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爷爷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其实这话不对。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生于农村的，都知道这个理儿：男劳力一天挣一个工分，妇女只能挣半个。所以妇女只能顶三分之一边天。

那时父亲是个教书匠，吃公家饭；母亲，我和弟弟属于农村户口，得从生产队里分粮食。一家三口靠母亲挣的那点工分远远不够，好在那时只上半天学，一放学就牵出老水牛和弟弟放牛割草。水牛不仅是耕田耙地的牲口，还能积肥，所以养头牛在家里每天也算半个工分。尽管如此，每年咱家还欠生产队里一大笔“倒找款”。“一大笔”放在今天看起来不多，也就300来块，但那时几项家用商品的价格是这样的：火柴一封1毛（10匣）；盐一斤1毛5；煤油一斤1毛9。按理这么多“倒找款”，就是买粮都够咱家一年吃的了，可问题是没有粮可买。父亲那可怜的工资远远不够“倒找款”，每年东凑西凑咋说都欠队里100多块。

有一年快到年关，奇冷，风呼呼地刮，不时漂下几片雪花来。生产队长带着会计，民兵连长和队里的几个刺儿头青年黑头土脸地找上门来了，先掀开三个空荡荡的柜子，见已经没什么粮了，二话不说就去牵牛，说三天之内不交齐欠款，隔年就别养牛了。谁都明白这头牛的重要性，顶一个妇女劳力呀！母亲跌坐在地上，寒风吹散了不断滑落的泪珠“你们就是黄世仁呀！”以至于后来高中学到“白毛女”一文时，眼前浮动的就是这一幕。

但为了养活这个家，母亲还得求这帮黄世仁。嘤嘤地啜泣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母亲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牵着咱家的老水牛，队里的几个壮劳力扛着架子，抬着一叠叠的簸箕跟在后面。原来母亲找到队长说只要把牛给咱家牵回来，愿意养蚕。这黄世仁正为每年完不成上缴蚕茧的任务愁得脑门子都大了，一见有找上门来的冤大头，顿时乐开了怀，立马就还了咱家的牛。还怕母亲反悔，当时就找人把养蚕的家什搬到咱家来了。养蚕是看起来是个好差使，一年可以养两季，从4月初到9月底，这半年里每天算3个工分；而且超额的蚕茧款只用往队里上交一半。其实，养蚕要真是个好差使，那绝对落不到咱家。不知咋的，蚕是一养就死，即便不死，蚕茧也是黄呼呼的次品。开始生产队长，会计等等队里的芝麻官抢着养，那时每天还只算半个工分，后来就是涨到每天3个工分，超额款从一成涨到了五成，也没人愿意接这活。

翻了春，母亲上区公所领了一张半纸的蚕卵（按理只能领一张，那半张是通过父亲的同学走后门多领的），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不让咱们碰，害怕把蚕卵给压了，可就得等下一季了。等密密麻麻的幼蚕孵出来后，父亲用公鸡尾羽扎的刷子轻轻地把这些看上去恶心吧唧不断蠕动黑糊糊的家伙移到一个铺着崭新纱布的小簸箕里，母亲用采回来的嫩桑叶，清洗擦干，切成小丁撒上去，这些小生灵们就晃着脑袋，从左到右，从不停止似地啮食着它们的美味。不知不觉间过了一眠二眠，这些蚕分养到越来越多的簸箕里，慢慢地一个个变的白白胖胖，憨态可掬。这时桑叶倒是不用再切了，但活儿多了不少，得不时地把它们移到擦洗暴晒过的簸箕里。

白天母亲背着背篼照样出工，到中途休息，别人胡吹海砍的时候，她就采桑叶。一些婶子看母亲累得可怜，往往也帮一把。夜里母亲就把桑叶清洗几遍晾干。那时田间地头经常喷乐果，撒六六粉，蚕对这些东西极其敏感，桑叶不洗，蚕一吃就死。桑叶要是有水的话，蚕吃了会拉稀，长势不好，即便不死，后来结的茧子也是薄皮次品。四眠过后，蚕要结茧了，这时候是关键，要不停地喂。每每夜里醒来，看见母亲拎着煤油灯一簸箕一簸箕地给蚕上桑叶。那时我不知道帮母亲一把，总是在整齐的蚕吃桑叶的沙沙声中再次沉沉睡去。

那一年破天荒咱家不欠队里“倒找款”，由于多交了近百斤优质蚕茧，应该有10几块的额外收入。黄世仁们找了不少借口扣这扣那，母亲最后只领回了几块钱。但年底区里意外地奖了20块，父亲喜滋滋的上区工所领回来，那是咱第一次看到10元面额的钞票，年底我和弟弟终于穿上了灯心绒的新衣服。

