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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遗民 (2)
送交者: 崔子恩 2002年08月27日19:29:55 于 [茗香茶语] 发送悄悄话

                 (7)

  自从向爸爸提出“何以故”而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之后,我便十分留心日韩战争、日中战争、日中邦交等方面的史料和展览。写作文时,也常常在老师出的题目下加上对日本问题的研究,譬如老师出题《我的父亲》,我就加副题《假如他是个日本遗孤》,譬如老师出题《无雪的冬天》,我就加副题为《北海道的冬天总有雪》,搞得初二年级任语文课的老师非常反感我:他认为我是骄傲自满,好出风头。三角城博物馆的东区开办一个长年展出的“日军侵华展”,我至少去看过三次,还详细地作了笔记。石川达三写的《活着的士兵》一书进入我的书架,与气质上更与我投合的作家(我自认投合而已)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太宰治的作品列在一起。我的爸爸原本反对我读三岛和太宰的作品,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有“自杀情结”。其实,川端也是自杀死的,但爸爸很喜欢他《伊豆的舞女》,便不把他与“变态作家”等同。我当然不会听他的话,而且更加放肆地看待他:他根本没读过三岛和太宰,只是道听途说知道他们的死的方式而已。尽管我喜爱文学多少受他“遗传”,但他已露出“业余”的老底,而我差不多是整个或3/4的“专业”了。

  我一方面痛恨日本人,从展览上,一方面喜欢日本人,在安永透的身上,在小山明子的身上。学习俄文的同时,我也跟着爸爸学习日本语(爸爸很忙,只随意性地教我几句口语,当他学生的那一小会儿,我依旧仰慕他),但我从不像小朋友们那样用“马鹿”这个日文词乱吼乱叫。是的是的,我从不骂人,一句脏话也没说过,我是个标准的小教徒,尽管教堂已被政府关闭,读《圣经》已被禁止(我妈妈的阅读转入地下)。

  天使在我呼吸的纯净语言空气中进进出出,我羞於用哪怕半个脏字污染那个渠道。学校开设化学课后,元素符号成为我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我数理化门门俱佳,仿佛是应了三角城那句古老的文化谚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爸爸为了我的理科佳绩,愈来愈少过问我的学业。他以为我会考圆城医大(他的母校),继承他的事业。他曾经特意安排我去手术室,观摩他为一个跳车的小伙子截肢。他不会想到,正是那次观摩手术现场使我最终笃定了心意不从事任何与人体相关的科学活动。对於爸爸只希望我像他那样“业余爱好”的文学、艺术,我反倒早早设定作为终生的职业,哪怕爸爸向我灌输一千次“艺术家大多会饿死”的论调。

  对於波兰神父、瑞士神父的被逐出境,我一直耿耿於怀。我渐渐了解到,爸爸和妈妈都曾经是他们的学生。他和她在教会办的要理班上开始识字,成年后又作了他们的朋友。爸爸妈妈曾在他们被关押被毒打的时候去看望过他们,可是无力挽留:教民们是多么想留住他们呀!奇怪的是,被仇恨的、无人想挽留的人,那些日本人倒留了下来。右邻的高中生周极说:“日本人最讨人嫌,全世界都烦他们,尤其那些到过三角城的日本人,想回国,日本国内的人都不想要他们,何况他们连日本亲戚的姓名地址都不知道。”我认为,周极对“何以故”的回答既简单又中肯。为此我有一年左右经常围着他,听他讲故事,从他那里借书看。从他那里借来的书,有些直接描写到“性”。在书上读到它时,我有些被挑逗的兴奋感。依我的官能经验,我还不太能够了解它。因此,对它的好奇既强烈,又僵死得毫无进展。

  听过周极发表的答案后,我每次看到小山明子的身影都会心生怜悯,有时是对她夹杂几根白发的秀发,有时是对她不大苗条又有些矮小的身材,有时是对她微微有些O型的小腿。她无亲无故,孤身一人,多么孤苦伶仃(我几乎从未衡定过赵江河、小明小红同她的亲缘关系,而且还不知道混血儿这个词,一直把小明小红当三角城人看)。她无家可归,有国归不得,简直像乐府民歌里“十五从军征”的老人。有时,我躺在床上望着天棚,竟会为她流下泪来。她没有走,不是什么安然遗留,而是因为她在她的祖国举目无亲。

