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恩师彭明（二） 桦树 或许是老师们不愿让我对史学研究的价值心存偏见吧，他们帮我把毕业论文编改成四个独立的部分，首先推荐给《近代史研究》的主编丁守和。丁守和先生选择了第二部分发表，余下的三个部分分别刊登在《南开史学》等三本历史刊物上。 82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早晨，我看到办公桌上有张便条，潦草的铅笔字写着电话留言：“桦树立即去一趟《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有要事”。 趁着午休，我乘大一路公车，又在王府井倒了趟电车，就来到了东厂胡同。一转过熙攘的街角，抬眼看见浅灰色的近代史所办公楼，它神态呆板地耸立在黑瓦平房之上，实在显得突兀。 读报纸的门卫头都没抬就告诉我编辑部在一层的最东头，很容易就找到了。门是敞开的，我小心翼翼地朝里探头一看，有四五个中老年男人正在宽大的屋子里小憩，有的坐着，有的蜷身侧躺在桌上打盹。我轻轻地敲了敲开着的门，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微微地张开了眼睛：“你找人吗？”一口浓重的胶东话。“我接到通知，说让来一趟”，我规矩地回答。 “你家长是谁啊？”他愣愣地问。这打岔打到哪儿去了？我赶紧又说：“我叫桦树”，话音刚落，其余睡觉的人都坐了起来，几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紧张地低头检查那天穿的白衫蓝裤，可有不妥？胶东人怔了一下儿才说：“你到对面的屋里去等一会儿”。 我只好走进对面的屋，屋子很小，临窗有张两抽桌，紧挨着是一张木板小床，床边还坐着个年轻男孩儿。那男孩儿我猜也就十八九岁，学生头，很瘦，动作敏捷得像只金丝小猴。他不认识我却一直捂着嘴不停地冲我笑，笑得厉害了还弯下腰，我纳闷地想，这儿的人可都真够奇怪的。等他笑得没劲了，才眉飞色舞特神秘地凑近我说：“上午我们开会讨论发稿时，大家议论怎么没听说过桦树，看名字文章和字一定是个年纪很大的老头子，真没想到…… 哈哈哈，太逗了。跟你说话的那人是我们主任宋士堂，今天是让你来做最后一校的”。屋里就我们俩，他还是说悄悄话似地把声音压得很低。他说完又笑，我也就跟着傻笑，像是在议论不相干的别人。他把定稿拿给我看，我对编辑加减的一些零碎不太乐意，比如，在胡适前加上“反动文人”的定语，我心想“反动”的定义是什么呢？反潮流而动？反政府而动？胡适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吗？但一想算了，没在瞿秋白前面加上复姓“叛徒”就算客气了，其实我最终也没弄明白大家认为瞿秋白背叛的是谁。从那天起，我和帮我的这个古灵精怪的男孩成为了好朋友，友谊长达一辈子，他叫汤立峰，非常聪敏且才华横溢，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现代书法家。 晚上回来我打电话把中午发生的详情告诉了彭老师，还夸张地添油加醋，说人家觉得我是个脏兮兮的干瘪老叟，这是研究历史的代价。彭老师在电话那端兴高采烈地笑，笑个不止，还说明天就要告诉陈铁健老师。我经常在想，彭老师身体之所以那么好，就是因为他喜欢笑，喜欢诚心诚意地体会快乐，哪怕是微小的快乐。正因为是史学家，所以他才有气度，所以才荣辱不惊，观千万年历史，不过就是眼前一瞬，更何言那明明灭灭无尽数的个体生命。彭老师个性豁达，鲜抱怨，视未来如过去，从不用阴郁的表情使别人感受沉重。 虽然我在大学学过历史，可却从未在史学界工作过一天，因为没从事此专业，所以不了解彭老师陈老师帮助我发表篇论文有何重要。若干年后，我看到在研究和教学行业的朋友们为了评上高级职称，绞尽脑汁地争取在国家级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当他们竭尽了全力却无功而返并为此陷入深深的烦恼时，我才明白，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里，我们这些二十岁出头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算是老几？难怪编辑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如果他们事先知情，没准儿连瞄都不会瞄我的论文一眼。可想而见当年老师们与我的恩情有多大，他们为我在史学这个圈子里和我的生命中划下了一道轻浅的痕迹。 毕业后我和彭老师仍然来往密切，每次出差回京我一定会去看望他。