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非典型肺炎”(又叫SARS -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现在算是肆虐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哪哪都有了惊恐。专家们说了，SARS病毒源于动物，一时间人们又开始对动物过敏起来，家里的宠物有点儿失了宠，饭店里的野味儿也没了迹。接着，还运动了，一场打击贩卖野生动物的运动风风火火地展开了。借着“非典”这当子事儿，让大家暂时忌忌嘴，总不是坏事，一来，人们能够趁机减减肥，二来，林子里的野生动物也能凭白无故地多活一阵子。

中国人的嘴壮，所以，便讲究过嘴瘾。贪吃、好吃是出了名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有口气儿的，没口气儿的，全敢招乎。自己吃了不算，还要他人跟着吃，吃了，拉了，还不算，还要切磋，要上升到理论高度，并冠以文化，神秘兮兮的，透着深奥。说来说去，中国吃文化的精髓就是滋补，吃哪儿补哪儿大概便是概括。

走南闯北的我，当然也被滋补过，还糟蹋了不少补品，不过，能留下些印象的东西并不多。有次去福建的龙栖山自然保护区，主人端上一盘白花花，酷似墨斗鱼的东西，嚼在嘴里还咯哧咯哧的，很有些味道。细问之下，说是叫做天梯，就是猪的上牙膛，北京人称牙花子。敢情，那玩意儿也能吃，咱也趁机补补这张馋嘴，企盼能有个猪一样的好胃口。

到了四川，一大脸盆干煸辣椒端上桌来，辣椒堆里刨来刨去，六副花生米大小的鸡腰子现出了原形。据同去家伙的解释，所谓鸡腰子，就是大个儿公鸡的睾丸蛋子，听罢这话，我开始细嚼慢咽起来，吃着，吃着，浑身上居然有了气汇丹田的感觉，那雄鸡样的精气神儿也开始抖擞了起来。

大学毕业的头一次野外采集，明晃晃的双筒猎枪拿在手里胡乱地摆弄着，要说枪法，只有指东打西的份儿，子弹似乎总比鸟儿跑得慢，正好像儿时的算术题，树上三只鸟，一枪打去，还剩几只？树上没有，地上也没有，统统飞走。你别说，当遇上了呆笨的乌鸦，枪法就准多了，左手一只鸦，右手一只鸦，便是证据。几只乌鸦下锅，腥乎乎的让人有吃了不想再吃的胃口，也难怪当年人家常娥姑娘，乌鸦肉炸酱面吃多了，哭着喊着要奔月呢。至于吃乌鸦补哪儿，就不好说了，看那乌鸦哇哇叫的，没准儿对嗓子有好处吧。

说实在的，滋补，不过是人们为了解馋而营造出的一种借口，为了肚子里的馋虫才是正事儿。小学五年级时，班上有个同学，馋炸带鱼没命，间天儿跟他妈闹着要吃鱼。那年月三毛钱一斤的带鱼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可是有些份量，孩儿他妈几经节省才满足了这孩子的要求。中午放学，他妈厨房炸着鱼，我那同学躺在床上，竟然睡去，老妈不忍叫醒熟睡中的孩子，一盘喷香的炸带鱼随便地放在了床头。不会儿工夫，当老妈再次返回，看到的却是一副惊恐的场面，几条肉粉色的蛔虫正在我那同学的嘴里、鼻孔里蠕动，向着那味道诱人的炸带鱼。要问什么叫馋虫？蛔虫也。

中国人不但好吃，还很好客，有朋自远方来，山珍海味，不亦乐乎。这就有了尼克松国宴上的鸡舌头，克林顿餐桌上的佛跳墙。人家美国总统是领导，领导嘛，当然要有领导的待遇，咱们平头百姓无法比拟。不过，百姓待客，有百姓的实惠。记得当年在北京，单位请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女动物学家。接风宴上，领导特意安排了一道烧鹿鞭。看着盘儿里一片片码放整齐的鹿鞭，那金发碧眼的妞子，吃了，品了，还又问了，这是什么玩意儿，味道甚是好吃。这叫“切成片儿，都有一个眼儿”，领导认真地回应着。走出饭店，那洋妞子饭塞饱了，酒也醒了，竟还是念念忘不掉那好吃的东西。不愧是动物学家，当中国同行告诉她，好吃的东西属于鹿的那玩意儿时，她也就象征性地干呕了两下，算是应个景儿。

现在SARS一闹，大家口罩一戴，弄得鼻子下面一时都少了张嘴，进而闭口不再谈吃了，胡吃，野吃更成了大忌。前两天，我读了曹长青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吃吧，勇敢的中国人！意思是说，祸从口来，这回SARS的凶猛，之所以始于广州，算是对食在广州的报应吧。俗话说，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可在咱中国，什么事要与吃沾了边，最后可能又会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结局。现在，我算开窍了，嘴下留情，不仅能救野生动物的小命儿，同时，也拯救了我们人类自己的性命。您说是这个理儿吧。