这一下邻里乡亲们都来了劲儿，第二年队里养蚕的人家一下子多了四户，都把母亲当养蚕能手，不时前来取经。母亲也知道这下有了竞争对手，不是个好兆头，但还是尽量帮他们，可以说是有求必应，连父亲扎的小刷子都送给他们了。第一季蚕养得都挺好，茧子卖了，那几户还拎几个鸡蛋抱个冬瓜地上门道谢。到了第二季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桑叶不够，几乎每棵桑树能捋的叶子都被采了，这样梢尖的叶子就长得就更慢了。为此生产队里划分了地盘，哪户只能采哪儿的桑叶。为了留住附近的桑叶以备蚕儿们四眠以后用，母亲只好到10几里外的娘家东讨西要，那边养蚕的少，每次倒还能背回来满背篼的桑叶，只是累得够戗，头发被汗水胶在额头上，衣服上则盐渍斑斑。尽管如此，属于咱家的桑叶还是保不住，往往一夜之间就被人摘了，母亲连叹气的劲儿都没有了。

看着那些昂着脑袋等桑叶的蚕，母亲心急火燎，终于把眼睛投向一片桑林。这片桑林位于邹家坟的乱葬岗子上，是隔壁生产队的，与咱们生产队仅隔着一条小水沟。尽管那桑叶郁郁葱葱，大得象桐树叶，也不见人摘过，因为这片坟地连白天都阴森森的。那天晚上，母亲邀了大姑做伴前去偷桑叶，还把我带上，说小男孩火气旺，驱邪。我是一百个不愿意，但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拎了家里锈迹斑斑的破手电，跟在她们后面。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母亲也不让用手电，怕被人发现。好在路很熟，跌跌撞撞也知道哪有块大石头得避一避，实在不行了，就用那昏黄的手电照一下，然后立马关了。进了那片桑林，我只觉得背上麻飕飕的，估计汗珠子正在往下滚。母亲和大姑轻手轻脚地捋桑叶，几乎没有什么声音。

其实对于邹家坟我还不怎么怕，水沟那边有片玉米地，靠山那侧是块巨大的山岩，上面凿了几十个窟窿，一般都封着泥巴，时间久了，有些洞口的泥巴就掉了。这些窟窿的名字很怪，叫“蛮洞子”。小时侯不听话，大人们就吓唬道“再不听话，把你摔到蛮洞子里去”。有天傍晚和一帮伙伴追野兔的时候从其中一个洞口经过，往里一看，一个骷髅头正借着夕阳，无神地盯着外边，当时吓的正唧唧喳喳吵死人的小家伙们一声不吭，再也没在那地方追过兔子。

虽然啥都看不见，我还是不时地朝那边瞅瞅，总想着那个骷髅头。真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越怕啥它就来啥。虽然看不见，我还是听见那边传来喀嚓喀嚓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

“是哪个？”嗓子干的厉害，自个儿都觉得这一声就跟猫头鹰的惨叫似的。

母亲和大姑显然也听见那边的动静，已经停下。我大着胆子用手电照去，可那昏黄的光线啥也照不见。使劲一拍，光线陡然亮了一下，又归于昏黄。然而就在那一刹那，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鬼影。

声音停了，一片寂静，一切似乎都停止了。不知过了多久，大姑发抖的声音似乎是从天边传过来的“可能是野兔。”母亲没吱声，加快了速度摘桑叶，声响很大，也不怕别人发现了。回家的路上，我只听见咱们三人沉重的呼吸，到了家才长舒一口气。弟弟显然已经哭了很长时间，已经累得睡着了，两列泪痕还未干透。跳动的煤油灯下，母亲和大姑的脸白得象张纸，估计我的脸色也就那样。

“我看见了。”母亲喃喃道。

“你看见什么了？”大姑的声音还是有点抖。

“那个鬼。”母亲点点头，“我看见它了。”

第二天母亲抽空去隔壁生产队和那边的头儿商量，看看能不能用他们邹家坟的桑林。好在那边的队长是父亲教过的学生，爽快得很，咱家不仅可以到邹家坟去摘，连河边那片桑林也可以用，反正他们队里也用不上。这一下我和弟弟活就多了，每天下午弟弟放牛割草，我得往返好几趟邹家坟去摘桑叶。只是一想到要到邹家坟，我头皮就发麻，那也得硬着头皮去。桑叶来源不愁了，咱家那份桑林就让给其他几户了。

这一年咱家又不用交“倒找款”，虽然又多卖了百十来斤茧子，养的人多了，黄世仁们把超额款的提成又降回了１成，所以最终也没领回几个钱，区里也没了奖金。就是如此，第二年黄世仁们还是找了借口，不让咱家养了。他们养，每天算4个工分。