                 (8)

  秋天刚刚开头,我们的新学期就开始了:头三天校内劳动,扫教室,铲除操场上的野花野草,接下来的三天去郊区“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理所当然,除草时小明在前我在后,他用铁铲除草,我用双手将草茎草叶拢集到一起,抱着扔到围墙根上。我拢得慢,抱得少,小明铲净草,就放下铲子帮我抱。到了农村,农民根本不信任我们,不让我们去菜地里干活,只把用来喂牲畜的玉米田给我们供我们进行“劳动游戏”(我的命名)。因此,我们基本上是边玩边吃有甜汁的玉米杆,晚上早早就收工。

  晚上,我和小明被分配在一户养着大型柴狗的壮年农民家里住。一到晚上7点,当地就停止供电。我和小明被主人让进套间的里间住,他们夫妻带着三个幼年儿童住外间。由於晚餐吃的是当地特产的新鲜蔬菜和香瓜,刚一躺下我和小明就想上厕所。农民家的厕所都在院子里,院子里又有一只大柴狗(我那时怕任何种类任何体积的动物,尤其怕鼠、猫和狗)。小明不怕狗,但怕惊扰了主人,就站在窗台上将尿喷在窗棂外的土墙垛上,让它顺墙流下去,既不发出声响又排除了腹内的液压。我羞於那样做,一直憋着,直到憋不住,方才央求小明陪我去了一趟厕所。我们轻手轻脚,往返似乎都没惊动主人,奇怪的是,也没惊动那条大黄狗。

  朦胧间我刚刚入睡,就被隔壁一声似痛苦似快乐的叫唤惊出一身冷汗,醒了过来。恐惶中,我不禁把头拱近小明的枕边,隔着被单抱住了他,隔壁传来高一声低一声的呻吟、咒骂和撞击的沉闷声响,分不清是男是女是人是鬼。我的汗毛都倒竖起来(如果那时有汗毛的话),从双腿之间的分缝处生出强烈的、令人窒息的兴奋感觉。小明也已醒来,他展开被单将我拥进去,先是紧紧地侧抱着我一动不动。他的个子比我高,我能感到的是在我的双腿之间有他身体的一部份正在硬化。被他那么抱紧,我有一种不成熟的陶醉体验,至今仍依稀残存在记忆里。当他开始笨拙而本能地寻找我的双唇并吻住时,我几乎无力挣脱。不过,一股羞涩的理智还是促使我避开他的唇挣开他的搂抱,撤回到自己的被单底下。

  自己的被单中有一缕缕的寒意,使我感到孤冷。我立即又在渴望小明强有力的拥抱,可是我没动(那也许是我一生渴望而又羞於主动表达的性爱生活的预兆)。隔壁的叫声撞击声愈发剧烈起来,那种剧烈有一种无法言明的韧性和召唤力。小明适时地钻进我的被子,压到我的身上,吻我一下,就开始脱自己的内衣和内裤,同时他小声而急迫地对我说:“快,脱喽。”我没动,待他脱完自己的,又帮我脱尽了我身上的所有织物。我们都已精赤条条,他压在我的身上,双臂环抱到我的背使我的头有些后仰,很不舒服。他开始吻我,并将勃起的长而笔直的少年器官在我的小腹和双腿之间蹭来蹭去。我把双臂从他的双臂中挣开,使他的双臂离开我的后背。他的双手开始在我身上乱抓乱摸,在他的抓摸下,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肌肤光滑如绸缎。

  他将他的性器置於我双腿的夹角中,很不顺畅地开始抽动。我们都感到了摩擦的疼痛和快感,我仰起头,接受他的吻。就在那时,我的体内有一股莫名的快感迅速滋生、蔓延,并随着一股液体涌流而出,在一阵痉挛般的抖动之后,小明也将精液射在我的双腿之间。那一年,我15岁,而小明15岁半。我们的初始体验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意想不到的场景和动效中和意想不到的时刻共同完成。此后两夜,我们都是赤裸着搂抱而眠(基本上是他伏在我的身上),但是都不再有强烈的冲动和激情。我们在一起,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亲热、安全。在无言中,我们用尚未长成的身躯交流着那种模糊了兄弟、友朋、恋人、情侣、夫妻、生死界限的爱:它宽泛、稚嫩、纯净而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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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届初中毕业,我有一种预感:上了高中,文艺委员这个职务不可能让我这么一个大男生充任了(我在半年前被恢复旧职)。为了让全世界所有的文艺委员黯然失色,也为了告别“艺坛”,我编排了一出独幕舞剧《仙童与桃子》,一出独幕话剧《记忆》,还有另外几个小节目参加毕业汇演。我安排冯莉莉来与我共跳舞剧的双人舞,要小明扮作过大的桃子。在独幕剧中,小明饰演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宪兵队长,而我饰演被他百般折磨英勇不屈的占领区少年,冯莉莉在台畔以“我”的“记忆观点”叙述她所目击的“往事”。