彭师母叫李雅，退休前是北大附中的副校长，想想看，我仅教育一个青春期的女儿都倍感挫折，那要管理成百上千个半大不懂事且荷尔蒙旺盛分泌的青少年该是件如何万难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戴着眼镜，嘴角永远挂着微笑的彭师母是个果断和了不起的女人。彭老师夫妇育有三子，二儿子彭跃和小儿子彭刚岁数和我相仿，也都是77级的大学生，所以我们彼此聊得来，是朋友。彭老师个头不高，可他的三个儿子都在一米八五甚至到一米九以上，我真后悔忘了向师母讨教，小时候喂他们吃什么竟能长得如此茁壮？彭家三兄弟相当优秀，他们相继赴日本德国和美国留学并获得了学位，只可惜没有一个去追随他们父亲的脚步。 我甚少见到比彭老师更为勤奋自律的人，他每天清晨4点钟起床，然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中午，春夏秋冬，几十年雷打不动，每年至少撰写和出版一本新书。有位作家朋友曾特诚实地告诉我：“写作其实是件体力活，只要能坚持，谁都可以成为作家”。我也深知缺乏毅力比短少才华问题更为严重，顽强隐忍的耐力和坚硬的体魄才是完成事情的关键。每当彭老师送给我他的新书时，我都自觉惭愧，不愿抬头，与两鬓斑白的老先生相比，我空有一副尚且年轻的皮囊。 下午一般是彭老师会客的时间，同学们一定会错过午休才去拜访。先生心肠好又随和，对待学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尽心。我经常听见他在背后称赞某些学生，而那些人从来都不知道。有时候先生会把写好的书稿拿给我们看，还让给他修改，我摇头说绝不可以，怎能改动老师的文章？然而他却坚持。 先生的文字质朴无华，无多修饰的词句，清楚干净。一个冬天的深夜，我缩在被窝里读他的稿子，读着读着，突然顿悟，原来把一个事件，一个观点准确明白地记录并表达出来，就已经是最好；那种种所谓的技巧，把玩的文字，追求的华采，其实多少都是虚荣；好比蛋糕表面涂抹的斑斓奶油装饰，有与没有，人们要吃的都只是蛋糕。先生常常用类似的方法潜移默化地影响我，现在想来真是用心良苦。 每当吃完晚饭，彭老师会像小孩子一样搬个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看全国甲级足球队的联赛。我觉得那么难看的球赛他居然还期盼投入，大睁着眼皮下垂的眼睛和师母年幼的侄儿小牛一起激动，一起叫喊，一起喧哗。 有一年，彭老师和师母到美国华府探望他们的儿子，接着飞到洛杉矶来看我。我当然兴奋，赶紧打扫庭厨，琢磨着给他们做好吃的，显摆显摆手艺。可是他们来后，我几乎没有机会做饭，因为每天都出去玩。从好莱坞到迪斯尼，从威尼斯海滩到赌城，从UCLA到杭廷顿图书馆，一个礼拜下来，不要说两位老人，就连我自己都累草鸡了。晚上一回到家，我就赶紧安排老两口洗澡睡下，为明天养足精神，生怕老人累病了。但是彭老师起得很早，他们抵洛的第二天清晨，估计四点左右，我睡梦里隐隐听见楼下有声响，就披上衣服起床，开门即看见餐厅折射到客厅的灯光。我拈手拈脚下楼一看，彭老师正趴在餐桌上聚精会神地写东西。我赶紧给他了热杯牛奶，他对我说，出国前人民出版社跟他约了本书稿，让他用日记体记载这次的美国之行，回国前他必须写完。晚上我打电话给彭刚，说你爸爸太认真了，彭刚边笑边说，这不算什么，他爸去参观林肯纪念馆，为了点儿细节问题，让彭刚开车带他去了十几次。 临离开洛杉矶的前一天早上，彭老师把写好的书稿给我看，我要求他回去再睡一会儿，因为下午要开车2小时去圣地亚哥加大看望一位美国史学界的教授。彭老师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上车既睡，每天当我驶过小路开上大街时，他的呼噜肯定已经响起来了。师母不睡，兴致盎然地观赏车窗外的光景。夜里无景可观时，我就对师母说：“您也睡会儿吧，放心，我除了喜欢开快车，从来没出过事故”。师母说不，一定要陪我说话。谁知，我牛吹大了，就在那最后一天的晚上，我犯下了一个愚蠢至极的错误。 到达圣地亚哥后，没料到那位美国教授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烤肉party，因为很多同事和学生们都慕彭老师的名而来，他们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彭老师更是兴奋异常，根本就忘了时间。如果不是我提醒明早7点钟的飞机，大家还不会放我们离去。 上路返家时已是夜里11点半了，我或许是累晕了，鬼使神差地开反了高速公路的方向，居然还没意识到。