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国人站起来了！”的时候，我正在小学四年级，这是我的第二次转校，小二和小三是在国民党学校念的，后来爸爸把我送进当地著名华校——育才小学。

新中国成立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马来亚英殖民政府为镇压马共游击队而宣布“紧急法令”，不少华校学生都偷偷回国。爸爸怕我受到他们的左倾思想影响，华小毕业后，把我送进卫理教会英文中学。我还记得，每当小学同学提起育中老师在课堂叫我的名字时，我总是泪汪汪的，为此，我曾有个长时期不原谅我的父亲，甚至恨他；我也下决心自学华文。

但我对新中国和共产主义并没有任何观念，更说不上什么爱或恨。其实，我爸爸的老板是当地侨领，也是“国大代表”，我在他家里翻阅了不少中日战争的历史资料和图片。什么“八百壮士”、“台儿庄战役”、“谢晋元”、“白宗喜”……；国民党政府被迫迁台后，曾一次在马展览它的新政，孙立人新军和蒋纬国装甲兵团的英姿令我向往，还有它的西瓜和凤梨。

中学时，我参加了香港友联出版社的《中国学生周报》（后因新马先后独立而改为《学生周报》）新马通讯部的活动，毕业后在它的总部（吉隆坡）工作，负责全国学生课余活动。它在五、六十年代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最低限度，给当时华校学生一个不受左倾影响的选择。

后来到香港新亚书院，“流亡”学者在港办的第一个“难民”学院，虽然和台湾没有直接关系，但毕业那一年（1963，文凭最后一年），因为港府只给“文凭”（diploma），一些不愿留读一年而得中文大学学士文凭的学生，教务处暗暗通知他们可以得到台湾发出的学士文凭，不过，需要做个《三民主义》读书报告。我花了几天交了作业，但我离校而又去了美国，至今不知它的下落！

在香港4年唯一和大陆有关的活动，是1961年饥荒逃难，大量难民偷渡来港，我们组织救灾会，一面筹款，一面组队到山上寻找难民，以避免英军抓拿出境。我记得，我们带了香烟、水和干粮，深夜开始在山上呼喊。一天，我和两位同学找到一位姑娘，把她扮成学生，当做游玩回家，提心吊胆地度过几关，终于把她送到深水埗的亲戚家里。这是犯法的，但当时很兴奋，想不到怕；不过现在想起来，倒是心有余悸的

在香港4年唯一和台湾有关的活动，是1962年的毕业旅行，由我领队，侨委会招待，住在北投，参观台大、三军军校、东大等机关；游览阿里山、日月潭、淡水等名胜……。当时，为了照顾想进师范学院的同学，我们以“毕业旅行团”取代“回国观光”四字；侨委会的讲词内容经过几位同学商讨完成；侨委会禁止我们与当地学生接触，但我预先已与东海大学一位美国老师Linda联络好，参观东大后，将与她的学生交流，好在陪同同意到时“失踪”，这是整个旅行的高潮。

记得轮船进入高雄港时，远远就看到“反共抗俄”和“反攻大陆”两幅直挂的巨型标语，让香港来的我们看到有点不习惯；后来在餐厅里更看到墙上或柱上都贴等“提防匪谍”、“保密防谍”“汉贼不两立”等标语。

这些观感在过去几十年在很大方面左右了我对台湾的认识。（2009-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