  汇演那一天,我的妈妈、姐姐、小山明子、小红都到铁路员工俱乐部坐在来宾席上观摩我们的演出。

  《记忆》一开幕,我穿着破败的戏装被捆在一根柱子上,宪兵队长穿着马裤马靴长着八字胡挎着钢刀提着皮鞭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地走来走去,一边把皮鞭甩得山响,一边骂着“马鹿”。在那一刻,舞台上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小明就是那个日本宪兵,那个日本宪兵就是小明。一直到整场演出结束,我们的节目分获了一、二、三等奖(《记忆》获一等奖),那种印象都没有淡化。

  是的,小山明子是日本人,她的儿子也应该是日本人。从前,我只把小山明子当日本人,把小明当中国人,实际上呢,小明和小红是“混血儿”(我终於找到了一个恰如其份的词),既是中国人也是日本人。细究起来呐,小红更像赵江河,像中国人,而小明更像小山明子,唇齿眉眼之间暗藏着一股大和族特有的凝炼和静默。发现了这一点,我将小明与三岛笔下的安永透联想在一起,设想着他面对着伊豆半岛,在清水港塔形信号所里孤寂而执着的侧脸(他的侧脸像雕塑一般完美无缺)。“微笑是绝不容忍别人的最后标记,是撇成弓状的嘴唇所射出的隐形的箭。”安永透/小明在16岁的年龄为什么“心是冰冷的既没有爱也没有泪”呢?不,不,不是小明,只是透。小明没有泪,但有爱。他爱谁呢?我,还是冯莉莉?我爱谁呢,如果透和小明同时站在我面前任我择选,我会选择小明还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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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春之交,是三角城中小学放假和升学的季候。我在以第一名的成绩升入本校高中部后,只身一人到圆城去看外婆。外婆已83岁,身体依旧不错,还能带我去自由市场买活鲤鱼。小舅舅和小舅妈上班的时候,我就买上一张满城飞的电汽车月票,独自去逛这座我每年都来却十分陌生的都市。我先去看了圆城博物馆的恐龙展,我一直对“恐龙灭绝於大陆气候变冷”的学说持怀疑态度。展览令我失望,那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根本不能激发我的想像力。那些恐龙蛋化石,简直就像一些能工巧匠(民间的)故意伪造的,丝毫引申不了内中的蛋黄以及小恐龙。圆城单辟有“抗日战争纪念馆”,其中有许多幅日本宪兵枪杀或刀杀圆城居民的现场照片,有他们用过的大炮、枪支和军服。我去参观,似乎仅仅出於习惯和对种族关系史的爱好。至於“何以故”的问题,已不再困扰我。严格地讲,是一些更为私人化的“何以故”(譬如人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相爱)挤掉了国家民族之类的“何以故”。爸爸何以故成为医生,爸爸何以故爱上妈妈,妈妈何以故30岁才生育,赵江河何以故总是打骂小山明子,小红何以故总可怜兮兮地望着我,周极何以故偏爱东周列国人物和故事尤其是姜子牙,我何以故期望上高中不同小明分在一班。还有,我何以故一出生就是男孩子而不是女孩,我何以故不能穿花衣裳穿大红格儿的裙子,我何以故再也不能当文艺委员,我何以故喜欢在小明的覆盖下睡觉,我何以故想与他时而亲近时而像陌生人那么有距离感,小明何以故要看重冯莉莉,追求姐姐的高中男生何以故那么多,姐姐何以故叫小燕子我何以故叫小品。

