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对我一篇帖子里耕牛私养的问题提出质疑，今天特地谈谈耕牛的故事。

我祖父解放前开个小作坊，养两头牛。一解放就充公均贫富，牵走一头，另一头一直养在家里。到了耕田犁地的时候就牵到指定的田间地头，傍晚再牵回来。其实在咱们那个山区，从来就没有过“耕牛公养”之说。即使吃大锅饭的年头，耕牛们也不像主人们那样吃大锅草。原因很简单，耕牛公养在任何一个地方，到时要用了，得牵到很远的地方去，不仅费时，还很危险。黄牛还好一些，水牛就不行了。爬坡下坎，水牛的腿直打颤，黄荆条子抽得屁股哗哗响，牛鼻子都勒出血来了，还是瞪着一对恐惧的牛眼，不肯挪脚。但水牛体力好，水田旱地都用得上，所以基本上都养水牛。

到了养头牛在家也算半个工分的年头，牛就成了家里的一员。每每到了春耕秋播的时候，我得牵着牛到指定的地方等着，按照母亲的吩咐满脸堆笑地讨好用牛的人，希望他不要过分地抽牛。即便如此，下午牵牛回家时，牛屁股上还是布满了纵横的血痕，母亲常常对此黯然落泪。这真是应了“人善被人欺”的说法。

那时节确实不懂事，很难理解牛的重要性。每年生产队里总有那么一两头牛要么老得不能用了，要么摔断了腿，得宰了分肉。场院里大人们都沉着脸，小孩子们则欢天喜地地饶着场子跑。分得巴掌大的一两片肉，揉点盐巴，挂在屋檐下风干，过年的时候就可以撕着那可怜的一丁点肉，慢慢地品尝，那叫一个香。现在倒是天天可以吃牛肉了，却再也尝不出那个味来。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五爷家那头水牛摔断两条腿的事。７，８个小伙子抬着血淋淋的哀号不已的牛，五婆婆两眼通红低着头不断抹着眼泪，跟在后面到生产队的场院去宰牛（那时五爷得了肺痨，成了一个废人）。三个姑姑和勇叔则泪汪汪地站在两三丈高的石壁前，如丧考妣。后来才知道那不仅是每天半个工分的事，年底还得交１００多块“倒找款”，在一年到头见不着钱长嘛样的年头，这１００多块钱最后只能用不多的粮食顶了，第二年春上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家人就得饿肚子了。所以一旦谁家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就和失去了亲人一样，弥漫着悲哀的气氛。

相比之下，每个生产队里倒是设有“公猪圈”，由队长会计之类的老婆孩子照应着，应付每年必须上交多少头肥猪的任务。当然这任务是“mission impossible”，架子猪皮瘦毛长根本养不肥，母猪一窝也只能产两三个崽，所以到了70年左右，“公猪圈”已经名存实亡，私人也可以养猪了。而且只要上交一头猪，自家就可以享用另外一头。不过一直到包产好几年之后，这种硬性的上交任务还落在每家每户。我一直在想，当年那些城里人知不知道他们的农村老大哥老大姐们是怎样勒紧了裤腰带供着他们的。

哎，当年我那些父老乡亲们啊，就象这耕牛一样，忍辱负重，逆来顺受，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汗水。尽管包产到户和改革开放以来，老家也算得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电灯电视，电话也开始普及。不过令人惭愧的是，我现在花天酒地冷暖空调的活着，他们还得挥汗如雨地劳作，何谓“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