那天夜里月高风紧，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看见前面有灯光和关卡，以为是移民局抽查偷渡客的Check point，当时无人把守，我想都没想就径直开了过去。突然间，我感觉眼睛花了，竟看不清路牌，我使劲眨眨眼，还是不懂。我又发现高速公路的线道也从5条一下子变成了窄窄的两条，身旁的汽车都发疯似地加速互超。猛然一个激灵，惊得我一身麻，当下意识到我们已经身在外国了！ 四下漆黑，无路灯，左边可以感觉是深深的山崖，右边什么都看不见，我只得屏住呼吸，硬着头皮在车灯的照耀下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朝前疾驶…… 终于，我一打车把，把车停在右边的黑暗里。深吸一口气，稍停了片刻，我转过身对坐在后排的二位老人说：“我们现在在墨西哥的提华纳”。彭老师有点惊恐地看着我，师母却很镇定，脸上还露着信任的微笑。我尽量保持声音的平静，轻声说：“没事儿的，别担心。” 车前的大灯开着，我隐隐看见旁边有座房子和白色的墙，墙边站着一群年轻的墨西哥男人。我鼓足了勇气，打开车门迈了出去，随即马上又锁上门。我朝着黑影走去，离开有5米处，我停住脚，大声地用英文说：“对不起，请告诉我怎么回到圣地亚哥？”那群黑影摇晃攒动却没反应。我又大声问，还是寂静，唯一听见的是我自己心脏疯狂跳动的咣咣声，震得耳膜一下一下地抽搐。终于，黑暗里走出个矮小的人，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听不懂的西班牙语，我害怕地重复：“圣地亚哥……”最后小墨抬起手，指着山下的一处灯光，也说：“圣地亚哥，圣地亚哥”。他用手画着圈子，告诉我如何调头，我对他谢万谢，两只手里攥出了汗来。 好不容易回到了美墨边境关卡，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我摇下车窗，特别客气，特别内疚地告诉着荷枪实弹穿着军服的的边防官员，说我是怎样疏忽地开到墨西哥去的；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中年男人脸上显露着同情和微笑，他安慰我：“这事情常常发生”。他的话终于让我的一颗心落回到了肚子里。谁想到，小胡子又接着说：“没有证件，我是不能允许你们进入美国的”。啊？！！我浑身的血顿时全部冲到了头上。 回想起来，我都不知是如何在焦虑中熬过深夜里那两个小时的。我把先生和师母带进边防的活动木板屋里，并找来两把椅子让他们靠墙边坐下。我态度非常肯定地微笑着对他们说，我去办些手续，马上就回来。我进入隔开的房间找到了值班的上司，再三恳切地要求他让我们入境，上司面无表情，只问了一句话：“我能执法犯法吗？” 我当时只感觉恍惚。从小到大我走南闯北，好似永远身处旅途中，所以养成了出门特别小心审慎的习惯。这么大的疏忽竟然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简直无法相信。我站在门口，看着昏暗灯光下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显得疲乏萎顿。凌晨2点，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美墨边境……我心里泛出又痛又怜的苦楚，恨不得打自己几巴掌，都是由于我的过失，给别人造成了麻烦和痛苦。当时那种极难受的无助我今天是用文字表达不出来的。不行，我又转回身去，找到上司说：“那位老先生是被请到华盛顿开会的，今天早上7点钟的飞机。这个错误是我造成的，你怎么惩罚我都行，但是我恳求你，不要让他们误了开会”。上司思忖了一会儿，估计也看得出来我不是什么坏人，就说：“你能证明你的话吗？”我说可以。我赶紧打电话，把女儿的保姆深夜里叫醒，让她把护照签证和机票找到并影印传真了过来。边防官员们收到后，几个人交谈了一下儿，罚了我300美金现金，然后把栏杆打开，让我们回到了美国。 开回洛杉矶的路上，彭老师竟没了睡意，他快乐又大声地说：“太好了，我们这次居然多去了一个国家，这叫误闯墨西哥”。我当时还心有余悸，从后照镜看了一眼他兴奋的模样，轻轻地笑着摇了摇头。我心想，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带老师师母去墨西哥旅行一次，带他们去看碧蓝的海水，吃鲜美的水果，寻神秘的玛雅文化，再也不要像今夜一样恐惧。 然而，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却永远不能实现了，想来心下凄然。 愿恩师在天国，花香草美，没有忧愁，只有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