  小品不知不觉来到葵花旅店门口,从敞开的门往里观瞧。我看到门厅(我从前坐过的那个有旧沙发的门厅)更加幽暗而狭小,店老板孤坐在柜台上望着门外的我,脸上布满皱纹,目光却贼溜溜的,吓得我没敢再露头。我到圆城医大的校园中整整逛了一天。我一一将那儿的建筑物实物与爸爸旧照片中的建筑物虚物对应起来,并想像着爸爸当年如何英姿勃发地在这里读书、划船(校园内有湖)、打球、赛跑(他是100米冠军)、解剖尸体(男尸还是女尸呢),还有谈情说爱。对了,爸爸同谁谈情说爱呢?应该是医大的女生(那时铁路系统的人普遍认为搞医的人漂亮而风流韵事多)。妈妈没有读医大。那么爸爸肯定有过别的女人,就像小明在我之外还有冯莉莉一样(他“有”她么)。据说爸爸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他人生途程中每一个小环境的美男子/英俊男子,这样一个风头人物同我清秀而虔信的妈妈之间果真彼此忠诚么?我在圆城医大校园中走,如果有保安人员问我的身份,我就会骄傲地说:我爸爸是这里8期毕业生,现在在三角城铁路医院当外科主任。我这么一说,他们就会绽出笑脸问:是不是你也想考这里?依当时的情境,我是多么愿意点头作答呀。可是,我会摇摇头,坚决地说:不,我得去考能解答一切“何以故”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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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回到三角城,就听说小明家里出了大事:那个蛰居圆城“色迷迷的”日本男人自称是小明的舅舅来三角城找小山明子,被公安机关扣留,小山明子也遭到拘捕。传出来的缘由是,他们都是日本特务。我已长大,对特务一词再不会像从前那么抱以瑟瑟发抖的恐惧。而且,我已有我的主见:那个男人也许是特务,但是小山明子肯定不是。

  赵江河一反常态,滴酒不沾,下了班就给小红和小明烧菜烧饭。听周极说,他还经常去公安局为小山明子担保,担保她不是特务,只是他的父母收养的一个日本遗孤,他的父母死后,他们“兄妹”就遵照二老的遗嘱结了婚。至於那个日本男人,似乎仍脱不开嫌疑。

  小明已变得沉默,几乎像一个好学生,每天准时上学放学,功课也一学就会。我同他仍在一个班级,班长我不想当,文艺委员任命了冯莉莉,我乐得与老师及课外活动中的风头主义保持疏离状态,以便我在毕业高考时一鸣惊人,把所有的人和事统统甩在身后:包括那些爱重我而又辛勤教书的老师(譬如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刘文东),包括双眸黑如幽潭声似银铃(一个多么庸俗的比喻)的冯莉莉,也包括可能连上大学的设想都没做过的小明。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对妈妈的品格发生不满:为了避开与“特务份子”的嫌疑关系,她自动疏远了左邻一家,她以行动告诉人们:她不是小山明子的朋友。耶稣被拘捕后他的大弟子伯多禄(也正是我的教名)在鸡鸣前三次拒不认主。我的妈妈拒不认友。我在心底蔑视她。尽管我也为她找许多托辞开脱,诸如为了保护她的孩子,诸如女性的软弱,诸如也许她们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朋友相交密切仅仅出於近邻的地理位置。

  仲春时节,小山明子“无罪”获释,那个叫松原薰的日本男人因特嫌罪被遣送“回”日本。据我猜测,他原本是个遗孤,后来被日本右翼收买,成为潜伏的特务。我还猜测,他与小山明子之间存在过一段青梅竹马之类的恋情。

  小山明子一回到家,赵江河立即恢复本性,又喝酒又打人。不过,小明用过狮子点头之后,他已不再打骂小明了,不知是因为怕他,还是别有原因。小红挨了打骂,就跑到我家来找我姐姐。那一天,我忽然发现她长得根本不像赵江河,而是愈来愈像小山明子和小明。而且,从各个方面(头发、身条、笑的样子、嗓音)都比冯莉莉漂亮得多。我想,我如果要打击冯莉莉(我为什么要打击她又打击她什么呢),就可以打出小红(低我们一个年级)是我的女朋友这张王牌。仅仅从虚荣的角度看,小红是足以给任何男孩子带来梦想的那种小美女。可惜,她比不上她的哥哥有魅力。也就是说,她一点也不吸引我。