自此咱家又开始了贴“倒找款”的日子，直到包产到户开始分地那年。其间黄世仁们在又一个年关把老水牛拉走，再也没还回来，宰了分肉，母亲没要那一份。从牛犊子养到老，十几年了，已经是咱家的一员。那一次母亲一滴泪都没掉，开始养猪，四处打猪草，一年卖四五头肥猪，得的款项是父亲工资的四五倍。后来生活好了，父亲捏着酒杯，几杯黄汤下肚，话就多起来了，一般都重复一句话“这个家多亏有你妈撑着”。

大二那年寒假回家，到处都在盖新瓦房，掀旧草棚。乡亲们也和气多了，连一粒米都要算计的三爷破天荒地掏出锡箔纸的“金沙江”，非要让咱这个方圆几十里地的唯一一位大学生上他的新房子坐坐，说是可以给他的子孙后代带些文曲星的味儿去。看来“仓廪足，知礼仪”的古训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众多的盛情都可以婉拒，惟独旺财爸的邀请我得欣然接受。其实他就是不来邀请我，我也会上他家坐一会的。旺财和我同年生，一起光屁股玩泥巴长大的，不幸9岁那年得了“水肿病”，第二年春上就去了。死的时候看起来胖乎乎的，只是阳光下看起来有些发黄的半透明，如同即将吐丝的蚕一样。在旺财娘声嘶力竭的哭声中，旺财爹木然地把他裹进了一个破草席，埋在咱们经常玩的山坡上。虽然对别的坟堆都有一种恐惧感，惟独不惧旺财的坟，我还是常常在那晃悠，坚信他就是变成了鬼，也不会来害我的。

旺财家的房子还是老样，只是掀掉了茅草顶，盖上了新烧的青瓦。空荡荡的屋里杂乱地堆满了家具，旺财的妹妹树梅过了年就要出嫁了。旺财娘显得精神多了，一看见她，我就想起当年她煮个鸡蛋，我和旺财一人一半。

旺财爹特意到乡上买了瓶装的高粱酒，一个劲地劝我多喝。也不知怎的就扯到了鬼故事上，旺财爹一本正经地说：“嘿，你别说这世上啊，还真有鬼。有一年我在邹家坟就碰到过。哎呀妈呀，一声鬼叫把我胆都吓破了。那鬼呀，是个独眼，闭着的时候是黄的，一睁眼，刷，哪都亮了。那一次呀，我都吓的尿裤子了。”

“嘁，才尿裤子？都臭成那个熊样了，跑回来的路上还摔水田里了，一身的泥哟。”旺财娘毫不客气地揭露道。

“邹家坟？”这倒提醒我了，“是不是河对面廖麻子家着火的那天晚上？”

“对呀，可不是咋地，你旺财叔正打点身上的脏东西，三更半夜的，人喧狗吠，我出去一看，嚯，半边天都红了。说是煮猪食的柴火翻了。”旺财娘没完没了地叨叨着。农村人记不住“三巨头”嘛时候死的，但这种火烧房子的事就是100年以后还记得清清楚楚。

“你咋知道？”旺财叔的眼睛都快赶上酒杯大了。

“哈哈，我们那天晚上也遇见鬼了，也在邹家坟。你看见的那鬼就是我。哎呀旺财叔，那天晚上你差点没把我妈，大姑和我给吓死，我们还以为你是鬼了！当时我妈和大姑正在那偷桑叶呢。那手电接触不良，就一鬼火昏黄昏黄的，一拍就亮一下，那可不是鬼睁眼。对了，那么晚了你在那干吗？”一想起以后做噩梦再也不会看见那鬼影，心里一下亮堂了，格外舒畅。

“我。。我在干啥？”旺财叔的黑脸膛也开始泛红，喝了一口酒：“你也记得，那年旺财得了水肿病，兴财树梅也饿得嗷嗷叫，我那天晚上是想去弄点玉米棒子回来。全队上下，也就那地里的玉米棒子没被人动过。哎，我是没办法，没办法呀。“

“要是旺财还，还活着，也该上，上，上大学了。”旺财娘边说边摞起袖子擦眼睛。

“这疯婆子，都快过年了，说，说，说，说这些干啥。”旺财叔的舌头也开始打结，端起酒杯很响亮地一饮而尽。就在他低头夹菜的那一瞬间，我分明看见两粒浊泪无声地滑过他的鼻梁，“啪”地摔在新漆的八仙桌上，溅起一片水花。

高中语文老师的话忽然在耳边响起“白毛女这篇课文讲的就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新社会”和“旧社会”就如同我和旺财玩过的陀螺一样，在我脑子了“呦”的一声就转起来了，我也分不清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还是“新社会把人变成鬼”，高粱酒真上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