人是“伪精英架势”时，被海那边的人骂是“骚手掼胯”。他说“地震是一种文明”时，又被岸这边的愤青说是“文学的败类”。其实，在青歌赛上为自己的错字强词夺理时，我就已经认定他是个“文字的败类”。至于文学，可能是他的一厢情愿，也可能是一种商业的需要。就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町人阶层一样，在月光下媾和得如此完美。
区区一本《文化苦旅》被无数无知的“文化”追随者弄得声名大躁，这是时代的悲哀，我们无须辩解什么，至少从任何角度去看这本书，都称不上“文化佳肴”。遇见枯树就感慨，遇见大海就景仰，遇见沙漠就冒水，遇见农舍灯光就思春，时不时还弄几个吉普塞女郎来开一会洋荤，过过嘴瘾，这是我对余秋雨最最原始的看法，一本文化苦旅下来，你会发现他在怀才不遇，他在自命清高。这是中国自诩文人的通病。所以从另一个角度，余秋雨的二流文化来源其病态心理。
综观余秋雨的二流文化可以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戏子终成夙愿！
想当年一心盼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赏尽长安花”的唐解元（唐伯虎），怎么料到却以“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被后人尊称为“最具戏剧性的解元公”。如果这事发生在余秋雨身上，他肯定会长叹，生不逢时啊！
的确，余秋雨生的恰到好处，手托戏本，巧遇贵人，一样的狂妄，一样的自诩豪情。档案似乎一夜之间从“劳动局”弄到了“人事局”。如此，岂不原形毕露。
江浙文人好以小才弄大事，鲁迅经不起政治诱惑，作了左联老大，宋濂却在元末“国难”之时投靠朱元璋，弄一“开国第一文臣”。说什么“田衣稻衲拟终身，弹指流年了四旬”，我看江浙文人之假，之卑鄙，全国之首。
有人说安徽人善政亦善文。举例是曹操一家和胡适，这样看来，江浙文人只其后，而不得其前。江浙一带都督与巡抚基本为外人所揽，苏轼就曾戏称杭州人恃才自傲却又卑躬屈膝。
说杭州有一自称才子的郭正遇见苏轼，便在其前作诗一首，佯称请苏大人评分，而未等苏轼去看，却目无旁人地自我陶醉地吟颂起来，无可奈何的苏轼只好给其满分，并说，你刚才七分来自读，三分来自诗，不为满分是几分？
在不得其法之时，江浙文人善于手段，而这让我不得不提那个一天到晚“替天行房”“绝世好臀”的都市放牛。“以色服人”实称无耻之典范，低级之楷模。你像后来在文化圈也人模人样的倪方六不是墓葬传奇就是艳遇妓女，我很难给他一个准确的定位：记者？学者？盗墓贼，还是传说中的嫖客。当然，倪方六的文化相比余秋雨要单纯得多，我却很难相信，写《中国娼妓史》的人真的是学者吗？宋书记载：杭州文人蒲传正，好色却又好研究延年之术，一天与一道士畅谈之时，道士进言说，如果房事减少，可延年，蒲一听，思索再三，反问道，如此延年又有何用。真是笑煞人。
江浙文人好色是有前缘的，大家都深知那个以半裸身体作为小说封面第一人的叶灵凤，实在是男盗女娼，让人扼腕喊绝。
江浙文人还有一坏毛病就是好以才讥笑旁人，明朝姚旅在其《露书》中就曾这样评价扬州人，说江淮一带好称扬州人无耳朵，而扬州人陆无从却总是笑丹徒人邬佐卿的姓不好听，谈吐之间总是讥笑其是乌龟之“乌”，有一天，邬再听其戏耍之时，便一本正经地说，对不起，这个是有耳朵的哦！是啊，远道来客，何必如此呢。幼稚，无聊。
同为江浙人，我总觉得所有的人都继承了唐伯虎的文化无赖性格，却无唐伯虎的真才实学。明知科举吃人，却终其生不忘八股。明知整天游手好闲是穷酸迂腐，却一天到晚“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这就是整个江浙文化的二流。而现实中的你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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