  爸爸很喜欢小红。我甚至听他和妈妈认真地商议过要去左邻家提亲,为我和小红,免得那么好的女孩子旁落他家。我又羞又恼,觉得自己受了平生至大的羞辱,甚至是奇耻大辱:我怎么可能去找女孩儿,怎么可能去成家生孩子,我如此孤高,如此不食人间烟火,如此孤家寡人的远大志向,如此推崇修士和神父们的榜样,怎?椿嵴乙桓鲎苁前ご颉⒖闪览龅男∨⒛拧D且桓鍪逼冢叶允裁慈硕济挥忻魅?的、可靠的认识,或者说我矛盾而混乱。我开始怀疑所有的人和事,也怀疑上帝(如果他全能,为什么允许关闭圣堂呢),祈祷的时刻愈来愈少,甚至几乎不祈祷,偶尔祷告一次,也是因为有所求祈,譬如零用钱快些增长,增长到足以去购买百货大楼里出售的那双高腰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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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年级的下学期,也就是毕业和高考之前(那时高中部只设两年制),我和小明彻底反目成仇。事故的起因是我认为小明背叛我。他怎样背叛了我呢?他与冯莉莉约会,而且我相信凭他的随意和天然,他与冯莉莉的约会绝不会止於谈话或手拉手。

  我像一只失控的野猫,一见到他们眼去眉来的样子就眼中喷火。有许多次,我想冲上去扇小明的耳光。

  我的理智仅仅能抓握我到这个程度:不要动粗,那是粗俗的。不过,一个关键的时刻还是来临了。

  那是初冬的一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我们将在深冬参加高考)。我作为尖子中的尖子,每天放学后到教导处去接受教导主任的专门辅导(他原是地理老师,地理是我唯一薄弱的课程)。那天我受完辅导天已傍晚。三角城的冬天落日很早,走近教室时,光线已黯淡得仅能看清走廊和门的轮廓。我推开教室的门,打开灯,打算到座位上取书包。灯亮的同时,我听到一声低低的惊呼:在最后一排的课桌上坐着冯莉莉,身边紧贴着她站立的是赵亚明(小明的学名),他们都面孔潮红,神色恍惚,显然刚从某种接触动作上分开。不知为什么,我格外冷静,步伐坚定地走到自己临窗的座位上从桌膛中取出书包,从容地将地理书和笔记簿装进去,扣好扣带,背上,转身,起步,踏上讲台,步至讲台近门的一端我停下来,向他们转过身,正视他们那个一直定格在那里的姿势,像一个审判者或宣判者那样用十分戏剧化的冷漠腔调说:“告诉你,赵亚明是日本人,他妈妈叫小山明子,他舅舅叫小山薰,是日本遗留的特务,不久前已被强行遣送回日本。”

  时至今日,三角城人最反感的种族依旧是大和族。时至今日,我仍能在记忆中清晰地看到冯莉莉那双幽潭似的大眼睛由惊愕转为厌恶的神色变化。时至今日,我仍然为自己将松原的姓氏改为小山而既得意又懊悔。

  从那以后,冯莉莉再也未同小明说过一句话,小明也再没有有意识地看过我一眼。领取了高中毕业证,小明就到铁路机务段当了蒸汽机车上专门为蒸汽机加煤的“小烧”,根本就没有参加高考。作为对我心高气傲的报答,高考时我既没有考取文科状元,又因吹黑管吹坏的肺叶上留下的钙化点而未被第一志愿圆城大学录取,只进入了第二志愿方城大学。凑巧的是,冯莉莉考取的是圆城医大,成了我爸爸的后辈同窗。还有一个凑巧的插曲:我赴方城报到所乘的列车,恰恰由小明担当司炉。

                 (13)

  一向不声不响的小红考取了方城大学。为偿宿愿,我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方城大学日本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世事变迁,发达国家日本在方城、圆城和三角城人心目中的形象已渐渐改变。容貌出众的小红课业一直十分优秀,她沉默寡语只是淡淡微笑的处世态度更增添了她对异性的感召力。据她所在的西语系硕士生们透露,追求她或暗恋她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老中青教师不会少於10打(120个)。透露这些数据的人,显然也在数据中。

  小红时常来找我,每次都是来给我送食物。她只期望每年的假期我能与她一同乘火车返回三角城。我喜欢独往独来,从未与她同舟共济过。硕士生三年,我的外婆和奶奶相继过世。空缺感与后青春期的过度敏锐和多愁善感,将我向虚无(远达不到存在主义的本旨)推进了一步。我蓄了长发,穿着破旧的牛仔衣裤,从外形到内心都布满灰颓之色。人终归要死去,何必生,何必枉走一场人世。自幼奠定的基督信仰,在所谓知识猛长的年代里反而被我忘诸脑后。

  在梦里,小明或者类似小明的小伙子了会给我以亲热。醒时,我似乎有欲而无爱。不要家庭,不要后代,这一幼时朦胧的想法已化为坚定不移的结构。当小红来找我,告诉我小山明子、小明、她和在方城的那位异姓姨妈很快就要移居东京,松原薰已为他们办好了一切手续,并徵询我是否去(意味着作她的家属)时,我断然拒绝了。小红哭了,第一次问我,“为什么不爱她”。我沉默许久,说:“我谁也不爱,只爱自己。”

  小红一家去了日本,留下赵江河一人在三角城:他坚决不肯去“小日本国”。得知小红是混血儿,一些追他的男生泄了气,另一些则更加起劲儿,不停地写求爱信寄往东京。后来,一个长相比我还文气的白面小生被小红选中,几经周折办好了护照和签证。他叫迟斌斌。临行他来向我辞行。望着他水汪汪的眼神,我断定他不会爱小红。我竟会警告他:“到了东京,不许碰她的哥哥!”

                 (14)

  取得硕士学位后,我留在方城日本问题研究所工作。爸爸曾来方城天主教圣公墓祭奠奶奶和爷爷的炼灵,住在我的单身宿舍中。看到我发表的几部著作和散见於报刊的文章,他不再为我没有学医而耿耿於怀了。甚至,他羡慕我的选择:文字是生命可以寻觅的踪迹。他还试探着问我,如果我写小说或传记,涉及到他,会不会“丑化”他。我迂回地回答:如果“丑化”,宁愿不写父亲的形象。不过,从他日渐衰老的目光中,我还是能看出几许担忧。是的,倘若我用文学的方式写他、写小明、写我自己,会不会造成歪曲呢?同爸爸的那次见面后,我中止写纯文学类的作品而只写论文:我得等待,等待时光的水流涤净人与物跃动之中所荡起的尘烟,等待其现出本真,才能动手去触碰。

  小燕姐姐已经出嫁,并生了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女儿。女儿长到3岁,一家三口到方城来玩,住我新分配的单元公寓。她告诉我,小山明子已回三角城定居,决定不再回日本,赵江河每天给她做饭烧菜,像变了一个人。小红经常打越洋电话给姐姐,她们依旧是好朋友。小红的性情大改,话极多,又大胆。她告诉姐姐,她生了一个男孩后,迟斌斌就同她离了婚,因为他已取得日本国籍。小红又找了一个德国小伙子,小她七、八岁,很爱她,她也许会将儿子送回三角城由小山明子带,她去杜塞尔多夫定居。她还通过姐姐问我愿不愿意作为学者去东京,她的一个情人是日本大学的董事,他完全有力量为我安排一个在日本研究日本文学的职位。

  她没有提起小明。他去日本后没人说过他的任何消息。在姐姐返回三角城的前夕,我请他们去方城最有特色的美食城为他们饯行。席间,我和姐夫喝了很多啤酒。一个十八、九岁的侍应生端酒上来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昔日的小明。我问姐姐:“小明怎么样,他在东京?”姐姐迟疑了一下,说:“告诉你,你可别难过。”我答应她,怎么会难过呢?姐姐说:“小明到了东京,一直把自己当中国人,学日语学得又相当吃力,有两三年都没事做,后来,他离家出走,当了やくざ(黑社会帮派),同一群台湾华人在一起。”

  我又叫了一杯生啤酒,边喝边咽眼泪。放下杯子,我对姐姐说:“请给小红打电话,要那个董事给我发邀请,访问学者或旅游考察都行,我要去东京。”说完,我离席,到洗手间里痛哭起来。我仍旧是昔日那个少年,有着一种纯洁而易於感动的心灵。我不会颓丧和沉沦,只要这个世界上有过一个我真正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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